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回 莫里爱路商大计　士敏土厂建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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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后，陷入苦闷彷徨之中。痛定思痛，他深切地感到他领导的国民党堕落了，混入了许多卑鄙的人，又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要振兴这个党，必须对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也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依靠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的办法。

就在这时候，共产党人伸出了合作之手。

共产国际早就提出了国共合作曲问题，但开始时，中共主要领导人是持反对态度的。 1922年4月，陈独秀给正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写信，陈述了中共党员不能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宗旨及依据的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其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政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看来，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党，共产党如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人社会，永失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中山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定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已无加入之可能。

不久，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改变了。6月、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有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陈独秀则再次给维经斯基写信，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

国共两党都有了联合的意向，但怎样联合、以什么方式联合，联合后如何行动，两党各有其政治主张。为了尽快达成一致，中共提出协商谈判，“先行邀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切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两如何相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然而国民党看到刚刚成立的共产党规模和影响都较小，不愿与之进行对等谈判。因此，谈判不能以规范的模式进行，双方的意见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反映和沟通。

对于合作的形式，中共提出“对等联合”，主张两党及其他革命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对于联合届的具体工作。陈独秀设想按四步进行：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决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对于合作后的工作，孙中山考虑的较少，他很注重合作的形式。他只同意“党内合作”的形式而不赞成“党外合作”。孙中山把共产党看作是一种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他想通过党内合作，吸收这种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以挽救老气横秋助国民党。他说：“国民党正在堕落死亡，因此，要救治它需要有新血液。”同时，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本身就包含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容，因此。两党合作只能是“党内合作”。

陈炯明叛乱事件发生后，陈独秀迅即约见国民党上海总部负责人张继。向他明确表示：陈炯明既已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即与之断绝关系。并声明，共产党将不因孙中山先生遭到挫折而改变与其合作的原有立场。

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使孙中山深受感动。同时，中共领导人以冷静的态度认真研究了孙中山提出的“党内合作”意见，认为这种合作形式也有其合理的成分，既然孙先生这样坚持，共产党应从革命大局出发、接受这种合作形式。

杭州西湖， 风景如画。8月29日，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这次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和翻译张大雷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和“八月指示”。指示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应该是：一、教育党员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他们应在未来的国民党内组成核心。二、这个党的成长过程将同资产酚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正在发生分裂过程招适应。在那之前，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国民党，特别是支持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手工业工人的这一翼。三、共产党人为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和在工会内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四、为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应成立一个专门的宣传机构。这个机构必须在全国开展工作，这个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得到国民党同意，但它必须保持绝对的独立性。因为国民党在南方政府中负责，它有时要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五、中国共产党人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劳工群众，目前只能以建立工会的方式进行。

据此，马林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李大钊同意马林的意见，张国焘坚决反对，陈独秀开始不同意，后表示服从国际决议，但要以取消加入国民党时打手模和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做法为条件。

会议经过讨论，多数人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会议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会后，李大钊到达上海，经国民党上海总部负责人张继介绍。偕同老同盟会员、已加入共产党的林伯渠前往莫里爱路会见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他们在楼上客厅会谈，极为秘密。孙中山吩咐，在他们会谈时，任何人不能上楼。有的到了吃饭时间，孙中山便留李大创、林伯渠吃饭，饭后又继续交谈。李大钊介绍了西湖会议的一些情况，表示中共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愿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诚意。孙中山对自己过去的护法主张进行了反省，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战线，与反动派决裂，收军权于中央，打破分省割据之局，以俄为师，吸引工农群众参加斗争，在苏俄帮助下，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他明确告诉李、林，他尊重陈独秀代表中央提出的合作条件，决定取消陈旧的入党办法，改组国民党。

通过多次谈判，国共双方的不同点逐渐缩小，共同点不断增多。孙中山要求共产党人迅速加入国民党，以便加快合作的步伐。为了表示共产党的诚意，李大创当即向孙中山表示，他愿意加入国民党，并说明中共。“二大”已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自己作为共产国际党员，是不能脱离共产国际党籍的。

孙中山明确回答：“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共产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于是，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便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所宣誓的入党词，已不是服从孙中山一类的词句，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誓后，每人签上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打手模。

仪式完毕后，陈独秀说：“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有张国焘，因为不在上海，所以不能参加。”

孙中山高兴地说：“国焘同志什么时候来上海，也欢迎他参加，还由我来主盟。”

后来，张国焘来上海，与陈独秀一起见了张继。张继坚持要向孙中山报告，并要约定时间，请孙中山主持张国焘加入国民党的仪式。张国焘说：“孙先生那么忙，不必再麻烦他了，我看其他同志主盟也可以。”

陈独秀：“何必舍近求远呢？就请张先生主持吧！”

于是，在张继的客厅，由张继主盟，张国焘也参加了国民党。

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国民党负责人53人，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陈独秀、马林和张太雷应邀参加。孙中山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马林讲了话。6日，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参加由丁惟汾、 张秋白等9人组成的国民党党务改进起草委员会，起草国民党改组方案并草拟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

9月18日，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致国民党员书》。信中沉痛地回顾了同陈炯明的分歧、陈炯明叛变的始末及严重后果，承认自己“任用非人，变生肘腋，致北伐大计，功败垂成，当引咎辞职”，并提出了今后的对策方针，决定联俄联共，彻底改组国民党，以重新振兴国民党，实现国家的统一。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做到以下四点：第一，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立即将“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第二，各地党组织应当与国民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第三，各级党组织要安排好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第四，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要讨论的各种文件，“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该宣言由胡汉民、汪精卫起草，经孙中山审定。

次日，中国国民党公布了自己的《党纲》。

1月18日， 孙中山、宋庆龄在莫里爱路的寓所里招待了一位大胡子俄国人。他叫越飞， 是苏俄政府副外长。去年8月，他以全权大使身份率领一个正式的外交代表团来到北京，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他一面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一面派人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此后即开始了同孙中山的书信往来。孙中山在信中指出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苏俄派越飞与其加强关系是一个失误。越飞起初试图促使孙中山和吴佩罕联合，并推动中共方面与吴佩李接近，听了孙中山的分析、又看到北京政府积极追求伦敦。对莫斯科毫无热情，遂决定抛弃吴佩孚，把友谊之手伸向孙中山。晚宴的气氛热烈而温疆。孙中山、宋庆龄和越飞一直用英语交谈着，谈得很坦诚，很投人。正题之间，偶尔穿插几句幽默的玩笑，引起阵阵笑声。

谈过几次，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

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了。宣言表明孙中山公开确立联俄政策，也表明了苏俄政府对孙中山的支持。

宣言共四条。第一条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并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第二条，孙中山要求越飞“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列举之原则” 、越飞对孙中山重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第三条，“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干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中山表示“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状；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利益与权利极时改组”。第四条，越飞正式向孙中山宣称：“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则表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送走了越飞，孙中山即偕宋庆龄返回广州。此前，陈炯明已被逐出广州。孙中山决定到广州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

行前，孙中山对幕僚及随从人员讲：

“我们又要到广州去了。这一次，我们有了苏俄的帮助，情形将会和以前大不相同。你们中间或许有人会怀疑。苏俄是不是真的帮忙？我想说明一点就够了，各位大多跟我在永丰舰上待过，我们目睹各国的兵舰在我们的河流里自由出入，对永丰舰却一点儿帮助都没有，不但没有帮助，还把水雷卖给叛军，想杀死我！他们现上的鱼雷专家，还替叛军设计放雷，惟恐我们不死！各位曾在这些兵舰中间，看见过挂苏俄国旗的军舰吗？没有！”

孙中山提高声调：“苏俄革命一成功，马上宣布废除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并派人来帮助中国革命。我先后见过维经斯基、马林、达林、越飞，他们都对中国革命很关心，向我提出了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问题。我以为他们的许多建议都很好。现在外面议论很多，说我孙文‘与布尔什维克密谋’，希望各位勿信谣言。我的主张光明正大，都写在和越飞的宣言里嘛，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密谋’！”

孙中山1月15日从上海启程， 21日到达广州。鉴于目前正采取联合北方的段祺瑞、张作霖和西南各省的都督共同打倒曹锟、吴佩孚，考虑到如果恢复大总统职位，一定会受到他们的反对，于是孙中山改任大元帅职。3月1日，大元帅府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谭延岂为内务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程潜为军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朱培德为拱卫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杨庶堪为大本营秘书长。

广东政权重建之后，立即道遭反革命势力从四面八方的包围和进攻。孙中山一面进行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的工作，一面不得不四面出击，与澈对势力殊死苦战。长期的心力交摔使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内心不仅充溢着失望和愤怒，而且还有—种过去不常出现的急迫感和焦虑感，仿佛他的生命已经面临着时间的挑战。

为了确保安全，这时的孙中山、宋庆龄住在河南面的士敏士(水泥)厂。作为一项措施，来客必须经过马坤的盘查。马坤是孙中山的加拿大籍保镖，过去当过职业拳击手。一个曾经礼节姓地拜访孙中山夫妇的美国人回忆说：

我们在广州逗留的那几个月，甚至在半公开场合，也很少看到大元帅露面时没有孙夫人在身旁，—没有马坤那好斗的，至少是高度保护性的面孔紧侍左右。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们荣幸地到孙博士那个水泥厂行营兼官邱去拜访。当时，与孙博士形影不离的那个加拿大人站在他书房门口的楼梯角落里。他不仅打量我，还打量我夫人，好像要确保我们的来访不会加害他的主子。

这年5月1日，内外交困中的孙中山收到一封电报，电报是越飞写来的，电报中告诉他—个好消息。

原来孙、越宣言签订后，廖仲恺即奉孙中山委派，陪同患足疾的越飞去日本，以便商谈合作中的具体问题。为避开特务的侦察，廖仲恺以女儿梦醒赴日治病为掩护。他们到达日本后，住进伊豆山海滨的“热海饭店”，一边通过温泉浴治疗越飞的足疾，一边秘密会谈，时间长达月余，天天讨论，一谈就是好几个钟头。廖仲恺后来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竭诚拥护者和促进派，与这一个月同越飞的恳谈大有关系。

越飞将会谈的情况及时报告国内，得到国内的首肯，5月1日，越飞自日本电告孙中山，他已收到苏联政府关于所讨论的长期计划的答复，内容如下：首先，国民党应开展广泛的具有真正政治意义的政治准备工作，军事行动和政治机构的建立，应以此为基础；其次，苏联准备向国民党的组织提供200万金卢布，用于统一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工作。这笔款子供一年之用，分期支付，每次付与50万金卢布；第三，可以利用苏联的军事物资和教官建立设有各兵种的国内军校。

孙中山大喜过望， 5月24日回电越飞，对苏联的援助表示感谢，对提出的前提条件表示同意，并表示可能源员前去莫斯科详谈。

再说这时的蒋介石，却很少在孙中山身边，而是过着悠哉游哉的日子。

他去年陪孙中山到上海后，只在孙中山的寓所帮助办事七天，就到了普陀山海岛，又是到南天门探奇，又是去般陀庵观鱼。他在日记中写道：“上海一天都不能住。人们骂北京是铸造恶人的烘炉，则上海更是一个大烘炉，铸造恶人的范围比北京更为广泛。”

上海本是蒋介石的“发祥地”，此时为何让他如此厌恶？蒋介石没有明说，其实真实的原因是，他所经营的交易所生意彻底失败了。交易所的人本来就是尔虞我诈，受到他们挤压的蒋介石这时自然要把他们咒骂为恶人。

蒋介石情绪低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满于孙中山只在军事上倚重他，而在党内却没有他这位永丰舰上“有功之臣”的地位。在当时国民党改组的各种委员会中，均没有给他一个头衔，在各种重要的政治、外交活动中，也不请他参加。因此，他感到“心绪不佳，亦无所事”。

孙中山以知心朋友的心情，给蒋介石写信，邀请他到上海来：介石兄签：

日来事冗客多，欠睡头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约兄来细商今后各方进行办法。而闻悉兄已回乡，不胜怅怅。日内仲恺、汉民、精卫将分途出发，往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内闲静，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

收到如此亲切的信，蒋介石也没有去见孙中山，而是带着陈洁如去无锡游太湖去了。万顷堂上涟漪荡漾，丝竹之声不绝于耳，使蒋介石暂时忘却了满腹烦恼。

后来，蒋介石奉命到讨贼军任许崇智的参谋长，但不过一个月就以这个部队较前“毫无进步”为由，离职还乡。孙中山好劝歹劝，他才返回福建。回来后又不理事，跑到鼓很屿，借宿涌泉寺，游览回龙阁，拜谒朱嘉桐，并挥笔写下“其介如石”四字，让人携刻在山石之上，以扩大自己的影响。

孙中山成立大元帅府后，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专程跑到宁波来劝蒋介石去广州赴任。蒋陪同这六位国民党大员游览宁波的七塔三寺和天童山诸景， 后于4月20日以参谋长职入大元帅府办公。三个月后，他又以“参俭军务。不为人谅”为由，离开孙中山，避往香港去了。

正是：

本是沙场征战客，为何忽成林泉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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