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回 孙中山重回广州　　毛泽东二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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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孙中山把目光对准了民众。

他在寓所多次面见北京、上海学联领导，几次亲至全国学联总会演讲，鼓励学生扩大阵线，采取突击行动，冲击租界，发动罢市，设法激起怒潮。又教授以策略，“能发也要能收”，“由学生会主动劝商人开市，这样商人以后就更能听你们的话了。”

他发动革命党人，发起上海国民大会，成立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向商人与工人宣传鼓动。

他领导的《民国日报》 5月19日发表社论：“这学生的力量与工人的力量，总和起来，一个绞脑筋，一个运肌肉，一个挥笔头，一个拿挫刀”，就构成了国民力量的中坚。

渐渐地，“五四”运动的重点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

5月26日，上海52所公立私立中等以上学校25000名学生，在公共体育场问中国国旗脱帽、肃立、三鞠躬，宣誓声悲怆动地：“谨在中华民国国旗之下宣誓：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拘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

学生罢课十天后，6月5日，纺织、机器、码头、电车、印刷、面粉等各行业工人相继举行罢工c同日， 全市规模的商人罢市开始。南京路、外滩、淮海路、金陵路等一条条大都市的神经立即陷于瘫痪。

接着，大火燎原南京、镇江、宁波、厦门、芜湖、杭州、天津、济南、安庆、嘉兴、广州等地纷纷罢市，用激烈的行动向北京政府宣言。

在全国民众的巨大压力之下，北京政府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下令免去曹汝霖、 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对于这段时间孙中山的作为，《纽约时报》曾发过美联社一则电讯：

“孙中山已成为上海召开的一系列的小团体会议的中心与拱心石。他的寓所也已成为各种不同政见的领袖人物朝拜的圣地和举行以政治为主的无数次午宴的场所。”

这年10月10日，孙中山发布公告，决定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加上“中国”二宇，是表示区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 。废除了旧党章，订立了新现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孙中山准备用这个改组后的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

孙中山1918年离粤回沪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把持下，虽己无护法之实，但广东这块地方却被他们盘踞着。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就须首先打倒桂系，夺取广东和统一南方。他把实现自己计划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他全力培植起来的陈炯明所部“援四”粤军身上。1920年粤军从开始的八千人，已发展到两万余人，扩编成两个军。孙中山把这支部队视为最可靠的革命力量，经常派他最亲密的战友廖仲恺、朱执信到粤军中去送军饷和传送指示。

l920年8月12日， 孙中山命令粤军誓师回粤，分兵三路出发，进攻岑春熔、陆荣廷等桂系势力，连克汕头、潮安、梅县、海丰、陆丰，逼近惠州。这时，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参谋长，10月16日，蒋到职。

许崇智一向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的重要军事干部，二十多岁就被誉为“军界前辈”。谁要在军事上求得出路，取得许崇智的好感是至关重要的。蒋介石通过张人杰的关系，与许祟智结为拜把子兄弟。许祟智在军队一直担任要职。他对蒋介石非常器重，在制定军事计划和作战部署上，都倚重蒋介石。视蒋为股肮，并多次在孙中山面前夸赞蒋。 鉴于粤军中反对蒋介石的人很多， 许崇智公开对各将领说：“服从许总司令就要服从蒋参谋长。以后凡总司令的命令，无论盖的是许祟智还是蒋介石的印章。都同样有效。”

蒋介石到任第四天，许祟智因作战疲劳患病离军陈炯明任命蒋介石为第二军前敌总指挥，10月12日攻克惠州。桂系军阀见大势已去，纷纷逃离广州。10月28日，广州市由起义的地方派军队魏邦平和李福林部接管。 11月2日，陈炯明率粤军回到广州。

在此期间，追随孙中山几十年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朱执信赴广州虎门要塞联络民军起义时被桂系军阀杀害。

陈独秀在悼念朱执信的挽联中称誉：

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
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

孙中山更是悲痛万分。同时，对蒋介石更加重视了。10月29口，孙中山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朱执信忽然姐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见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

11月25日，孙中山离开上海重返广州，29日在广东军民欢迎声中重新组成军政府。宣布继续执行职务。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宣誓就职，再一次揭起护法旗帜。

再说毛泽东1919年春回到湖南不久，北京就爆发了“五四”运动。毛泽东当即投入这一洪流，在湖南于得红红火火。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突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

他发表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轰动一时，连声名赫赫的胡适都撰文赞道：“《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当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是为“驱张”而来。

“张” 者，张敬尧也。此人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溯南就任督军。主政湘事期间，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种种恶行，不一而足。五四运动爆发后，极端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

毛泽东正从事平民教育和舆论鼓吹，张敬尧却蛮横地摧残教育并封禁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受到强烈刺激，决心借北洋军阀直、皖两系内证之机。进行一场驱张运动。

12月2日， 被张敬尧强迫解散后刚刚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队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激怒了各界人士。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人们发出了反抗的呼声。6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一致罢课。

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12月2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佐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

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毛泽东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的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章士钊，推荐他的学生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和岳父大人不久就驾鹤西归了。毛绎东曾多次到医院探视、护理杨昌济。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 抚恤遗属，操办后事。1920年1月22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先生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事迹。

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恶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 1920年6月，已参加革命党的者军阀潭延闺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

驱张以后，湖南怎样建设？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苦苦地思索着。

他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寄给在京的老师黎锦熙，表示这些虽然是“技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情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创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 常常彻夜长谈。 毛泽东后来进京执政前。还在西相坡这样讲到李大创：“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由于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屋)，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99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 ，还有一堆关于共产主义的新书刊。2月间，毛泽东给在湖南的陶毅的倍中说：“即我，历来很借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

4月1月，“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助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磺、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

4月11日， 毛泽东离京赴上海，意在和已在那里的彭磺等人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并为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送行。

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去了孟子的出生地和梁山好汉们造反的地方。尽管“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他对孔圣人总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毛泽东到达上海。他穿着土布长衫，带着蓝底印花土布被褥，住进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

上海没有多少古墓名山让他留恋，他忙于开会、写文章、发宣言，送别了萧三等赴法会员后，那去拜会陈独秀。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北京城南的“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要求撤换逮捕学生的卫成统领王怀庆，因而被捕。经李大到多方营救和章士创出面具保，获得释放。陈、李再次相聚了，李大创兴奋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正是这次相聚，二人谈起筹建马克思主义政党问题，并商定：李大钊留在北京，主盟联络同仁筹建组织，陈独秀南下上海，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南方共产主义组织。

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意见，并向陈独秀请教马克思主义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经与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毛泽东带着丰硕的收获，返回了湖南。

年底，蔡和森从法国来信；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回信，深表赞同。

这时候，张国焘充当了京沪之间穿针引线的人物。

1920年1月的一个中午， 为躲避北京政府拘捕而来到上海的北大学生联合会代表张国焘和许德珩、康白情及天津女代表刘清扬，同在法租界一间饭馆里便餐。饭后，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说：“莫里爱路29号，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

许德珩说：“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顺道去看他。”

三人一致赞同。于是穿过马路，来到29号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看门人说：“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

许德所有点生气，高声说：“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候，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

许德珩的高声惊动了正在楼下的廖仲恺。他急步跑出来，将四人迎进客厅，立即上楼去告知孙中山。

不一会儿，孙中山步人客厅。寒暄之后，许德珩说：“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与普通人接触。”

孙中山微笑着，未及答话，张国焘便说：“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特来拜访求教。”

孙中山说：“我倒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话匣子一打开，四个人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批评革命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不尽恰当，有的甚至表示孙中山只重视上层的政治活动，揽外交、搅军队、搅土匪、对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

孙中山听了这些带刺的话，既不敷衍也不示弱，直率地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的革命。”

四人一听，更不服气。同声抗议：“孙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革命？如何革命？”继而反话，“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

许德珩说：“孙中山似乎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人和一般乡下老百姓的意向？如果一位革命领袖看不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呀！”

张国焘接着说：“孙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人物，请问孙先生，过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条枪的问题吗？”

听着四人连珠炮似的高谈阔论，孙中山时而不以为然，时而点头赞赏，时而若有所思。

三个小时过去了，孙中山以安详的态度、缓慢的声调回答了四人提出的问题，指出下列几点：其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一步，不要仅限于开会、示威等。其二，他承认四人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索来注重宣传和军事并重，但事实上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其三，他阐述了他的三民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希望四人都信仰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这时在座者都面露笑容，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张国焘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求教。孙先生讲的我们十分赞成，下次再来进一步的请教吧！”孙中山也喜形于色：“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 ”过后，张国焘绘声绘色地向陈独秀谈了这次会晤的情况。他5月初回到北京后，李大钊又饶有兴致地听了他的汇报。陈、李都认为，这次谈话可能建五今后携手合作的基础。

刚过两月，李大钊又急匆匆找到张国焘，让他再去上海找陈独秀商讨一件大事。

正是：

休看神州如死水，于无声处听惊雷。

欲知如何发展，下回自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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