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回 促联合俄国人牵线　怀鬼胎陈家军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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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一成立，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就无可回避地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决策。

早在1920年7月，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 的主张。翌年6月，列宁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专门阐述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大意义。

根据列宁的这一思想，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应当与孙中山建立合作关系。之后，维经斯基走进上海莫利爱路29号，拜会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双方亲切交谈两个多小时。孙中山询问了俄国十月革命后购情况，表示愿意与社会主义的俄国友好，又炮怨广州居中国南方，这种偏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使他很难与俄国建立联系，他提出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中国东北某处建一个大功率电台，以便经常联系。维经斯基表示愿意为此努力。他告诉孙中山，中国即将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希望两党能够合作。孙中山欣然同意。他说他十分钦佩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广州的政府，一道进行革命工作。

为了表示诚意，孙中山于会谈后即向广州政府直属的广东省指示，吸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不久，广东省长陈炯明即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发出邀请，聘他为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到邀请后，写信给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陈炯明答应这三个条件后，陈独秀便于1月10年12月15日离开上海去广州赴任。次年7月共产党“一大”召开时，他正在任上，所以没有参加。

1921年12月23日，当中国北方正是寒凝大地的时候，出席过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大雷陪同下，来到温暖的南方城市桂林，与孙中山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会谈。

孙中比详细介绍了国民党的斗争历史及其所信奉的三民主义。

马林介绍了苏俄革命及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

“感谢共产国际和苏俄朋友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孙中山微笑着说。继而摊摊手，“你们同美国和日本比起来，使我们中国人的感慨太多了。”

“大总统太客气了。不过请问美国和日本近来对中国怎么了？”马林略有几分茫然。

孙中山有些激动地说道：“帝国主义在国际上争夺中国的公开斗争，是和它们在中国国内幕后支持军阀的战争互为表里的。为了各自的利益，美国支持直系，日本支持皖系。日本一看皖系段祺瑞不行了，很快又扶持了一个奉系张作霖。美国呢，正利用直系与日本对峙，迷信武力的吴佩孚，很适合美国在中国扩张实力的口昧。驻北京的美国使馆向美国政府报告，说吴佩孚有全国最好的军队，如果他赶走了徐世昌，而让黎元洪当总统，那么统一南方各省的困难可以消除。你说、这不纯粹是同革命捣乱、同中国捣乱么？”

“噢，是这样。”马林舒了一口气，“这只是一些暂时的现象只要革命力量强大了，加上国际的援助，中国的前途是会好起来的。为此，作为朋友，我向大总统提三点建议。”

“愿闻其详。”

“其一，要进行中国革命，非有好的政党不可，这个政党必须能够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其二要创立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干部，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其三，应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尽快掀起革命的高潮。”

孙中山听完，凝神沉思起来。半晌，一跃而起。兴奋地说：“好极好极！你讲的很有道理。把党建设好，办军官学校，都是非抓不可的事情。和共产党合作么，原则上也是对的，具体的合作办法，可以从长计议，慢慢实行。”

孙中山虽然对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有些犹疑不定，但他对马林的建议还是颇感兴趣的。马林离开时，他紧紧握住马林的手，一再说：“谢谢，谢谢！”

1922年1月，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组团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期间，列宁抱病接见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及工人代表邓培，关切地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张国焘和张秋白都回答：“可以！”

列宁满意地点点头。

4月， 共产国际又源代表达林来到中国。在翟秋白、张太雷陪同下，达林在广州总统府会见了孙中山。彼此热情问候和介绍情况之后，达林十分热切地提到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不像过去那么犹豫了，当即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在联合的形式上，他反对国共两党平行合作。

达林告诉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以形成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孙中山仍然没有明确表示意见。最后说：“以何种形式合作是反帝联合战线的具体问题，可待以后逐步解决。”

促使孙中山加快与共产党合作步伐的，是一场几乎将他陷于灭顶之灾的叛变。

自从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打回广州后，孙中山对陈十分器重，将其视为民国元年前的黄兴和民国二年后的陈其美一样的重要助手，说陈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将粤军誉为“真正爱国的陆军”。在福建时，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回广州后又任命他为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内务部长，使陈炯明身兼四职，成为广州政府军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中定广西后，陈炯明更把功劳归结在自己一人身上，日趋骄横，不可一世。他为了实现“两广王”的美梦，借口“保境安民”，大谈“联省自治”，反对北伐，并勾结滇、湘和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阴谋破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粤军，竟渐渐沦为新军阀把持的队伍，被人称为“陈家军”。对此，蒋介石等人多次提请孙中山注意，孙中山也有所察觉，但并没有把事情想得太坏，只是派廖仲恺规劝陈炯明。

1921年11月，孙中山到桂林设立北伐军大本营。此前，已和湖南督军赵恒锡谈妥，北伐军借道湖南，向湖北进攻直系军阀吴佩孚。大本营以胡汉民为秘书长，李烈钩为参谋长，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彭程万、谷正伦分别为粤、闽、滇、赣、黔军总司令。准备明年春天假道湖南，大举北伐。

不料第二年春天，陈炯明已与赵恒惕、吴佩孚勾结起来湖南不允许北伐军借道了。陈炯明指使粤军不准参加北伐，并以广东省长把持财经的权力，不给北伐军发一粮一弹。 更有甚者，3月21月，他竟指使刺客在广九车站暗杀了坚决拥护孙中山的粤军第二师师长邓铿。孙中山在桂林既没有饱械接济，又不能从湖南进军，不得不予3月26日变更北伐计划，督师回粤。

4月16日北伐军和大本营到达梧州。 陈炯明闻讯，不安地给胡汉民打电报，问他回师的意图。复电非常简单：“我们既不能前进，只有回兵。”

在广州的汪精卫、廖仲恺都劝陈炯明到梧州向孙中山认错。陈炯明愤然回答：“我有什么错？他们把邓仲元的死都推到我头上，不过是想借题发挥而已。”

在梧州时和4月20日到肇庆后， 孙中山都电召陈炯明前来面商一切问题。陈炯明不但不肯见孙中山，还电请辞去本兼各职，向孙中山示威。

4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后，下令免去陈炯明省长、总司令和内务部长三职，但保留了陆军部长职务，以冀其悔悟，然而陈炯明拒不受命，当天就回故乡惠州去了，暗中却指使粤军50个营向广州开进。

对陈炯明的阴谋诡计，看得最清楚的恐怕要数蒋介石。

蒋介石是1月18日应孙中山多次电请来到校林大本营的， 仍任许祟智军的参谋长，住进了前清藩台衙门的八桂厅。这里环境清幽，园林亭榭、涉眼成趣，这使蒋介石很高兴。他除了协助孙中山制定北伐军事计划外，游遍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的所有名胜古迹：象鼻山、七星岩、灵隐洞、铁佛寺、叠翠山……蒋介石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这八桂厅是桂林市第一个好地方，他在这里过得很快活。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观察陈炯明。

对于陈炯明，蒋介石早有不满。“陈家军”的飞扬跋扈，陈炯明部下对他的讽刺、诽谤，尤其是陈炯明对他“挥之使去，招之使来”的做法，更使他不能忍受。不过这时，蒋介石不只是感到积怨难消，而且看到了陈炯明图谋不轨。1921年2月5日，蒋介石就写信提醒孙中山“先生之于竟存(陈炯明字)，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超范围。着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陈炯明暗杀邓仲元之后，蒋介石认定陈炯明必叛，在桂林孙中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时，他坚决主张先讨伐陈炯明，再行北伐。促孙中山仍希望陈炯明能悔过，更不忍心自己苦心建立起来的军队自相残杀，想继续争取粤军跟随他参加北伐。

孙中山从桂林转移大本营回广东启程之前，曾派蒋介石先行到广州见陈炯明。但待蒋到广州时， 陈已避往惠州去了。4月22日晚，蒋介石在三水谒见孙中山，面陈矾宜，极力主张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的粤军，以除北伐后顾之忧。然而孙中山仍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蒋介石见劝不动孙中山，失望地对孙中山说：“先生，如果不彻底解决陈家军问题，将来后患无穷。既然先生不信我的话，我只有辞职，以免影响先生的决断。再说我也该为母亲守制去了。”

孙中山恳切挽留，蒋介石凄然泪下，然而主意已定，执意离去。蒋介石告别广东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给陈炯明写了一封信。沉痛地规劝：“吾公如能深信中正之言，采纳一二，勿听细人之谗，匆堕宵小定计，服从总理，共图北伐，则中正虽守制未终，尚思待罪疆场，执鞭以从，聊供指臂之助。”

一切又似乎恢复了平静。

孙中山毫不气馁， 5月4日发布北伐令。6日离广州赴韶关设大本营，改道从江西北伐。旋又发布总进攻令，以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祟智为总指挥，分兵三路、进攻江西。江西是直系军阀在华南统治力量最薄弱的省份，一经北伐军进攻，即迅速溃败。北伐军旗开得胜，5月21日攻克龙南后、接连攻下六镇。6月13日，一举攻占了江西南部重镇赣州，直系军阀陈光远弃职逃窜。北伐军以破竹之势进军吉安，直逼南昌。平定江西指日可待。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陈炯明指使粤军50个营全部开进了广州。5月21日，陈炯明部叶举、翁式亮、杨坤如等通电自南宁还师广东，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各职。又电请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

6月1日，孙中山以惊人的勇气，只带领少数卫队返回动荡不安的广州。他不相信陈炯明会叛变。粤军是他一手缔造的，他们在福建最艰难的日子里，又是他孙中山为他们筹粮筹饷，度过了难关。他更相信自己在广东的威望，他向记者发表谈话，告诫“陈家军”全部移驻广州城外30里，听候宽大处理。

然而，就在孙中山发表谈话的第二天，粤军在白云山宣告戒严。同时洪兆麟的东江粤军已经在开回省城的途中。

孙中山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他急电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

蒋介面没有动，也不置复。

6月14日， 陈炯明以“领款”和“有要事相商”为名，电邀廖仲恺去惠州。廖仲恺被誉为孙中山的“钱荷包”，这一阵子一直为北伐军筹集经费。他接到电报后，虽察觉其中有诈，但拟再次规劝陈炯明，使其悬崖勒马，于是冒险前往。不料刚到东莞县石龙，就被扣留，后被押送到广州西郊石并兵工厂。用三道铁链锁在一张铁床上。

廖仲恺自忖必死、乃作《留诀内子》、与夫人何香凝诀别：

其一曰：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操杀刀。

其二曰

生无足羡死奥悲，宇宙循环活杀机。
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

又写了一首《诀醒女、承儿》，教育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

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
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
欲耍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
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
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国新。
尚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后来，何香凝四方奔走，设法营救，并带病冒险跑到白云山。找到陈炯明厉声斥责：“我问你，仲恺有什么对不起你？你们说仲恺帮孙先生筹款，要把孙先生的‘荷包’锁起来。但仲恺何尝不在民国九年帮助你们呢？你们在漳州两年多，把孙先生在上海莫里爱路的房子抵押了两次来帮助你们的不也是仲恺吗？难道只有帮你们才对，帮助孙先生就不对了吗？同样都要帮助，帮助孙先生更要紧，我们没有对你不起！”

陈炯明理屈词穷，只好详说是部下背着他干的。后来，陈炯明迫于各种压力，经踌躇再三，还是把囚禁了62天的廖仲恺放了。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蒋介石辞职后于4月28日回到故乡溪口， 随即去他母亲的墓地植树，砌石栏杆，并着手计划建墓庄。

当初王采玉死时，蒋介石遵母遗嘱，未与其父合葬，面是单独修一墓庐；墓址选在溪口镇北约3里地的白岩山。刚建成时，只是修了个方圆丈余的馒头状的坟包，石砌墓墙，墓前有块横碑，上书“蒋母之墓”，系孙中山所题。两旁竖立着蒋介石亲撰的那副对联。书写者为张人杰。

蒋母下葬时，陈果夫、戴季陶、居正等要人专程前来祭奠。孙中山亲自写来一篇祭文。

以后，蒋母的墓庐越修越大，越建越精。到1930年，已建成了现存的这座墓庄：墓庄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慈庵”，由一座三门并列、门楣上额题有“墓庐”两字的大门和依壁而立的许多石碑。以及五问厅堂组成，厅堂包括会客室及餐厅；第二部分是紧挨慈庵南酋的四间住宅；第三部分是住宅后面卫兵的住房和厨房。离墓庐大门不远的山路右侧，还修建了一座八角形的岗亭，亭内可容纳20个卫兵同时站岗。山下原有一座白岩庙，蒋介石来慈庵住时，他带来的大批卫队就住在庙里。

最能显示蒋介石地位的，是墓庐里林立的石碑。这里，有谭延闺所书《孙大总统祭蒋太夫人文》，有于右任所书蒋介石撰写的《先她王太夫人事略》，此外还有吴敬恒、蔡元培等人书写的碑文，几乎囊括了所有国民党大员中的书法家的字迹。

正亚当孙中山在广州吃紧的时候。蒋介石却在这边过着悠闲的日子。他当然不只是为母守墓，而是正和几个月前刚纳的侧室共效于飞。

这是蒋介石的第三次婚姻，新娘名叫陈洁如。

蒋介石的元配毛福梅，比蒋大四岁，19岁奉父母之命嫁过来后，孝敬婆婆，侍候丈夫。虚诚信佛，日夜吃斋。28岁时生下一子，取名建丰，号经国。这时，蒋介石军务倥偬，在陈其美手下东奔西走，和毛氏母子极少见面。

1911年，蒋介石在上海结识了一位红粉知己，且正式金屋藏娇。那就是后来成为蒋纬国养母的姚怡琴。据天津《益世报》载，过程如下：

“姚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花名)在法租界某妓女处作房侍，在筵席同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至室。”

毛福梅明媒正娶，当然不喜欢上海来的新客，但当时男人纳妻者比比皆是。她又能说什么呢？因此，妻妾之间倒也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蒋纬国晚年曾向人叙说身世：他是国民党元老戴传贤(季陶)的儿子，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戴安国，而蒋介石是他的义父，蒋经国是他的义兄。

戴季陶与蒋介石是拜把兄弟。蒋纬国是戴季陶与一个日本女护士重松金子所生，后送与蒋介石为养子，5岁时由姚怡琴抚养，1922年7岁时，随蒋经国至宁波读小学，因此姚怡琴也移居宁波。后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将姚怡琴与蒋纬国托付给吴忠信关照，移居苏州。姚怡琴于1956年死于台湾。

毛福梅是1939年冬被日本飞机炸死的。

在毛福梅和姚怡琴之后、宋美龄之前，蒋介石还有过一次婚姻，那就是被蒋经国呼为“上海姆妈”的陈洁如。

蒋介石和陈洁如是1921年恋爱的。陈洁如是个未曾裹脚的多才多艺的女子，她的长相和才能令蒋介石神魂颠倒。 1922年6月初蒋介石收到孙中山那封十万火急的电报时，正和刚结婚不久的陈洁如过着如胶似漆、甜甜蜜蜜的日子。他把电报往旁边一扔，又投入温柔乡里去了。

6月18日，蒋介石接到汪精卫从上海发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理无恙。”同一天，又收到孙中山发来的急电：“事紧急，盼速来。”去不去呢？蒋介石的大脑翻腾开了。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去：前一段赌气不去是必要的，但得有个分寸；与美人卿卿我我，自是乐事，但不能以儿女情误了英雄志；此时前去。固然危险，但惟其危险才有可能脱颖而出，说不定这在一生中是个转机呢！

6月25日，蒋介石告别陈洁如，从上海启程，直奔广州而去。

正是：

斗转星移日匆匆，天赐机遇莫放空。

欲知粤变详情，请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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