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历史上的每场战争中，总会出现某些不平凡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给那些受战争迫害的人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美国教友派的信徒们曾释放了属于自已的奴隶并帮助他们建立了“地下铁路”。在二战期间的欧洲，纳粹分子奥斯卡·辛德勒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营救出1200名犹太人，还有瑞典外交官拉乌尔·沃伦伯格以发放假护照的方式解救了10万多名犹太人。又有谁能忘记吉甫夫人这位奥地利妇女和她的伙伴们曾将小安妮·弗兰克一家藏在阿姆斯特丹城内一幢房屋的顶楼上，以躲避德国人的搜捕。

　　黑暗的年代往往使人们麻木不仁，但是仍有极少数人，出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原因，不顾所有的警告去从事在正常年代中连他们本人都无法相信自已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南京暴行这样一场恐怖中，试图谈论这个如此鲜明而引人注目的话题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有人能做到的话，那么他无疑会将目光集中于一小批美国人和欧洲人身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公然反抗日本侵略者，并且从几乎难以幸免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援救出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这些勇敢的男人和女人们创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里叙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在上海陷落后的几周内，这些人完全自发地决定要在南京市创立一个安全区。1937年11月，法国神甫雅吉洛·德·贝塞热在上海建立了一块中立区域，保护了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之下，流离失所的45万名中国难民。当长老会牧师普鲁默·米尔斯听说贝塞热的举动之后，他向朋友们提议在南京筹建一个同样的区域。米尔斯和其他24个人(主要是美国人，也有德国人、荷兰人、苏联人，以及中国人)最终确定将南京市中心稍稍偏西的一块地方划为安全区。安全区内座落着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和许多中国政府建的大楼。委员会建立这个安全区，是企图为战火纷飞中的中国平民提供安全保护。起初，他们打算在南京顺利安全地被日本人接管控制后的几天或几周内关闭安全区。

　　最初这个计划并未被各方所接受，日本人断然拒绝承认该计划。许多人包括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的朋友、家人，以及不少中国人、日本人和西方官员都不停地劝说他们为保命放弃这个计划，立即逃走。

　　12月初，美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坚决要求安全区领导人随同外交官、新闻记者和中外难民一道，搭乘美国炮艇“帕奈”号沿长江撤离南京。但安全区领导人婉言谢绝了这个请求。“帕奈”号上的外交官们无可奈何中于1937年12月9日启程，把安全区这些外国人留在南京，听由命运安排。

　　造化作弄人，后来“帕奈”号炮艇却遭到了日本空军的炮弹轰炸和机关枪扫射。12月12日下午，日本飞行员在事先没有提出警告的情况下炸沉了该舰，致使两人死亡和大部分人受伤，此后日机在该地区上空反复盘旋，好像是要把藏在河岸芦苇灌木丛里的幸存者消灭干净。这次袭击的原因尚未查清。稍后日方曾宣称，由于日本飞行员在残酷的战斗中丧失了冷静清醒的判断力，而且烟雾弥漫妨碍了他们的视线，没有看到“帕奈”号上的美国国旗。但是事实证明，日方所言纯属子虚乌有。(不仅投弹轰炸的这天晴朗无云，而且日本飞行员还接到了轰炸“帕奈”号的明确命令，只不过在经过激烈的反对和争辩无效后，飞行员们不情愿地执行了该命令。)现在有人猜测这次轰炸是日方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想看看美国人的反应如何。同时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日本国内政治受军部控制的结果。可是无论这次袭击的背景如何，与“帕奈”号相比，相对于留下来的外国人而言，南京市无疑会是一个更安全的场所。

　　由于日机狂袭滥炸和日军逼迫南京市郊，使得大量无家可归的人作为首批难民率先进入南京国际安全区。一时间安全区内人满为患，据说在没有安置新的住所之前，许多人连续几天无法入睡，只得站着等待天明。一旦南京陷落，安全区必须给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住所。随后的6星期里，安全区委员会不得不想办法为这些难民提供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食物、住所和医院保障。委员会成员们还要提防难民们受到身体伤害。通常这种情况需要他们当场调停，以阻止日本军队进行一些威胁恐吓性质的行动。从始至终，委员会成员们都自觉地把这些暴行记录下来，并向全世界传播。通过此种方式，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以其亲眼目睹的事实为依据的文字记录。

　　20多个外国人在5万名日本军队蹂躏之下的南京城内，殚精竭虑、尽可能地为中国人做着每一件事情，这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请记住，他们的职业是传教士、医生、教授和行政官员——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军官。他们的生活曾经一度是与世无争和悠闲的。“我们并不富裕，”当时有一位妇女说，“但是一点儿外币在中国就能办许多事情。”他们中许多人住在豪华的宅第中，有成群的仆人前呼后拥听候使唤。

　　10年前南京的一个事件，使许多人持这样一种奇怪的看法，中国人比日本人麻烦更多。1927年在南京的外国人是否还记得在国民军进人南京期间，他们对外国人大开杀戒，并且还围攻了一群外国人，包括住在山丘上一幢房子里的美国领事及其夫人。(“他们会杀害我们吗?”一位妇女记述了那段恐怖的日子。”他们会像在庚子年间的义和团那样折磨我们吗?他们会下手更狠吗?会在我们的面前折磨孩子们吗?我不敢想象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女人做些什么。”)的确，1937年大屠杀时，一位外国的目击者承认：“我们更主要的是准备对付溃兵的暴行，特别是从下关来的部队，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可能来自日本人的暴行。相反，我们希望随着日本人的出现，和平、安宁和繁荣的局面将得以恢复。”

　　在此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英勇行动是如此之多(他们的日记长达数千页)，以至于在这里无法叙述他们的所有事迹。基于这个原因，在记述整个安全区委员会的功绩之前，我决定先专门谈谈3个人的活动——一名德国商人，一名美国外科医生及一名美国传教士。从表面上看来，他们实在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人。

  

　　拉贝其人——“中国的辛德勒”

　　也许在南京暴行这段历史中脱颖而出而又最富吸引力的人物就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一位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传奇首领，他保全了成千上万个中国人的性命。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一名德国公民——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从1996年开始，我对约翰·拉贝的生平进行了一番调查，并最终发现了拉贝和其他纳粹党人在暴行期间保存下来的数千页日记。这些日记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约翰·拉贝是“中国的奥斯卡·辛德勒”。

　　在南京暴行之前，拉贝曾过着游历甚广而相对宁静的生活。他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是一位船长的儿子。在汉堡学徒期满后，拉贝到非洲工作了几年，于1908年来到中国，成为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雇员。1937年，他调至南京办事处，向中国政府出售电话和电器设备。他头顶光秃，戴着眼镜，经常穿着一身保守的西装，搭配蝶形领结，看起来是南京城里一名典型的中年西方男人。不久他成为德国国社党在南京的主要人物，同时管理他自己的一所包括小学生和中学生的一所德国学校。

　　几年后，拉贝变为纳粹主义的一个忠诚的支持者，并成为纳粹党在南京的代理负责人。1938年，他告诉德国听众：“我不但相信我们政治制度的正确无误，而且作为国社党的一个组织者，我百分之百地支持拥护这种制度。”

　　几十年后，拉贝的外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坚持认为，拉贝主要是把纳粹党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并不支持它在德国境内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种看法是确切的。拉贝在南京参观各个部门期间，一再用社会主义术语概述他的纳粹哲学：“我们是为工作而战的人，我们是工人的政府，我们是工人的朋友，危急关头我们将决不会脱离工人一边。”

　　当他的大多数德国同事早在日本军队到达南京之前，就听从朋友和使馆官员的劝告启程离开中国的时候，拉贝选择了留下，并不久就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即使在日本使馆官员召见他，并强烈要求他离开的情况下，拉贝依然坚持留下。南京陷落期间，受上司派遣去保护拉贝的日军少佐冈问他：“你究竟为什么要留下来?为什么你要卷入我们的军务呢?这些事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在这里又不曾失去任何东西!”

　　拉贝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冈少佐道：“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0多年，我的儿孙们都在这里出生，而且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快乐，事业也很成功。我始终受到中国人的礼遇，即使战争期间也不例外。如果我在日本也居留30年，并同样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礼待，那么你尽可相信，当遇到像现在中国所面临的这种紧急关头的时候，我也绝不会离开日本人民的。”

　　这个回答使尊奉效忠观念的日军少佐消除了疑虑，心悦诚服。“他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军国主义的义务，并且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走了，”拉贝记下了这件事情。

　　但是拉贝之所以不走，还有一个更为个人的原因——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中国雇员的安全。他们是西门子公司一批能干的机械师，他们养护着南京市主要电力厂的涡轮机，各部门的电话系统和时钟，警察局和银行的警报器，以及中央医院的一台巨大的X光机。“那时我有一种预感”，拉贝写道，“——但是到现在我才知道——如果我离开他们的话，他们所有的人即使不死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那一年，拉贝在南京躲过了无数次空袭，他常常是躲在一个加着几块厚木板的防空洞里。衣服也不够，尤其是在9月底左右，拉贝错误地将其全部衣物寄存在运送德国人离开南京的“库特沃”号轮船上保管以后。“库特沃”号轮船一抵达汉口，就卸下了所有无人提取的行李，只留给了拉贝两套衣物，其中的一套他给了一个中国难民，他觉得这个难民比自己更需要衣服。

　　但是他最紧要的忧虑不是个人的安全和幸福，而是建立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安全区内杜绝所有军事行动，但是日本军队拒绝承认安全区为中立地带，随即委员会发现，将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的军队撤出安全区是不可能的——尤其因为唐生智自己的别墅也座落在该区域内。当中国军队不但拒绝撤离安全区，而且在该区域内的街道上架起了高射炮的时候，对拉贝来讲最后一个细微的机会出现了。他忍无可忍，以辞去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一职和告知外界其中的原因相威胁，要求唐生智立刻从安全区内撤退。“他们向我许诺将尊重我们的愿望，”拉贝说，“但是履行诺言花的时间太长了一点。”

　　拉贝觉得有向更高当局请求帮助的必要。11月25日，他发电报给阿道夫·希特勒，请求元首“善意地从中调停，中立区是为那些没有参战的人们建立的，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拉贝也发电报给他的朋友、总参议克里贝尔先生“请真诚地支持我对元首的请求……否则的话，将酿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希特勒万岁!拉贝—西门子公司代表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希将勒和克里贝尔都没有答复，但是拉贝很快注意到日本在南京的轰炸方式有所改变。他发电报之前，日机在南京城内狂轰滥炸;以后他们只进攻军事目标，像军事学校、临时机场和兵工厂、军火库等。拉贝写道：“这……就是我发电报的目的，它在我的美国同事身上留下了十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

　　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危机的临近，拉贝的胜利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最初拉贝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将安全区内的空房留给南京最贫穷的市民专用。为了避免人们成群涌入，委员会在市内到处贴海报，力劝难民们从朋友那里租房子。可是如此之多的人流涌进了面积为2.5平方英里的安全区，拉贝马上发现，甚至比曾经预想的最坏情况还要多出5万人。难民们不仅塞满了屋子，而且也拥到草地上，战壕里和防空洞内。整家整家人露宿街头，还有数百个茅草屋极为迅速地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建起来了。在南京陷落之前，安全区——它的边界用白色的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是一个群集了25万难民的“人类的蜂窝”。

　　不久卫生设施成为另一个可怕的问题。临时茅屋里的污物——尤其是厕所的——这些都激怒了拉贝，他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说，使西门子基地的难民中心变得秩序井然。以后当拉贝视察西门子难民基地时，他发现不但厕所环境良好，而且中心的每一堵墙都得到了修缮。“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漂亮的新砖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我发现该地区内许多新一些的建筑物都比以前矮多了。”

　　食品的短缺是令安全区领导人最为头疼的间题。12月初，南京市长送给国际安全区委员会3万石(或2万石)大米和1万袋面粉，供给难民作为粮食。但是这批食物贮藏在城外，委员会缺少必要的卡车把它们运进安全区。中国军队已经征用了该地区内大部分运输工具将2万人和5千箱北京故宫珍宝运离南京;绝望的市民和个别士兵偷走了几乎所有遗留之物。对于拉贝和其他外国人来讲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他们驾着自己的汽车，疯狂地在南京城内穿梭，尽可能地多将一些大米运进安全区。当日军炮击南京时，这些外国人仍继续运送;有一个卡车司机恰恰被流弹片击中了一只眼睛，最后安全区领导人只获得了整个粮食总数的一部分——1万石大米和1000袋面粉——但是这些粮食确实使安全区的许多难民免于饿死。

　　12月9日，委员会觉察到了即将来临的可怕形势，力图以磋商达成3天的停火(参阅第3章)，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和平地撤出。然而，蒋介石反对停火，导致第二天日军开始对南京实施了一场猛烈的炮击。12月12日，委员会再一次与中国军队方面接洽协商，要求守城部队投降，但是这个计划再次失败。

　　从那个时候起，拉贝就无能为力了。只好坐视不可避免的灾祸的到来。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记录着事态的变化。12月12日下午6时30分，他写道：“紫金山上的炮火不停地轰鸣着——山的四周都处在电闪雷鸣之中。骤然间，整座山置身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被点着了。”当时拉贝想起了一句预示着南京恶运的中国古语：“紫金焚则金陵灭。”

　　晚8时，拉贝看见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接着他听到有人疯狂地敲着两房院门：一些中国妇女和儿童哀求着放她们进来，有些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院子里的难民挤满了防空洞，有人甚至躲避到巨幅的德国国旗下面，旗子是拉贝为了防止日本轰炸他的房子面悬挂的。越来越大的哭叫声和敲门声搞得拉贝心神不定。他迅速地打开大门，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黑夜漫长难熬，但是人声嘈杂，噪音只是一个劲儿加强。拉贝被激怒了，他戴上一顶钢盔，在院子里的人群之间来回穿梭，喊叫着让每个人都静下来。

　　晚11时30分，拉贝接待了一名意外的来客。他是拉贝在纳粹党的同事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35岁左右，为德国克鲁维茨工程公司工作。这个高高的、金发碧眼的工程师本来是到中国来监督一个大型钢铁工厂的构建的，但是却发现自己像拉贝一样，已经陷了南京的疯狂时期中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任命他为财务总管。

　　克勒格尔中途来释访拉贝，告诉他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武器和各种军用物资。甚至有人愿意出售一辆公共汽车，出价20美元。

　　“你说会有人买这辆车吗?”克勒格尔问。

　　“可是，克勒格尔，他们又怎么买呢?”拉贝回答。

　　克勒格尔接着说：“我已和他约好，让他明早到我的办公室来。”

　　最后，环绕房子周围的嘈杂声开始变小了。精疲力尽的拉贝，已经有两天不曾挤得出时间换衣服了，向后一仰便躺在了床上，在他所得知和热爱着的周围的文明世界即将倒塌崩溃之时，竭力松弛着自己的神经。他知道交通部大楼已全部被焚毁，这个城市随时都会陷落。拉贝恢复着自已的信心，相信从这以后事态只会变将越来越乐观，而不是越来越坏。他的一个中国同事曾经告诉他：“你不用害怕日本人。他们一接管这个城市，和平和秩序就将恢复——通向上海的铁路干线将很快重建，商店将会恢复他们的正常营业。”入睡前拉贝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感谢上帝，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拉贝被另一次空袭惊醒。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撤离了南京，当时刚刚早上5点，于是他又躺下了。像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人一样，拉贝已经被空袭整得疲惫不堪，以至于轰炸再也不能打扰他了。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拉贝仔细察看了全城被毁坏的情况。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大量中国人的尸体，他们中的许多市民是被从后面射来的枪弹击中的。他目睹一队日本士兵排队前进，进入一间德国人开的咖啡馆。当拉贝指着房上悬挂的德国国旗，指责他们的强盗行径时，一个操着英语的日本士兵高声说：“我们正挨饿呢!如果你要报怨的话，去日本大使馆好了。他们会付账的!”这些日本士兵还告诉拉贝，他们的军需物资供应队还未到达，即使到了他们也不指望从供应队那里获得任何给养。后来拉贝得知那些士兵洗劫了咖啡屋，然后放火烧了房子。

　　更糟糕的在后头。从远处，拉贝看见日本军队正在从南京的南部向北边挺进，以占领其余的地区。为了避免遇上他们，拉贝立刻驱车向北赶往南京的主要街道中山路，他将车停在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外。中国医护人员已逃离了医院，伤亡人员躺得到处都是——躺满了屋子、走廊，甚至挡住了医院的出口。

　　那一天拉贝还遇上了一批中国溃兵，这些饥饿和疲惫的散兵们无法渡过长江撤退以求保命。开车经过山西路环岛时，他碰到了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他们荷枪实弹，正沿着日本军队推进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这时，拉贝有了一种突然的“人道主义冲动”，这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拉贝提醒他们日军正从南部朝这里推进，建议他们放下手中的机关枪，加入到安全区的难民中来。经过短时间的商量，他们同意随拉贝进入安全区。

　　同样地，当数百名中国士兵发现白己陷在城市北部，无法渡江撤退时，许多人闯入了安全区，请求欧美管理者们救命。安全区委员会成员们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帮助他们。毕竟他们创立这个安全区是作为平民的避难所，而不是收容士兵的。委员会试图与日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以解决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但只是在汉中路遇见了一名日本上尉。

　　委员会最终被士兵们的处境所打动，在他们的恳求下让步了。像拉贝一样，委员会成员告诉这些士兵，如果放下手中的武器，日本人会仁慈地对待他们。然后他们协助士兵们解除了武装，井将他们安置在中立区内不同的房子里，在混乱中，许多中国士兵脱下军装，混在安全区的难民之中。

　　第二天，约翰·拉贝写了一封长信给日军指挥官，解释说明当前的情况。他恳请日本人宽恕这些中国士兵，并根据公认的战争法律规定，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对待他们。使拉贝大为欣慰的是，一名日本军官向他许诺，这些中国士兵将免于一死。

　　但是当日本人违背诺言，把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士兵拖出去杀害时，拉贝的这种慰藉变成了恐怖。如果拉贝还寄希望于日本人不能从成千上万的难民中找出那些士兵来，那他就是大错而特错了。日本人通过翻查手，几乎把每一个士兵都挑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每天使用枪支会在士兵手指的某个部位留下茧子。他们还检查每个人的肩膀上是否有扛过枪的痕迹，前额和头发下面是否有戴过军帽的压痕，甚至还检查脚上是否有因数月行军而起的水泡。

　　12月14日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委员会获知日本人已经把捕捉到的1300人聚集到总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准备枪杀他们。“我们知道确有一些原中国士兵在难民当中，但是拉贝那天下午曾经从一个日本军官那里得到许诺，这些士兵将免于一死。”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乔怡·菲奇在其日记中写到这一事件。“现在看来再明显不过了，日本人要干什么。这些人被排列两行，以100个左右为一队用绳子紧系在一起，由上了刺刀的士兵看押着;那些戴着帽子的人被士兵粗鲁地扯下帽子摔到地上——然后，借助于照明灯的光亮，我们看着他们走向了死亡。”

　　后来，拉贝提到他在安全区收留中国士兵的决定时，这样写道：“难道我没有权利那样做吗?我那样处理不对吗?”

　　随后的几天中，拉贝无能为力地看着日军从安全区拖走成千的中国士兵进行杀戮。日军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他们凑巧在手指上、前额上、脚上有茧子或疤痕——这些人包括拉黄包车的苦力、手工劳动者和一些警官。后来，拉贝亲眼目睹了南京的一个佛教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从一个池塘里拖出了120具尸体(在以后的一份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几个池塘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均填满了尸体。)

　　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和纳粹党南京地区负责人，拉贝的这种地位对日本权力机关而言确实还是有一定份量的，他给日本大使馆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最初他总是压制自己的愤怒，每次在信中均使用礼貌的语气，因为身为德国公民和纳粹党领导人，他觉得有义务维持德日两国大使馆间的关系。他让委员会中的美国成员把他们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信给他看看、这样他就可以给这些信“加进一些甜言蜜语”。在他对日本大使进行私人拜访时，拉贝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态度。

　　日本外交官必然也以亲切的微笑和官场上的礼仪来处理拉贝的信件，接待他的来访。但拉贝最终总是得到千篇一律的回答：“我们将会通知军部。”过了一些天，每天都有令人无法容忍的新的暴行出现，拉贝给日本大使信的信中语气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了，言语中加重了对暴行的愤怒：

　　当时留在南京的27个西方人以及中国居民都被你军在12月14日进行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所震惊了!

　　不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入口处，我们没有看见一个日本巡逻哨。

　　昨天，而且是在大白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神学院的大厅里，日军士兵当着许多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面，强奸了数名妇女。我们22个西方人不能养活20万中国平民，也不帮你们白天黑夜地保护他们。这是日本当局的职责。如果你们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我们能够帮助养活他们!

　　假如目前这种恐怖局面持续下去的话，很快连工人也找不到，基本的服务根本无法进行。

　　渐渐地，拉贝和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开始理解日本外交官答复的真实含义——下令进行屠杀的是军方，大使馆也无能为力。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德康跟拉贝谈了很多，他说：“日本军队想尽量地破坏这座城市，但我们大使馆，将竭力阻止他们。”在南京被疯狂蹂躏期间，一些日本大使馆官员确实曾建议国际委员会直接向日本国内寻求公众舆论的支持，以迫使日本政府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另外一名使馆官员却竭力劝阻拉贝保持沉默，并警告他说：“一旦你对新闻记者说了什么坏话，整个日本军队都会对我群起而攻。”

　　到后来，日本盟国官员的身份成了拉贝最后一张护身符，他做了现在想起来令人十分害怕的事情：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游荡，打算以个人力量去阻止暴行的发生。

　　无论何时拉贝开车往来于南京城中时，不时会有男人跳出来拦住车子，请求拉贝去制止一场正在进行的强暴——通常受害人是该男子的姐妹、妻子或女儿。于是拉贝就让他上车一起赶往出事地点。一到那儿，他就将日本兵从受害者身边赶跑，有一次他甚至亲自拉起一个正趴在一名年轻姑娘身上的日本兵。他知道这些行动是非常危险的(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写道：“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我的袖章。”)，但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的正义之举——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

　　拉贝在1938年1月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有位母亲跪在我面前，大声哭叫着恳求我，去营救她年轻漂亮的女儿。一进(房子)，我就看见一个全身裸露的日本兵正压在那年轻姑娘的身上，那女于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我对那蠢猪喊叫着，用各种他能听懂的语言嚷着，‘新年快乐!’他只好灰溜溜地光着身子跑了，手里还拎着自己的裤子。”

　　拉贝被南京城内的暴行惊呆了。在街道上他看见许多具妇女的尸体横陈在被烧焦的房屋废墟边上，她们都是被强奸以后惨遭杀害的。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写道：“3到10个一群的日本士兵开始沿街搜索，掠夺各种可以被偷走的东西。”

　　他们不停地对妇女和姑娘们施以残暴，并随心所欲地杀死任何人，包括表示反抗，试图逃跑，以及碰巧是在不适当的场合、不恰当的时间出现的人。上至年过七旬的老媪，下至不到8岁的幼女，都很难逃脱被奸污的恶运，事后日本兵还以最野蛮的方法，对她们施以毒打或残害。我们发现有些妇女的尸体躺在碎啤酒瓶上，还有的被竹竿刺破了身体。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受害者的惨状——甚至与其中一些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交谈，最后是我把她们的尸体送到了鼓楼医院的停尸房。所以，我个人确信，所有这些报告谈到的都是事实。

　　在拉贝走在这座他深爱着的城市的废墟之时，他看见几乎在每一条街角处，都贴着漂亮的日本海报。上面写着：“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拉贝从决定救助中国难民之后，就竭尽所能地收容中国人，他把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变为西门子公司雇员及其家属的避难所，还把许多中国妇女藏在后院矮小简陋的茅屋中。为防止她们遭受日本流氓的伤害，拉贝专门建立了一套警报系统。只要有日本兵翻过院墙，妇女们就会吹响口笛招呼拉贝冲到院内将他们赶走，这种情况太频繁了，以至于拉贝晚上几乎不敢离开家，唯恐日本兵会趁他不在的时候闯进来，对那些可怜的妇女恣意施暴。他不断地向日本军官控诉这些暴行，但都仿佛是泥牛入海，那些人根本置之不理。有一天拉贝抓住一个正在后院茅舍里强奸妇女的日本兵后，把他交给他的上司处理，可那日本军官也只不过搧了这个流氓一记耳光而已，再没有别的惩罚。

　　情况很糟糕，拉贝失望极了——因为他和其他20几个人只能有限地保护成千上万左右的市民免遭5万多日军的伤害——不过他并没有表示出来。他知道，最关键的是不能让日本人觉察到他们有丝毫的软弱，并且要以“一种不可一世，专制的姿态和力量”击溃对方。

　　值得庆幸的是，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使许多日本兵在准备更为残酷的伤害中国难民时有所顾虑——起码是在他面前，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乔治·菲奇写道：“一旦他们中的任何人提出抗议，〔拉贝〕就把他的纳悴袖章伸过去，还拿着自己的纳粹勋章，并且是国家最高勋章，问他们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这样做总是很管用!”日本兵似乎非常尊敬——有些时候甚至害怕——南京的纳粹。当日本兵毫不犹豫地毒打美国人，用刺刀袭击他们，甚至将一名美国传教士顺着一段楼梯推下去之时，他们对待拉贝及其同胞们却表现出相当的克制。有一次，4名日本兵正在干着强奸、抢劫的勾当，当斯珀林的纳粹袖章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尖叫着“德国人!德国人!”逃跑了。还有一次，正是纳粹袖章救了拉贝的命。一天晚上，一群日本兵闯入他的住所，拉贝打着手电筒迎了上去，其中一名士兵掏出手枪，准备射击，可当他意识到“朝一个德国人开枪会惹出乱子时”，便住手了。

　　如果说日本人对拉贝怀着某种敬畏的心情，那么中国难民们则是深深地敬爱着他。对他们来说，拉贝是将他们的女儿从纵欲狂的魔掌中、将他们的儿子从机关枪枪口下解救出来的恩人。拉贝在安全区营地出现时，会引发人们一阵阵的欢呼声。有一次他到安全区去，上千名中国妇女哭喊着扑倒在他面前，请求拉贝保护她们，她们声称，宁愿就地自杀也不愿离开安全区遭受日本兵的奸污和折磨。

　　拉贝不断地给处于恐怖状态的难民们打气，使他们保存活下去的愿望。每当住在院子里的女难民生产，他就会为新生儿举办小型生日庆祝会。每个新生儿都收到一份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正如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所言——“在中国女孩没有男孩值钱。”)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当男该子出生时，便取名叫拉贝;如果是女孩子呢，就用他妻子的名字，叫多拉。

　　拉贝的胆识和慷慨最终赢得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甚至包括那些从根本上反对纳粹主义的人。乔治·非奇写信给她的朋友们说，他简直也“想戴纳粹徽章了”，以与拉贝和在南京的其他德国人保持友谊。甚至连罗伯特·威尔逊大夫，这位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的人，也在给家人的信中赞扬拉贝说：“他在纳粹圈子里很突出，通过在过去几周里与他的密切接触，我发现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有着一顺充满仁爱的心，很难将他的人格与他对‘德国元首’的尊崇结合起来。”

  

　　南京城唯一的外科医生

　　南京城的外科医生都撤离了南京，只有罗伯特·威尔逊先生留了下来，这并不奇怪，他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童年时代，南京在他心目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1904年，罗伯特·威尔逊生于南京一个基督教美以美教派家庭，这家人曾在南京建立了许多教育机构。他的叔叔约翰·弗格森创立了金陵大学。他的父亲被任命为该城牧师，也是中学教师，而他的母亲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希腊学者，能流利地讲好几国语言，她在南京城中为传教士子女开办了一所学校。十几岁时，罗伯教·威尔逊跟着珀尔·巴克(中文名赛珍珠——编注)学几何，赛珍珠后来因写了一部中国题材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威尔逊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并展示出非凡的才华。在17岁时，他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大学毕业后，他在康涅狄克州的一所高级中学教了两年拉丁文和数学，后又进入哈佛医学院深造，此后便在纽约圣卢克医院作见习医生，在这里他与一位护士长相爱并结婚。威尔逊不愿在美国继续发展，他认定自己的未来应该在故乡南京，于是便携带新婚妻子于1935年回到中国，在金陵大学医院行医。

　　最初的两年生活对威尔逊一家来说也许是最为美妙和惬意的。生活节奏舒缓而令人陶醉——他们与其他传教士夫妇共餐，参加外国使馆举办的高雅的茶话会和招待会，在配有私人厨师和仆役的乡间别墅聚会。晚上他阅读中国古文，并在一位私人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以提高中文水平。每星期三下午休息时，他便去打网球。有时他和妻子一起去湖边，在小船上用餐，驾船漂流在盛开着红色荷花的水巷之间，呼吸着沁人心脾的芳香空气。

　　然而战争无情地永远击碎了威尔逊一家在南京的安闲宁静的生活。七月，卢沟桥事件之后，为防止日本人用毒气袭击，南京城里人人都戴着用化学溶剂和多层棉纱布做的防毒面具。威尔逊赶在1938年8月日本人开始轰炸这座古都之前，把妻子马乔里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伊丽莎白送上了一艘炮艇，她们安全抵达枯岭(在庐山上—编注)。可他担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自己的妻女都会被饿死，因此威尔逊执意要求她们母女俩返回美国。威尔逊夫人顺从了丈夫的意愿，回到纽约后，在圣卢克医院工作，她的母亲帮忙照看着孩子，毋庸置疑，威尔逊大夫本人留在了南京。大约60年后，他的妻子回忆说：“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中国人民是他的同胞。”

　　那年秋天，为了解除孤独，威尔逊搬到赛珍珠的前夫洛辛·巴克的家中。不久这里便挤满了他的朋友：外科医生理查德·布雷迪，基督教联合会传教士詹姆斯·麦卡勒姆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像威尔逊一样，其中有许多人已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送出了南京。

　　病人较少的时候，威尔逊经常给家人写信。许多信中详细描述了死于日机轰炸的牺牲者的惨状，其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例如记叙一个背部被弹片击中的女孩子蜷缩在那里，她的臀部被炸裂了。他从战争伤亡人员身上取出的弹片和子弹数目不断增加——他以讽刺的语气写道，这足够在战争结束之前开“一个相当大的博物馆了”。

　　尽管他知道日本人不会由于轰炸医院而深感良心不安，但威尔逊继续去上班。9月25日，南京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日本人向中央医院和卫生部投下两枚重达1000磅的炸弹，虽然其中一幢建筑物顶上竖立着明显的大红十字标志，但同样难逃厄运。这些炸弹在距离100名医生及护士藏身的防空洞仅有50英尺左右的地方爆炸。

　　在医院里，威尔逊尽一切可能将遭受日军空袭的危险降至最低点。他们在窗户上挂了厚厚的黑色窗帘，遮挡房间里的灯光，以免被日军飞行员发现。但是全城到处流传着间谍们散在的谣言，说威尔逊他们在夜里用红色和绿色信号灯把最主要的目标指示给日军飞行员。在一次空袭中，一个陌生人潜入了医院，手拿一个红色遮掩着的手电筒，而不是用绿色或黑色，当他企图打开为防止煤气进入而已经被紧紧地封闭着的窗户时，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而当他向一名受伤的中国飞行员询问有关飞行高度和中国轰炸机的射程等一系列不同寻常的问题时，更令人十分怀疑。

　　随着秋天的临近，威尔逊感觉到自己已经是极为劳累过度了。然而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治疗——不仅有被日本人炸伤的平民百姓，而且有从上海撤下来的伤兵。从上海到芜湖之间的医院里，住着大约10万名中国伤兵。一列又一列满载伤兵的火车将他们送到南京北郊的下关车站。有些人就躺在车站的地上死去，而其他人则踉踉跄跄漫无目的地走在南京城中。一些伤病痊愈的士兵重返前线，而那些折了胳膊或断了腿的终身残废者则只能揣着领到的两美元抚恤金及一纸送伍文书，被遣散回家了。对大多数士兵而言，故乡是遥远的。很少有人能有充足的财力和体力返回家乡。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被长官丢弃不管，在上海-南京一带地区无依无靠——他们或是失明，或是跛足，或是因受伤和感染而腐烂——最终沦为乞丐沿街乞讨。

　　随着局势的恶化，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减少了。中国医生和护士们加入了成千上万南京居民向西迁移的行列，逃离南京，威尔逊竭力劝阻他的同事们要留下来，并坚持认为，南京陷落以后在戒严法的保护之下，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危险。然而最终他未能说服他们。到12月的第一个周末，金陵大学医院里仅剩下3名医生：罗伯特·威尔赴，C·S·特里默和一名中国医生。城中的另一位美国外科医生理查德·布雷迪也因他的小女儿在枯岭病重而离开南京，这样威尔逊就成为唯一的一位每小时都要做一例截肢手术的外科医生。“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他在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是这座被战争破坏的大城市中唯一的外科医生。”

　　第二天，当日军士兵沿街闲逛时，威尔逊差一点儿丢了性命。那天下午，他决定给一位眼睛被严重炸伤的病人施行艰难而精巧的手术。为了保全另一只眼睛，威尔逊不得不将那只眼睛里的残余部分清除掉。可眼球刚刚取出一半时，一发炮弹在距威尔逊50码的地方爆炸了，弹片击碎窗户，洒得满屋子都是。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威尔逊注意到护士们“都无一例外地剧烈颤抖着”，并且她们都想知道是否有必要把手术继续下去。“很显然是什么都做不了了，”威尔逊写道，“但是我想任何眼睛都不会那么快就能取出来。”

　　到12月13日黄昏时分，日本人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座古都。威尔逊看到全城到处都飘着日本旗;第二天，日军开始接管城里的医院。他们闯入中国军队的主要医院——位于外交部内，并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管理，这些人自己组织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将几百名中国士兵困在其中。日本人禁止医生们进入医院或者给伤兵们送食物，这些伤兵后来都被押出去有计划地枪杀了。日本人以此种方式控制了4所红十字会医院中的3所，国际委员会把全部精力集中投入到金陵大学医院。

　　在南京被占领的最初几天里，威尔逊亲眼目睹了日本士兵烧杀抢掠的行径。他眼看着日军洗劫了金陵大学医院，为不能阻止这些强盗行为而倍感失望，只能在心里暗暗地瞄准一个试图偷一名护士的相机的日本兵“飞起一脚”。他还看见一些士兵在街上烧一堆乐器，因此极想知道他们对财物的这种破坏是否是日本人企图在此之后迫使南京人购买日货的一个阴谋。

　　威尔逊甚至目睹了日本兵对他自己住所的洗劫。当他冒险去查看家中被毁坏的情形时，恰巧看到3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兵正在抢劫。他们已经闯上了顶楼，打开一个大箱子，并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倾倒在地上。威尔逊进去时，正有一个士兵在看显微镜。他们3个一见到他便顺着楼梯跑出门去了。“最大的侮辱发生在二楼。一个日本兵在卫生间离马桶不到一英尺的地板上留下他的“名片”(作者讽刺日本兵以随地大小便而留下的粪便作为“名片”—编注)，”威尔逊写道，“这个日本兵还把一条挂在房间里的干净毛巾盖在了上面。”

　　但是没有什么抢劫能够与他在城里目睹的强奸和杀人相比。甚至就连威尔逊这样已被战争折磨得近乎于麻木的外科医生，也为残酷野蛮罪行之登峰造极所震惊。

　　12月15日：对平民百姓的屠杀骇人听闻。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奸和兽行我可以一口气写上好几页。

　　12月18日：今天是以现代版但丁地狱篇的第六天，这个篇章是用带着鲜血和暴行的大写字母写就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和强奸数以千计。残暴、贪欲和兽行看起来似乎漫无止境。起初我尽力对日本人表示友好以避免招惹他们发怒，但是我的笑容逐渐地消失了，我的目光也完全像他们一般冷漠呆滞。

　　12月19日：穷人们的所有食物均被偷走了，他们处于一种极为恐怖、歇斯底里的惊惧状态中。这种局面何时才能停止!圣诞节前夜：今天他们告知我们还有两万名中国士兵仍在安全区(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弄到这些数据)，他们要把这些人全部找出来并全部杀掉。那也就是反映这座城市里18-50岁之间的每一名健壮男子。究竟他们能如何重新面对世人呢?

　　到年底时他回信里带有宿命论的语气。“唯一的安慰是情况不可能更糟糕了，”他在12月30日写道，“杀到无人可杀时他们就不能再杀了。”

　　威尔逊和其他人时常看见日本人将中国士兵聚集在一起枪杀，并将尸体填满了肮脏的防空洞，而这洞也兼作了平民的墓穴。威尔逊听说，许多中国人被杀并非由于他们对日军构成什么威胁，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有着实际用途。南京陷落之后，很多由中国人建造的用作坦克陷坑的一大串壕沟都被日本人用死伤士兵的尸休填平。当日军找不到足够的士兵尸体填沟以使坦克通过时，他们便枪杀附近的居民，并把他们扔进壕沟。告诉威尔逊这些见闻的一位目击者借了一架相机把这些情景拍成照片以证实他所说的话。

　　威尔逊无力阻止这些残杀。他遇到的日本人经常不停地故意引人注目地摆弄手里的武器——将子弹上膛或者退出子弹——为了恐吓他和其他外国人。威尔逊预感到随时都有可能从背后遭到枪击。

　　威尔逊在南京目睹的最恶劣的情景之一——他的余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情景——一大帮人在街上集体强奸一群十几岁的少女。日本兵把这些15至18岁的年轻女子排列成行，就在地上强奸了她们，一个接着一个，有整整一个团的士兵。有的女孩因大量出血致死，而其他女孩则在事后马上自杀了。

　　医院里的情景甚至比大街上的更令人触目惊心。威尔逊所看到的令他痛彻心肺，一些妇女因腹部撕裂被送进急救室。一些男子被烧得面目全非，那些日本兵企图活活烧死他们，还有大量其他的惨事，他几乎没有时间记录下来。他告诉妻子他将永远不会忘记一位脑袋几乎被砍了下来，只靠一个支撑点连接在脖子上摇摇欲坠的妇女。“今天早晨又来了一名妇女，她的处境悲惨之极，她的经历恐怖之极。”一位医院的志愿者于1938年1月3日记下了这名妇女的情况。

　　她是被日本兵带到他们的医疗分队的5名妇女之一——白天为他们洗衣服，晚上被他们强奸。每个晚上她们中的两个人被迫满足15-20个日本人的兽欲，而最漂亮的一名妇女一个晚上则被强奸多达40次。到我们这儿来就医的这位的妇女是被3个日本士兵叫到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们试图砍下她的头。脖子上的肌肉已被戳穿，但是他们没能切断脊椎。于是她便装死，而后拖着病体到了医院——这是众多人中又一位日军兽行的见证者。

　　然而在他们的病痛和苦难中，威尔逊也被其中病人顽强的意志力所震撼了。在一封注明日期为1938年新年的家信中，他讲述了一个幸存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一名29岁的妇女住在南京以南的一个小村子里，中国士兵烧毁了她的家，并强迫她带着5个年幼的孩子步行前往南京。天擦黑的时候，一架日本飞机俯冲下来，用机关枪向她们一家人扫射，一发子弹穿过这位母亲的右眼从脖子射出。她立即昏厥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了过来，躺在一片血泊之中，正在哭叫的孩子紧挨着她。她太虚弱了以至于根本抱不动那只有3个月的最小的孩子，便只得将这个孩子留在一幢空房子里。但她不知怎样竟鼓足力气牵着余下的4个孩于挣扎着向南京走去，并且成功地到达了医院。

　　威尔逊和其他志愿者坚持留在医院里直到他们濒于崩溃之时。本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可以利用来自城外的医疗援助，但是日本人却不允许医生或医疗志愿人员进入南京。因此照顾病人及管理安全区的重担便落到了这个弱小的、由差不多20人组成的被围困的委员会的肩上。为了确保医院免遭日本人的破坏，他们轮班工作，一个外国人至少每天工作24小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劳累过度以至患上了伤风，流行性感冒及其他各种疾病。大屠杀期间，城里仅有的另一位西方医生C·S·特里默在400C的高烧中挣扎。

　　金陵大学医院迅速地变为另一个难民营，因为威尔逊拒绝让无家可归的病人出院。离开医院的病人必须由外国人陪同以确保他们安全地返家。詹姆斯·麦卡勒姆充当医院的司机，开着没有上漆、仓促修理好的救护车在城里运送病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们都记得，精疲力竭的麦卡勒姆总要在头上压一块凉毛巾，为了在开车送病人回家时能保持清醒。但是凉毛巾也无法使他一直睁着眼睛，麦卡勒姆就咬着舌头，直到出血为止。

　　南京城里几乎没有人像威尔逊那样在医院里拼命工作。当大屠杀和暴行逐渐地停息下来时，其他几名医生每个周末都到上海去放松极度紧张的神经。但威尔逊继续毫不懈怠夜以继日地给病人做手术。约在60年之后，幸存者们还以无比尊敬的语气谈到威尔逊大夫。怀念他那无私忘我的精神。有一个人还详细地讲述了威尔逊亲手做的手术准备工作及其成功的手术。他的手术是免费的，因为很少有病人能支付得起，但是外科手术也使他自己的健康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最终，他的家人深信，只有他作为一名美以美教徒的虔诚信念连同他对中国的热爱，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赋予了他能够在南京的暴行中幸存下来的勇气。

  

　　南京城的活菩萨

　　威康明娜·沃特林(大多数人叫她明妮·沃特林)在日军占领之前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及院长，南京大屠杀开始后的几周里，留在城中的西方妇女屈指可数，沃特林便是其中之一。许多年后人们都会记得她，不仅因为她为保护数千名妇女儿童免遭日军欺辱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而且因为她所保留下来的日记尤为珍贵。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日记最终会像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样为世人承认，其重要性在于它阐释了在战争大劫难期间一名见证者的精神。

　　沃特林是一位铁匠的女儿，1937年时她已经51岁。她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农场长大，母亲去世6年之后她被送到邻居家生活。沃特林在邻家里所受的待遇比一个仆人或是下地耕作的农夫强不了多少，冬天最冷的几个月里她都在放牛。纵使她幼时贫穷，她仍然读完了中学，1932年又以优等成绩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思分校。

　　年轻时的沃特林身材高挑而端庄秀丽，梳着一头长长的黑发，她活泼开朗，受人欢迎，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可她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之际，却决定终生不嫁。加入基督教士联合会后，她来到中国安徽省的一个城市合肥，在这里呆了7年，她在担任女子中学校长的同时，学习讲汉语。后来，她搬到南京，就任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显然，沃特林在南京生活得非常愉快。回到伊利诺伊州的家乡探亲时，她不断地谈起中国——它的文化、它的人民和它的历史。她送给家人一些蚕茧，还教他们如何烹调和品尝中国食品。她在日记中不断地赞美南京城秀丽的风光。作为一位痴心的花匠，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里，她培育大量的玫瑰花和菊花，还到中山公园去参观那里的花房，并在明孝陵附近弥漫着李子树和桃树花香的小径上漫步。

　　1937年夏夭，沃特林与朋友们在海滨避署胜地青岛度假时，听说有一个日本士兵在北京以南几里处失踪了。这一事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冲突，双方在那里进行了几次战斗。她的一个朋友因此而忧心忡忡地谈起1914年萨拉热窝只有两个人被暗杀却最终导致了1100多万人死于战争。

　　沃特林仍拒绝与其他美国人一道撤离南京，于是美国大使馆借给她一面崭新的9英尺的美国国旗，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绿草如荫的西方院子的中央，以确保校园免遭日本飞机的轰炸。使馆工作人员还给她和其他国际委员会成员们提供了用长长的绳索结成的梯子，告诉他们，一旦“帕奈”号载着美国大使馆官员撤离南京，中国军队关闭所有城门之后，他们逃走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借助绳梯翻越城墙了。

　　但是沃特林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逃跑。大多数教员离开南京(许多人放弃了他们的家园逃往上海、成都和四川〔其他地方〕等地)，沃特林成了学院的代理院长。她辛勤地工作着，把女难民安顿在校园里，帮助伤兵们撤离该地区。为了掩护这些中国士兵的真实身份，她在学院的焚化炉里烧毁了他们的军人证件和军服。在她的指挥下，家具都搬进了顶楼，仓库被腾空，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贵重物品全用油布包好藏了起来。与此同时，又把南京安全区专用的海报、招牌和袖章分发给每一个志愿者。有人委托沃特林缝制一面27英尺长的美国国旗，但是那个中国裁缝无意中犯了个错误，没有把饰有星星的蓝色的那块放在上边，相反却误将其放在了左下角。

　　到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陵学院打开大门接纳妇女们和孩子们。成千上万的人涌了进来。难民们以每天1，000人的速度经过南京。他们中的许多人精疲力尽，神智恍惚，饥肠辘辘，走进安全区难民营时身上只剩下衣服了。“除了吃午饭时，今天从早晨8点30分到晚上6点，当难民往里涌时，我一直站在门口，”她接着写道，“许多妇女的睑上充满了恐惧——昨晚是南京城可怕的一夜，许多年轻的妇女被日本兵从她们的家中强行带走。”

　　沃特林允许年轻妇女和孩子们随便进入校园，但恳求年长一些的妇女呆在家里以便给年轻些的女子留出地方。没有人听从她的劝告，许多人只求能在草地上有一块刚够坐的地方就行，到12月15日晚上，金陵学院难民营的人数已经达到3万多人。

　　第二天日军士兵冲击了该学院。12月16日上午10点钟,100多名日本兵闯入校园到处搜查隐藏着的中国士兵。他们命令打开每一扇门，如果有一把钥匙没有马上拿来，日本兵便站到一旁准备用斧子把门强行劈开。一想到日本人会发现藏在楼上地理系办公室里的几百件棉军服，沃特林的心立刻沉了下来，但庆幸的是，那间挤满了200名中国妇女和孩子的顶楼转移了日本兵的视线。(沃特林后来将军服全部埋藏起来以免被日军发现。)

　　那天日本人两次要抓走校园里的雇工。如果不是沃特林大叫着“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把他们救下来，肯定他们必死无疑。到后来沃特林才知道，日本人至少在校园里安置了六挺机关枪，外边还有更多的士兵把守着，随时准备射击任何企图逃跑的人。

　　那个晚上，沃特林在街上看到妇女们绝望地哀叫着，被日本兵用车拉走了。一辆装载了8-10名女孩的卡车从身旁驶过时，她听到女孩们尖叫着“救命!救命!”

　　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7日，情况变得更糟了。日本兵大量涌入南京后，成群的越来越多的妇女躲进了金陵学院。“那情景实在太令人惊心动魄了!”沃特林写道，“疲劳的妇女，受惊的女孩子，她们带着孩子、被褥和小包衣服，步履蹒跚地走着。”她想，如果有人能有时间把每一位难民的经历记录下来该有多好——尤其是那些涂黑面庞，剪掉头发的女孩子的经历。当她在安置这群“样子凶暴的妇女”时，听说日本人强奸的女人年幼者仅12岁，年长者达60岁，他们甚至用刺刀强逼着怀了孕的妇女就范。沃特林整天时间都为难民们寻找食物而苦恼，要求一部分中国男子到安全区其他的难民营中，还要跑去查看校园里被日本兵搜查过的地方。

　　那天晚上等待沃特林的冲突是她事先毫无准备的。两个日本兵正使劲地拉中央大楼的门，他们命令沃特林立刻把门打开，可她坚持说自己没有钥匙而且里面根本没有中国兵，一个日本兵打了她一记耳光后，还顺手打了她旁边的一个中国男子。随后她看见两个日本兵从学院里带走了3名被捆绑着的雇工。她跟着他们到了前门，日本人强迫一大群中国人跑在马路边上。日本人要求与院长说话，当得知沃特林便是时，他们命令她辨认每一个跪在地上的人。有个男子想帮助沃特林，替她求情，因此竟被狠狠地抽了个耳光。

　　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国际委员会有3位成员被揪了出来，他们是：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乔治·菲奇;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刘易斯·斯迈思和长老会传教士W·普卢默·米尔斯。日本人强迫他们3个站成一排并搜去他们的手枪。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和哭喊声，他们看见日本人正在把妇女们从旁门拽出去。到了这时，沃特林才意识到，整个审问不过是一个阴谋，他们把外国人困在前门而其他日本人则在校园里搜寻妇女以供其发泄兽欲。“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种场景，”她满怀愤怒与无助地写道，“人们跑在马路边，玛丽·特森夫人和我则站着，耳边是干枯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凄风的呻吟声以及被拖出去的妇女们的哭喊声。”

　　以后的几个月里，沃特林时常发现自己竟是金陵学院难民营唯一的保护者，日本兵不断地骚扰难民，他们将男人围起来枪杀，或将妇女充作军妓。有时候他们的招募方法简直厚颜无耻。至少有一次日本兵开来一辆卡车要拉女孩子。不过大多数时候绑架妇女以供强奸之用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夜里日本兵翻过竹子栅栏、撞开旁门或后门摸着黑随便抓女人——这种行动就像“抽奖”，开始被老百姓众所周知。

　　1938年新年那天，沃特林救下一名被日本兵拉进图书馆北面竹林中的少女。有好几次她的英雄行为差点要了她的命。许多日本兵对她“凶狠而无理”，还挥舞着被鲜血染红的刺刀。沃特林写道：“有些情况下他们对我充满挑衅并且怒目相视。”有一回，当她试图阻止日本兵抢劫时，其中的一个士兵竟拿枪瞄准了她。

　　在与日本人斡旋时，沃特林有时也犯错误。正如拉贝与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被日本人欺骗而交出些男人被他们处死一样，沃特林也曾被诱骗将无辜的妇女交到了日本兵手中。12月24日，沃特林被召到她的办公室去见一位日本高级军官及一名年老的翻译。他们与她商量日本军队需要妓女的事。“他们要求准许从我们的1万名难民中挑出妓女，”沃特林后来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会面。“他们说需要100名。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为士兵开一家正规的特许的妓院，那么这些士兵就不会再去骚扰无辜和正派的妇女了。”

　　奇怪的是，沃特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或许她别无选择，或者也许她真的相信日本人的话。一旦日本人为其士兵设立了妓院，他们便会停止骚扰难民营中的未婚女子和正派的己婚妇女了。无论这一决定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原因，可以确定的一种设想是，沃特林是迫于压力而作出这一决定的。当日本人找寻妓女时她在一旁等候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挑到21名妇女。沃特林没有说起日本人如何能分辩出这些妇女是妓女，但她的确提到，日本人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确信有更多的妓女藏在安全区的某个地方。“一群接着一群的女孩子问我，日本人是否要从正派的女孩子中挑出另外的79人——而我所能回答的仅仅是，只要我有能力阻止的话，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南京城陷落一周后，日本人开始有计划地管理安全区的活动。日军宪兵司令发表了一份公告，从12月24日起生效，命令全体市民要从日军发证办公室领取身份证(也叫“良民证”)。禁止任何人替他人代办身份证，禁止没有身份证的人居住在南京城墙以内。日军在街道上张贴告示，通知市民去登记，否则便面临被处决的危险。

　　12月28日，登记男人的工作开始进行。他们在金陵学院排成四行，领到表格后，便走到位于校园东北角的一幢房子内，在日本人这里登记他们的姓名、年龄以及职业。沃特林注意到，来登记的男人主要是老人或残疾人，因为大多数年轻男子已逃离了南京或是已经被杀掉了。在登记的那些人当中，更多的人被认为从前当过兵而被拉了出来，剩下老人和妇女们跑在安全区领导人面前哭泣，乞求他们为释放他们儿子或丈夫作保。有几项安全区领导人达到了目的，但他们也注意到，日本人对其干涉表示出愈来愈强烈的不满。

　　日本人对来登记的人数很失望，便试图恐吓老百姓胁迫他们顺从。12月30日，他们宣布所有第二天下午2点之前仍未登记的人将被枪毙。“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虚张声势，”一名传教士记录了这个事件，“但是它令人们非常害怕。”第二天早晨，大批男子顺从地出现在登记地点，他们中许多人凌晨3点便起床以确保能排上队。“日本人的严厉苛刻的威胁引起如此之恐慌以至于到1月14日日本当局成功地登记了至少16万人。

　　接着，妇女的登记工作开始进行。12月31日上午9点，数千名中国妇女聚集在金陵学院的中央大楼前面，一名日本军官在那里向她们训话。先是用日语、然后由一名翻译译为汉语：“你们必须遵从古老的婚姻习俗，”沃特林记得他这样说，“你们不应学英语或者去看戏。中国和日本应该是一个国家。”随后妇女们排成两列纵队，通过为出售大米而准备的架子，在那儿发给她们证件。沃特林看到日本兵像放牲畜一样驱赶这些妇女，有时还把印章盖在她们的面颊上，似乎这令他们非常开心。日本兵还强迫妇女们微笑和做出高兴的样子以供日本记者和摄影师拍照，即便只不过是一次登记，却实在是把一些妇女吓病了。

　　在沃特林看来，日本人登记中国妇女不过是想全面地挑选出最富吸引力的女子发作为供其强奸候选人而已。就在妇女登记的第一天，日本人仔细检查了安全区的某些妇女并企图将他们带走。他们挑出了20名女孩，无疑是作妓女之用，因为她们的头发是卷曲的，或者穿得太好了。但这20人都被释放了。沃特林后来写道：“因为有一位母亲或其他的什么人替她们担保。”

　　登记结束后，日本便试图取缔安全区。1月底，日本人宣布他们要求所有人在月底前回到各人住处。2月4日是撤离安全区的最后限期。限期一到，日军开始搜查金陵学院，并命令剩下的女孩子及妇女离开。沃特林告诉检查者，这些女子不能离开，因为她们都来自其他城市，有的家园已被烧毁，日本人便宣布日本宪兵将承担责任保护他们。沃特林很提防这些许诺，甚至跟随日本人回来，替他们传达命令的中国翻译也悄声告诉她，他认为这些年轻妇女并不安全，她们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区不动。

　　然而庞大的难民人数终归还是使沃特林非常不安。数百名妇女拥挤在走廊里，她们头对脚地塞满了过道，还有更多的妇女躺在外面的草地上过夜。金陵学院的科学会堂容纳了1000多名妇女，沃特林的一位朋友写道，那些妇女在这寒冷的冬日里一连几天都并肩睡在水泥地面上!大楼里的每一节水泥台阶都是一名妇女的栖身之地——而那些台阶的长度不超过4英尺!有些人为能在化学实验室的桌子上有一块休息的地方而高兴，甚至连水管子和其他设备上也毫不例外地坐满了人。”

　　南京的暴行使沃特林身体非常疲乏，但她每天都要经受的精神折磨远比其体力上的消耗更为糟糕。“唉，上帝，请扼制今晚南京城日本兵的残酷兽行……”她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日本妇女知道了这些可怕故事的真相，她们将会多么地羞耻和惭愧。”

　　在如此之大的压力下，沃特林仍然打起精神去安慰别人，并争取重新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这是多么的不寻常啊。当一个老太太到金陵学院的红十字会食堂要一碗米粥时，得知粥已经没有，沃特林立刻把自己正在喝的粥给了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会失败的。中国将不会灭亡。”另一次，当她看见一个男孩戴着一个标有日本象征的图案——正在升起的太阳的袖章以保证安全时，沃特林指责他说：“你不需要戴这个有太阳图案的袖章。你是一个中国人，而且你的国家还没亡。你应该记住戴这个袖章的日子，你永远也不应该忘记。”沃特林一而再地鼓励校园内的中国难民千万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中国还没有灭亡，”她告诉他们，“中国将永远不会灭亡。而日本注定最终将失败。”

　　她工作时的勤奋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她从早到晚都不睡觉，”一个幸存的中国人回忆说，“她一直守候着，看日本人来没来……她会竭尽全力把他们赶出去，还跑出去找他们的军官请求他们不要对中国妇女和孩子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据说，有一次她被残暴的日本兵打了几个耳光，另一个人在他的南京大屠杀见闻中写道，“所有人都为她担心.所有人都尽力抚慰她。自始至终，她都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为保护中国妇女而斗争。”

　　管理安全区的工作不仅耗费休力，而且心理上也备受摧残。国际委员会的一名纳粹成员，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说，他在街上看到了太多的尸体以至于很快便被恶梦所困扰。但是即使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环境下，安全区最终还是拯救了许多生命，下面便是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例：

　　——抢劫和纵火造成食品极端匮乏，以至一些中国难民只能吃金陵学院校园里野生的紫菀及小黄花，或以找到的蘑菇为生。甚至连安全区的领导人也因食品缺乏而挨饿。他们不仅通过施粥所向难民免费供应大米，而且直接将米分发到难民住地，因为安全区的许多中国难民太惊恐了以至于不敢离开住地。

　　——大多数安全区的领导都是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的，他们对于如何应付这样一群强奸犯、杀人犯及大街上的吵闹者毫无经验。可是他们竟还为中国警察充当保镖，并且像战士一样，鼓起身体力量以及异乎寻常的勇气投身到火线当中——奋力搏斗将中国男人从死刑场上救下，打败中国女人身上的日本兵，甚至还跳到大炮和机关枪前去阻止日本人开火。

　　——在整个过程中，许多安全区领导人几乎被枪杀，有些人还遭到挥舞着刺刀和利刃的日本兵的打击或砍杀。例如：金陵大学农业工程教授查尔斯·里格斯在试图阻止一名日本军官将被其误认为士兵的中国平民带走时，遭到了毒打。那个狂怒的日本军官“3次用刀威胁里格斯，最后朝他的心脏部位狠狠打了两拳。”一名日本士兵则用手枪恐吓迈纳·瑟尔·贝茨教授。还有一名日本兵则是在罗伯特·威尔逊要将一个爬上一张躺着3个女孩的床的士兵踢出医院时，拔出枪对准了他。另有一名士兵向詹姆斯·麦卡勤姆和C·S·特里默开枪，但没打中。当迈纳·瑟尔·贝茨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打听一个被日军捆绑押走的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下落时，日本人竟将他从一段楼梯上猛推了下去。就连被纳粹们当作护身符的袖章有时也不能保护他们免遭袭击。12月22日，约翰·拉贝写道，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一位名叫哈茨的德国人试图解救一个被喝醉酒的日本兵刺伤喉咙的中国人时，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攻击。哈茨用椅子进行了自卫，但是克勒洛尔则显然是被捆住了后遭到殴打。

　　——安全区最终安置了20万到30万名难民——几乎占了留在城里的人口的一半。

　　根据后来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可看出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统计数字。有一半的原南京居民在屠杀前离开了南京。而大约一半留下的人(南京陷落时，60万到70万中国难民、当地居民和士兵中的35万人)被杀。

　　“如果说在大屠杀最猖狂时有一半南京人口逃入了安全区，那么另一半人——几乎是每一个未能进入安全区的人——大概都惨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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