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回 修改党规决心破疑心 贿选总统支票换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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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廖仲恺的态度最为积极，到处奔走呼号。这时的张继，也持积极态度。一些国民党的元老们对他们的活动极为不满。

“他们干吗像阴谋家一样到处乱钻？”林直勉冷冷地说。

“谁不知道张继曾经在法国‘鹰山共产村’待过几个月！”汪精卫轻蔑地说。

汪精卫心胸狭隘，疑心很重从一开始就反对接纳共产党。

其他如邓泽如、林森、邹鲁、居正等也全持相同的态度，一股强有力的抵制力量正在悄悄形成。孙中山甚至接到了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各义写的一份《检举共产党员报告书》。他感到几分悲凉：为什么这些相处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同志竟不能理解我的苦心呢？

孙中山把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请到大元帅府，态度严肃地说：“改组的事情近日党内意见纷纭，我请称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一阵沉默。廖仲恺和汪精卫的目光闪电般地碰撞了，一种敌意不可遏止地流露出来。胡汉民暗暗叹息一声：干吗为了一些来路不明的外人伤了自家的和气呢？他认识孙中山20年了，也许这是一件最令他无法理解的事情了。

“我收到一份检举书，是弹劾共产党的，请你们过目。”孙中山尽量压住火气。缓缓地说。然后从案头取出一叠稿纸。推到他们面前。那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

窃以为本党改组，其动机虽出自我总理之乾纲独断。惟组织法及党章等草案。实多出俄人鲍罗廷之指示……此回改组，陈独秀因粤人对伊感情太坏，乃避去，而以其党徒谭平山出面而任事。陈独秀则在暗中牵线。内里之阴谋，经为其党徒范体仁因争权而冲突，遂向国会议员徐德和详细陈述……

看到这里，廖伸佬冷玲一笑：“乱弹琴！范体仁是《新国民》月刊的主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我党的老同志，他怎么会知道共产党的内情呢？”

汪精卫欲言又止。

胡汉民接过检举书，继续念道：陈独秀本为陈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之政党，总理为过时之人物……陈独秀此次加入吾党，乃有系统有组织之加入，其大前提，则借国民党之驱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其方略：(甲)则使我党丛结国际之仇怨。(乙)则使吾党在国内断绝实力源之援助。乃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标语。夫此二标语，实堂堂正正，无可非议者，然运用之，制为具体政纲(如政纲之中、二两条，即时阴谋所在)，直示世界，则我党永无获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我党对于军阀之攻击，只限定于曹锟、吴佩孚。今陈独秀派替我党立言，则连及张作霖、段棋瑞。务使国中实力派，因此而与我党决裂，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

“嗯。这一段写得相当精彩！”汪精卫拍案叫绝。

“你的意思是怎样呢？”孙中山淡淡地问。

“我早看出来了，”汪精卫激动地说，“国民党就像猪精，共产党就像石猴子。一旦让石猴子钻到猪精的肚子里，翻起斤斗来，可是要猪精的命呢！”

孙中山扭头注视着胡汉民：“展堂以为如何？”

“容共也罢，报共也罢，总之应该以我党能保持主义，精诚团结为前提。”

孙中山冷静地说：“党章党纲草案，是我请鲍罗廷起草。再由我加以审定的，陈独秀并末与闻其事，怎么能疑神疑鬼呢！”

汪精卫脸一红，不再说话了。他掂出了孙中山话里的分量。从此摇身一变，唱起了高调。

孙中山提起笔，毫不迟疑地在检举书批道：“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

又在最后一段话旁边批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

“把这个交给邓泽如。”孙中山说，已经不是商量的口气。“请他们邀请所有老同志开会，统一看法，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星期天再来问明。”

然而不用等到星期天，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已经离开了广东。显然，他们仍在固执己见。

写至此，也该提一提北方的情形了。

从袁世凯死后到1920年7月这段时间里， 皖系军阀段祺瑞操纵北京中央政权，其背后， 有日本政府的支持。7月，美、荚两国为与日本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发动直皖战争，两军战于河北的杨村、涿州一带，结果，皖系失败，直系夺得了北京的中央政权，占据了华北和长江流域。日本于是扶植另一工具——奉系，以代替皖系。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在直院战争中联直倒皖，乘机入关，势力达到京(北京)山(山海关)铁路沿线和内蒙古各地，并在北京政权中和直系分享权力。 过了一年多，直、奉两系的矛盾日趋尖锐，于1922年4月间便爆发了直奉战争。两军战于长辛店、马厂等地，结果奉系失败，退出关外。日本于心不甘。继续扶持退到东北的张作霖和占有浙江、上海的皖系残余卢永样，与直系对抗。直系获胜后，便想武力统一全国，在1923年发动了攻占四川、湖南、福建等省的战争， 并向广东进攻。美国供给直系价值300万美元的军火，并训练吴佩罕的飞机队，给以各种军事支持。直系兵强马壮，疯狂起来，一面到处占地盘，一面残暴地镇压民众， 特别是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工人实行血腥的屠杀，造成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

军阀之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拉锯一般，混战不已，政府首脑，也是今天你下台，明天我上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

1922年5月10日， 直奉战争硝烟未散，直系各路要员就成批成批地赶钱保定召开分赃会议了。分赃会上。曹锟部下都主张实行政变，赶走现任总统徐世昌，让曹大帅立即上台当总统。刚从天津前线赶回来的吴佩孚却另有主张。这时，中国北有徐世昌、南有孙中山两个总统，怎样才能把他们一起去掉呢？吴佩孚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法统重光”的办法，即恢复1916年的旧国会。这样一来，南北两个总统均为非法，都应下台。但吴佩孚也不想让曹锟当总统，他想找一个傀儡先过渡一下。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把傀儡去掉，由自己当总统。傀儡人选，他想到了下台总统黎元洪。

吴佩孚不便说出自己的心思，就对曹锟说“咱们能让黎元洪上台，当然也能让他下台。等他去职后，那时全国不但统一了，而且顺理成章地选举您为名正言顺的总统，岂不更好？”曹锟一想，也对，就同意了。

吴佩孚立即行动， 5月14日通电各省。征求对恢复旧国会的意见。19日，曹、吴联名通电，征求民意。接着，旧国会参议院议员王家襄等26人，众议院议员吴景濂等40人。在天津举行临时会议，通电全国，依法自行集会。在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徐世昌感到日暮途穷，不得不在6月2日宣布辞职。同日，曹、吴通电：“恭迎黎大总统依法复职。”并派人去天津迎请。于是，黎元洪于11日到京就职。

黎元洪上台届，局势不稳，内阁屡变。他原准备恢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因曹、吴反对，又改任颜惠庆重新组阁。由于许多人不肯出任，一个月后又请王宠惠代理。至8月，又请唐绍仪组阁。不料吴佩孚坚决反对唐绍仪内阁。黎元洪只好屈从，9月复请王宠惠二次组阁。王内阁塞进了吴佩孚的不少亲信，被称为“洛阳派内阁”，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前是吴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的同乡和忠实追随者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的儿女亲家，而总理王宠惠和财政总长罗文干明显地站在吴佩孚方面。这下子曹锟不高兴了，认为吴佩孚这是在培植个人势力，曹的慕僚也从穷鼓动。曹锟于是暗使王承斌、 齐燮元、田中玉等人联名反吴。到1923年1月，黎元洪只好又组成以“保定派”为中心的内阁，作为平衡，由“洛阳派”的张绍曾任国务总理。

经过半年来令人眼花织乱的内阁更选，曹锟当总统的欲望已经急不可待了。为了自己上台，就得赶走黎元洪。5月，保定派先发动倒阁。于8日通过了对张绍曾内阁的不信任案，张内阁只好被迫总辞职。6月8日，曹锟收买地痞流氓组成“公民团”，到天安门集会， 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 9日， 又唆使北京卫成区司令王怀庆组织“军警联合会”300人到黎元洪住宅索饷。

黎元洪实在无法待下去了。他说：“原来你们都在耍我啊好，你们逼我走，我马上就走！”

6月13日，黎元洪在盛怒之下，带着总统大印，乘车去了天津。

曹锟闻讯，急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车夺印。黎元洪一到天津新站，即被王派出的武装军警如捕江洋大盗般团团围住。黎被逼得上天无路人地无门，拔出手枪要自杀。被随员上前拦住。黎元洪无奈，只得交出总统印信。

曹锟为给自己登上总统宝座铺平道路， 暗中联络了王浑南、战涤尘等200多名议员，安排了几个地点作为联络处，确定了领头人。只是一时和议长吴景濂商量不好。

一天，曹锟的参谋长王坦亲自到小麻绳胡同吴宅，去开导吴的老婆。王坦说：“现在曹锟的势力、威望正好当大总统，只要大哥不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啦，只要选举成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哪一个官给他哪一个官，只要大哥开口，还不就凭曹锟一句话吗？”

吴氏夫妇本是钱迷心窍的财迷，听说权、钱可以双得，立刻应允为曹锟当总统效力。

正在曹锟积极筹划之时，皖系和奉系不甘寂寞，联合起来向曹争夺议员，出高价贿买议员“不选”。安福系更甚，密派一胡姓者身藏炸弹，乘曹锟在戏院看戏，向曹投了过去。虽未命中，却引起了政局的混乱。许多议员纷纷离开京津，南赴上海。曹锟用尽办法也阻止不住，只得同意吴景濂“先宪后选”的计策，以此来诱骗议员回京参会。然而多数议员仍不买账。吴景濂又向曹锡献上一计，让曹致电全国，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一心一意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伎俩，徒增笑柄。

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一条毫不深奥、毫不巧妙、最简单不过然而也最易收效的计策：金钱收买。曹锟的竟选班子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规定，每个议员出席一次“宪法会议” ，给出席费30元，每周参加常会的出席费为100元。此外还有“冰敬费”(夏季津贴)、“炭敬费”(冬季津贴)等名目的待遇，使在京议员每人每月可捞到600元油水，而在沪议员可领到3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在外议员纷纷回京， 没有几天工夫，俱乐部竟然云集了500多名议员。他们神低侃聊，清谈横议，花天酒地，乐得逍遥。

9月下旬，保定传下话来，“老帅”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9月21日，国会各政团在甘石桥汇报，在京议员已有600余人。10月1日，俱乐部为收买议员，发出支票573张，普通票价5000元，特殊票价1万元，待曹锟当选后兑现。其中一位多事者议员邵瑞彭拿到支票后，立即到北京地方检察厅告发，并将支票正反面都拍成照片，登在报纸上。还有的议员拿到支票后，又离京南下。这样，拥护曹锟的议员同南下的议员，就打起电报互相指责，对骂起来。不遗余力为曹锟卖命的王承斌，这时从天津跑到北京，今日一宴，明日一请，极力拉拢各方。还派出军警在车站看着、阴拦议员南下。

10月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了大批人马，北自西四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十里长街布置了戒备森严的警戒线。保安队来往梭巡，宪兵、警察在虎坊桥东西两口夹道列队，议员进了场，即不许再出。原定10点开选，但到11点30分签到者也不过四百余人。选举会主席吴景濂急得团团转，遂派可靠议员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拉一人回来。许诺即使不投曹锟票而出席者也给5000元支票。直等到下午1点20分，签到者已达593人，才开会投票。曹锟终于以480票当选为总统。

10月10日，曹锟坐着花车从保定出发，一路喜气洋洋地来到北京，宣布就职。当天即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

一场贿选闹剧总算收场了。据统计，曹银共花掉1350万元。其中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得贿款40万元，参议院议长得贿款16万元。秘密支给各政团首领20万元，各省议员头目、政团头目每人各得特别酬劳费2万至3万元不等，一般议员则在选举后的第二天持票价5000元的支票领款。这笔巨款当然不是曹锟的家产，而是费尽心机搜刮来的。

曹辊贿选，吴佩孚是不赞成的，但他不好表现得太露骨，怕落个反对曹锟，忘恩负义的名声。

曹锟的“制宪”和贿选，严重践踏了民元约法及其规定的国会制度，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在上海、在杭州、在芜湖，都引起了市民游行。孙中山拍案而起，怒斥曹锟此举是“文明之国家所认为奇耻大辱者也”，故“皆须反对面讨伐之”。与此同时，张作霖、段祺瑞、卢永样、何丰林、熊克武也都通电反对贿选。张作霖一拍桌子，骂道：“妈拉巴子的，曹锟不是英雄好汉，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三省人绝不捧他！”与此同时，皖系卢永祥部在浙江直布独立。

正忙于改组国民党的孙中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会议，议决：(一)通电全国，讨伐曹锟，同时通缉参与贿选的议员；(二)通告北京外交使团，请各国驻京代表避免承认或资助曹氏之任何行动，否则则为延长中国内乱；(三)孙中山以个人名义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

这样，就形成了反直三角联盟，随之爆发了齐(燮元)卢(永样)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

正是：

城头频频换大王，黎民百姓遭祸殃。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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