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回 三监委抛出弹劾案 大买办煽动罢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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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呈文指控：“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人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党团行于内，言论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为本党之生存发展起见，认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因此，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随后，张继、谢持等人又发表了《护党宣言》。

此旗一举，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的右派分子群起呼应，有的联名上书，有的致电孙中山，要求中央出面解决此案，“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厉制裁。”

一看气势汹汹， 纷纷扬扬，鲍罗廷坐不住了。为了维护合作，消弭对立，6月25日，鲍罗廷在广州东山商所会见谢持、张继，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进行谈判。

谢持、张继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们说国共合作“自今春以来只见有害。不见有利”。张继说：“对于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我是极表赞成的，共产党的领袖们就是我介绍加入的嘛。但是。想不到会有后来的局面。共产党既然全体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

谢持更是一脸怒气地说：“党团作用，万不能容许必须坚决取缔！既然两党性质不相容，干脆分道扬镳好了！偌大的国民党，也不缺那么几个共产党员。”

二人态度蛮横，傲气逼人，使谈判笼罩了一层紧张的空气。

鲍罗廷平时谨言慎行、极有耐性，但这时也气得变了脸色。他几次想要发作还是强按住了。依然一言不发，听他们二人乱发议论。等他们不说了，鲍罗廷才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使态度尽可能地平和，但语气丝毫不妥协：“你们总讲国民党如何如何，其实国民党原来已经死了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只有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才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使国民党死而复生。党中分派，是不可避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党内发生小团体，要看是什么性质。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既反对国共合作，又擅发对中俄协定之宣言，可认为右派，而共产党，则为左派。共产党组织党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不负责任，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推动国民革命。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右派可以有小派别，共产党不能有自己的党团呢？用中国话说，那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鲍罗廷喝一口水，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决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你们刚才说要分道扬镳，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立场！合作于两党有利，分裂只能使两党遭受损害。假令将共产党分离出去、必使国民党重颖回到原来的死路上去，从根本上瓦解革命的实力，丧失革命的前途！”

双方谁也不肯让步，谈判不欢而散。

陈独秀得知鲍罗廷和谢、张谈判失败后，对国民党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于7月13日写信给维经斯基。 提出：“我们认为，必须停止至今为止的形式来支持国民党，我们要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国共合作眼见得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然而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并没有维护多久。就由于孙中山的亲自干预和国民党左派的多方努力，事情出现了转机。

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工作会议，审议邓泽如等提出的弹劾案，决议请孙中山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并作出决定，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会议指出：“凡人党者，如具有革命决心，及信仰三民主义之诚意者，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须依前奋斗。”

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宣言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乎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态度本极明显。椎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反对派得使其挑拨，同志间遂于怀疑面发生隔阂……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用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同时，孙中山多次找人谈话，要求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他认为，共产党员即使在国民党中建立了小组。也不可能破坏国民党组织。时下陈炯明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北洋军阀在北方虎视盼既，广州商团频频捣乱，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国共两党只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丽不允许节外生校，自己乱了自己。孙中山还建议由国共两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共同协商国家大政方针。该委员会由孙中山自任主席，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特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针对形势出现的转机， 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第15号通告，指出：“在政治上，我们为着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必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同时，对国民党右派的主张和言论，则应由我党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部，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现不满的意见。”

国共双方的态度都有了变化， 剑拔弩张的气氛趋于平缓。8月15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会上讨论了弹劾案问题。廖仲恺担任大会主席，原提案人张继、谢待列席。

张继、谢持首先重申了弹劾案的意见，同时提出国共“以分立为要”的主张。

王法勤、覃振支持张继的主张，并提出解决办法：(一)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人本党者，应专从事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行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二)在中央党部加设国际宣传委员会，凡关于第三国际与本党共产派之一切任务，均由本委员会为中心，以期共济。

共产党代表瞿秋白起而发言。秋白博学多才，熟稳诗词经籍，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举止潇洒，谈吐儒雅。他结婚仅半年的妻子王剑虹刚于上个月病逝，他本来白皙的面孔此刻更添了几分憔悴。他平心静气地说明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要从大局着眼，不必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针对张继等人提出的党团问题，他说：“既准跨党，便不能无有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他们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党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监察委员固然有权提出弹劫，但应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

最后，瞿秋白表示，共产党坚决反对“分立”的主张，“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坦诚磊落的陈辞，使多数与会者边听边点头，表示不能因党团问题导致两党合作的破裂。

监察委员李石曾发言说：“两党既合作如前，不宜分裂于后。”

胡汉民的态度也有转变，心乎气和地说：“细察青年团出朗这些刊物，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愿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

廖仲恺将讨论情况向孙中山报告后， 孙中山于8月20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

次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文件指出：“谓本党固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把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形势益可以无疑。”“见我党党员当知所负革命责任之重大，与同志间之感情固结，为团体生命所不可缺之条件。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

国民党右派势力无疑受到一次有力的打击。

孙中山到底是孙中山他确实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具有化险为夷、举重若轻的领袖风范。当过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说得对：“一个领袖必须忍受严格的自我克制。经常的风险和永不间断的内心斗争。”

国共合作的航船绕过激流险滩，继续向前驶去。

一个领袖难免遭受磨难。然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磨难也太多了，几乎一个接着一个。就在他解决国共合作中的矛盾的时候，他又面临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风险。

事情要从头说起。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建军校后，又开始筹备北伐的事。但建设军校需要钱，出师北伐更需要钱。怎么办？孙中山根据夫人的建议，决定把她弟弟宋子文从上海招来。宋子文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曾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这使他成了喜欢在分类账簿上查看蝇头数字的人。他的面孔很圆，戴一副像日本天皇那样的镜片又小又圆又亮的眼镜，一丝刻板的笑容犹如镌刻在一枚硬币上，给人的印象既和蔼又严峻。他回国后在盛宣怀创办的汉冶萍公司当秘书和科长，把账目和财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宋庆龄认为他这个弟弟能够解决国民党担心的财政问题。

宋子文到广州后， 建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1月，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 2月，要求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借给政府5至500元的款子。3月，向在饭馆就餐者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4月，征收清凉饮料税。5月，对专卖药品、化妆晶、婚礼、葬仪、宗教仪式甚至人力车都实行征税。但同时，农民的税务负担有所减轻。

孙中山早想在广州建立一个国民党政府银行，集中管理这个地区的资本流动。当苏联答应贷款1000万元后，他便于8月宣布中央银行成立，任命宋子文为经理。

中央银行一开业就很兴隆。当时许多中国银行发行的现钞，有白银储备作保证的不到百分之五，而中央银行声称有百分之二十五。它新发行的钞票甚至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方也获得承认。到1926年，银行中的私人存款增加了6倍。

由于宋子文成绩卓著，他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组建了一支特别武装部队来监督税收工作。严厉打击那些胡乱收税、多重收税和吃“回扣”的现象。他让国民党的党务官员亲自负责税收工作，不让新建的国民党军队直接收税。军队的供应和经费再找地方党代表要，以加强制约，增加透明度。在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的两年中，在税收总额没有增加很多的情况下， 广东的财政收入比以前增加了9倍，这主要是消除了无穷无尽的“回扣”的结果。

然而宋子文的这些做法得罪了广州的许多买办、大亨、贪婪商人和依赖贪污发财的人。他们决定抵制政府，回击孙中山。

在广东，商人们原先就有一支民间武装商团，是辛亥革命后成立起来的商人自卫组织。 后来变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反动武装。它在广州有12000人，在广东全省则有5万人。

广州商会会长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副会长是佛山的大地主陈恭受。陈廉伯拥有缫丝厂和保险公司，拥有十家银行和无数当铺。他在十多个国家拥有贵重的资产，拥有20座住宅。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华人金融家之一，他的私人王国扩展到太平洋沿岸，扩展到欧洲和美国的广东人社会，他还是华南帮会分子中的一位头面人物。 他从英国得到秘密援助，并强迫广州的每个商行都认捐150美元，从而急剧扩大了商团武装。

1924年初，英国人煽动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

陈廉伯闻言大喜，随即投入了推翻广东政府的准备之中。他擅自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长短枪近万支、子弹三百余万发，由悬挂挪威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潜运广州。

孙中山闻讯， 于8月10日命军政部长程潜和蒋介石扣留了这艘商船。在两艘炮舰护卫下，商船进入黄埔港，将枪弹卸下。次日，军政部吊销了陈廉伯骗取的该项军火进口护照。

商团以此为借口，出动两千多名团丁，包围了孙中山的大元帅府，索要枪支。陈廉伯一方面与国民党右派、军阀暗中勾结，一方面胁迫商民罢市，攻击孙中山主持的政府“赤化”，要“实行公夫公妻主义”，以煽动武装暴动。

从12日起。孙中山陆续调派黄埔学生军和部分滇、湘军进驻广州，以维持社会治安。

20日，广东省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陈廉伯逃往香港，指使商团扩大罢市。截止到25日广东全省已有一百多个城镇罢市和游行示威。 这时，英国派出9艘军舰集中白鹅滩，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26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向大元帅府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

孙中山大怒，当即打电报给麦克唐纳首相，提出正式抗议。

他还向国联发出呼吁，但没有收到答复。

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建议。下令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查对所有不开业的商店，禁止贵重物资匆促转移出城。

这时，围绕处理商团叛乱事件，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廷、蒋介石和共产党人主张对商团采取果断手段和强制措施。国民党右派则主张“和平调解”、“慎审解决”。伍朝枢还阻止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的建立，反对军管。握有兵权的右派——滇军的范石生、廖行超和盘踞广州河南地区的李福林等，更直接同商团相勾结，同商团酝酿谈判条件，向革命政府施加压力。

接下来的事情，当时香港《循环日报》记载如下：

扣械罢市风潮，自28日滇军范石生、廖行超二人出任调停，形势已有转机……29日范氏进谒孙文，对于此事力主调解，并赞助容纳商团之请求，以冀早日和平了结。孙氏不允。范石生谓：市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万一变故发生，全局皆坏。在此两三日内，无论如何，必要解决，否则我撒手不理，将全军调回，竭力保护市内治安，无论何方部队，如有骚扰商场，我当派队迎头痛击，断不令毁此璀璨五羊，供一二人意气之争而牺牲也云。孙氏闻言，颜色立变。但见范氏词语决绝，且以范之力量而论，又尽可办到，复后廖行超为之协助。湘军亦一致主张和平，仅借樊钟秀之豫军千余人，必无济于事，乃毅然答应范氏。遂与商团代表于29日下午订立条件，双方签字，30日商店复业，以条件而论，商团可谓完全达到目的，军械照原数目发还，联防又准予成立。陈廉伯、陈恭受亦取消通缉，不过以五十万元为代价耳！

廖仲恺闻讯，怒不可遏，大骂范石生出卖革命，助约为虐。然后气冲冲地跑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面辞省长职务，以示抗议。

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都对这种妥协政策不以为然，愤愤不平，憋了一肚子气。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孙中山决定离开广州，进行他期望已久的北伐。蒋介石劝阻不住，鲍罗廷又去找孙中山，生气地说：“广州局势一触即发，如何发展难以预料。此时此刻，你怎么能够带走大军北伐呢？”

孙中山说：“北伐是我夙愿，此举关乎全国统一。目前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我们应该抓住这一良视，北伐曹、吴，以扩大革命地盘，以减轻粤民负担。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因小失大。总是偏于一隅啊！”孙中山决心已下，遂决定亲自率军北伐，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共抗直系”，由胡汉民在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

9月12日。北伐军大本营设于韶关。

18日，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北伐宣言》，申明北伐的目的不仅在于消灭曹锟、吴佩孚，而且在于推翻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

22日，孙中山下令北伐军改称建国军，谭延岂为建国湘军总司令、杨希闵任建国滇军总司令、许祟智为建国粤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建国豫军总司令。

10月9日，孙中山命令蒋介石“将所有枪弹、学生一齐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蒋介石抗命不从，反请孙中山“早日回省”，并说这是“今日成败之最大关键”。以后几次电报往还，不管孙中山如何催他参加北伐，他就是一兵不发，死守广州不动。

孙中山心急如焚，却又毫无办法。终使北伐错失良机，无功而返。

10月10日，广州城终于发生了流血事件。

正是：

这边驱庚虎未除，那边容狼狼逞狂。

要知究竟，请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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