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毛泽东弥天大勇一石二鸟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可谓一举两得。一得是会见蒋介石为争取国内和平而奔走；二得是广为接触中国政治舞台上各派政治领袖和社会贤达，在他们中间做工作，由此极大地提高了中共在社会各界的声望，争得了人心、民心。这个帐，蒋介石算不来。

毛泽东一踏上山城大地，便传来国统区各界的一片赞扬。许多人盛赞毛泽东敢于亲赴“鸿门宴”，是一个“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壮举。

毛泽东本人居然敢于亲赴重庆，同时又是作为中国第二大党的领袖为争取和平而来的，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和谈伊始就夺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中共在国统区民众之中的形象也因毛泽东此行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十年内战中，蒋介石掌握着国家所有宣传机构，对中共长期以“匪”相称，国民党政府也曾以XX万大洋悬赏过毛泽东的性命，拼命地宣传共产党人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匪“和”魔鬼“，是不要祖宗、不要民族文化的”群氓“。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虽言必称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而蒋介石却从未给过中共以“好脸子”看。两党统战关系虽未破裂，但斗争十分激烈，由于中共和毛泽东长期身处穷乡僻壤，从未离开过解放区，也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因而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国统区一般百姓眼中的形象仍受到歪曲。

然而现在完全不同了，毛泽东的身价因此而倍增，大后方的百姓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另眼相看。“毛泽东”这个名字一时成了国统区亿万百姓的热门话题，乃至在9 月1 日出现了数千重庆市民自发地拥挤在中苏文化协会门前的大道上，争相目睹毛泽东风采的热烈场面。

在渝，毛泽东除去参与谈判外，还遍访各界人士，参加各种社会交往活动。用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话来说，毛泽东是在大搞统战“阴谋”。阴谋也罢，阳谋也罢，反正毛泽东什么人都见。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大官小官、平民百姓，在周恩来的协助下，毛泽东都和他们打交道。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看望老朋友，结交新朋友”。

争取各民主党派力量的支持是毛泽东重庆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8 月30日，毛泽东专程访晤国母宋庆龄。并在桂园与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会面。

著名诗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柳亚子特作诗一首，颂扬毛泽东的胆识勇气。诗曰：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而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及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为了表达对柳亚子的谢意，此后的9 月6 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拜访柳亚子。应柳亚子所索，毛泽东以1936年的旧作《沁园春。雪》书赠。这是一首气壮山河、脍炙人口的好词。词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此前，毛泽东所有的诗词均未公开发表过，这一次则不同，该诗在传抄中被重庆《新民晚报》记者觅得，并立即全文刊出。随后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士感到惊讶：毛泽东竟有如此文采，如此文学底蕴，真是没有想到。沉寂的重庆文坛沸腾起来了。

8 月30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国，拜访了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从未见过张澜，但两人神交已久。

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解放区开创和建设的实情，解释了中共中央8 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采纳实施。

张澜还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在渝的社交中，毛泽东交往最多的还是那些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和科技界产业界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张澜、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等，与毛泽东交往最密。毛泽东在他们中间无话不谈，经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和解放区的各项建设，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内战独裁政策。毛泽东的渊博学识、精辟见解和风趣幽默使他们叹息不止。

毛泽东没有忘记听取党内长期战斗在国统区的政治、文化活动家们献计献策。

8 月31日晚，毛泽东约请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冯乃超以及阳翰笙、于伶等人看电影。并在桂园进行了长时间会谈。

冯乃超，字绍基，别名冯子韬，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老一辈革命活动家，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中共“一大”就在其上海家中召开。他早在1923年便在东京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并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创造社”后期主要成员。1927年回国参加革命，1928年正式加人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左联”第一任中共党团书记、中共“文委”书记和文化总同盟中共党团书记。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中共中央特科成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共特支书记、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共党内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委书记。建国之初担任过中央人事部副部长等职。曾长期坚持国统区斗争，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正是由于这了缘故，中共中央暨毛泽东此后即决定安排冯乃超担任中共重庆代表团顾问这一重要职务，直接配合周思来工作。

在桂园的交谈中，毛泽东非常关心冯乃超等的工作和生活，认真听取大家的汇报，一直谈到夜深仍不肯休息。当冯乃超等劝毛泽东休息时，毛泽东却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房里有多的被头呢，就摆地铺吧，谈下去！谈下去！”毛泽东这种忘我工作的风范，使冯乃超等十分感动。此后的9 月3 日，毛泽东再一次召冯乃超、郭沫若、于立群、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等“问计”。其中郭沫若、于立群均为以民主人士身份作掩护的党的重要领导骨干。

遍访国民党党政军各界显要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活动。先后拜会过孙科。于右任、居正、朱家骅、白崇禧、陈诚、邹鲁、叶楚伦、贺耀祖。程潜等国民党元老和重要领导干部，甚至连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国民党政客都—一亲自登门拜访，以礼待之，并与其坦诚交谈。

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是国民党CC派领袖。兄弟俩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等要职。二陈与蒋介石关系甚深，故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二陈及其CC派进行反共活动和排斥异己是不择手段的，是蒋介石维护专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据当代一些国外资料反映，CC派在破坏国共和谈活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对陈立夫这样的人，毛泽东也要去见他，中共党内许多人自然感到难以理解。他们抱怨说，这样的反共专家，有什么好见的呢？可毛泽东的看法却不同，他耐心地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跟反动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

毛泽东的政治眼光确实远大。尽管同陈立夫这样的反共强硬派会面，免不了唇枪舌战一番，但毛泽东准备十分充分。

据当时的陪同者回忆，在陈立夫的家里，寒暄之后，陈立夫便流露出一种傲慢的神气。他对毛泽东说：“润之先生亲自到陪都来，我们很欢迎。不过，谈判要成功，关键在于中共要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和政权，与政府共图新中国之建设。不然，政府即使想和，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却满不在乎，面带微笑地接过陈立夫的话题：“立夫先生差矣！和平不是共产党一家的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你我都是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后来呢，若不是蒋先生一脚将共产党踢开，怎会有十年内战？”

说到这里，见陈立夫沉默不语，毛泽东略略提高了声调，继续说：“十年内战，结果又怎么样呢？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

毛泽东越说越起劲，用词也愈加尖锐：“你们说我们争地盘，争军队，要知道，当年我们之所以上山打游击，都是你们‘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认定是齐天大圣。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看起来，逼和打都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和的好。”

这一席话，软中带硬，人情人理，使陈立夫窘迫异常，无言以对。他只好连连点头：“对！对！还是和的好！兄弟愿为这次和谈尽心效力。”

陈立夫的反共政治观点是极端顽固的，但面对毛泽东既不屈从，又不挑衅的谈论，无言可以对答，只得找句“好话”结束争论算了。此后毛泽东由重庆返往延安，在中共中央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有许多人说CC派破坏谈判，我看很多CC派人物包括陈立夫在内是动摇的。”

无论毛泽东以上对陈立夫的判断是否正确，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国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决心是很大的，不论你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如何，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开展工作。

毛泽东不仅要会陈立夫，而且还要会国民党理论家、蒋介石的密友、谋士戴季陶。毛泽东认为做工作比不做工作好，况且他与戴氏还在十八年前就曾相识。

不料，这次拜访归来时，正巧与蒋介石狭路相逢。

一见面，蒋介石很客气地问：“润之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也很坦率地告诉他：“刚去看了戴传贤。”

蒋介石听罢一怔。看得出，他很愕然，也不大高兴。不过，他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干笑着连声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在重庆，有人指责毛泽东说，你们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对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们不另起炉灶怎么办？”

毛泽东在重庆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了政治见解；二是介绍了中共的主张；三是了解到了大后方以及国外的实际情况。在此后回延安时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他谈到了这方面的感受。毛泽东说：我这次来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总之，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对于战后中国社会起到了极大的政治震撼力和影响力，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斗争手段和经济手段所难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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