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读《水浒传》

关于少年时在私塾读书的情况，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旧时的私塾让儿童读四书五经，大概只能起认字与死背（锻炼记忆力）的作用，而于儿童的智力开发，知晓世态人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在一篇讲鲁迅的文章里看到，说过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帮助开窍的，乃是《三、《水浒》，后来是《聊斋》，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鲁迅是世家子弟，在文化之邦绍兴城读的私塾，塾师也比农村的高明，尚且如此，何况处于韶山这样内地山村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呢？他的这段回忆是合情合理的。

毛泽东在韶山度过的岁月，是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他自幼受母亲影响，同情受苦受压迫的人，家乡至今还流传一些他接济穷人、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他同斯诺谈到1910年长沙饥民抢米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始终忘不掉”。关于1866年当地一个哥老会首领彭铁匠造反，因而被捕斩首的故事①，他的同学们议论，“都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样一个农村少年，自然喜欢读《水浒》这类书。

为了统治人民和驯服异族的需要，元明清三代以“诲淫诲盗”、“不登大雅之堂”等为由，对民间流行的小说戏曲采取禁毁的政策，尤其对农民起义的《水浒》禁得严厉。可是平民百姓尤其儿童，喜欢听说人物生动、情节曲折的传奇故事，英雄打仗，农民造反，神仙斗法，鬼怪异变，最能打动人心。因此，几百年来，同《三国》、《西游》这些小说传奇一样，《水浒》在民间传播，历久不衰，许多故事还被编成戏曲演唱，更是家喻户晓。

《水浒》成书于明初。在这之前，关于水浒英雄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宋史》徽宗本纪、张叔夜传、曾蕴传中，有关于宋江等人活动的概略记述；《大宋宣和遗事》则开始有了关于宋江等人的较详尽的故事，起于杨志押解花石纲，止于征方腊。宋代画家龚开所作的宋江等36人像赞，完整地记录了这36人的姓名、绰号。在这基础上，元代杂剧中已开始较多地搬演水浒故事。直到明初，才由《水浒》作者撰述成书。在毛泽东读私塾的那个时代，《水浒传》并不像今天这样被称为“古典文学名著”，可以公然去读，大致从明思宗——崇祯时起，《水浒传》就被历朝帝王列为禁书。这是由于明思宗时，山东有李青山等人的起义，聚众于梁山，攻掠城池，阻断漕运。起义被镇压后，兵部尚书等上书，将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归罪于始作俑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于是，“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咸丰元年那次严禁《水浒》，起因还在湖南。“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到他看这些小说时的感触，他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这个想法同他的农家生活有密切关系，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不开。因此，在众多中国小说当中，描写并且颂扬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的《水浒》，这里面有打鱼的、打铁的、种菜的、卖膏药的，以及各色各样的普通百姓，就使他特别感兴趣了。再加上他异乎寻常的思考能力，终于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这意思，后来在延安看了杨绍萱、齐燕铭根据《水浒》故事，改编上演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他写信给两位编剧者说得更明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因此，毛泽东对斯诺谈到这些小说的时候，自然要强调：“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说《水浒》吧，在好些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反映在后来的言行中的例子很多。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如《孙子兵法》、《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例如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在江西，毛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反对本本主义》）

在论述防止主观片面性时，就想到《水浒》中有唯物辩证法。《矛盾论》论“矛盾的特殊性”中，引用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这讲的就是《水浒》第四十七回到第五十回的那一大段。后来有人从毛泽东的这一提示中受到启发，将这三打祝家庄编成了京剧剧本。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文章中，谈到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不要害怕刺激了敌人时，《水浒》故事又作为生动的借喻。毛泽东说：“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在1955年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容人，搞孤家寡人，他说：“也不要当《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时，毛泽东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中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讲到现在有的干部为争名夺利，评级时竟闹得痛哭流涕，又讲到水浒戏：“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对《水浒》，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1959年，他在庐山讲话，谈到当时刮共产风，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可见，毛泽东晚年的平均主义思想、理想社会主义思想等等，都有着《水浒》等书“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影响。

毛泽东去世前不久，在请人读《水浒》给他听时，曾发表过一些独特的意见。这些意见经人筛选，报纸上只刊出了两段这样的“语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同人们所熟知的他历来对《水浒》的肯定评价，完全不同。于是当时报纸上忽然出现了一个评论《水浒》、斥责宋江投降派的热潮。

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眼睛不好了，请人为他一读少年时代就酷爱的书，读书的人是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于是谈起对书中一些人物、故事的看法，其中有的因感时而发，如“反面教材”，这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不合实际的忧虑有关。由于不能亲见亲知外界的种种事实真相，发表些大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本来不是什么奇特的事。奇特的是，别有用心的“四人帮”，利用这些来制造谰言，兴风作浪，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只不过是借题做文章，并不是什么要认真评价《水浒》。

如果抛开“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背景，单只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来看，毛泽东对《水浒》的这些评论，和他对《红楼梦》的那些政治性评论一样，是别具只眼的一家之言，是从他自身的经验观感出发对《水浒传》的一种评论。

《水浒传》的版本，大致有三个源流。一种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一种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刻本；还有一种是《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回本，金圣叹评点。这三种版本，究竟哪一种是祖本？说法很不一致。以前，人们大抵把一百卷本作祖本，除梁山聚义的故事外，还有征方腊的内容。而余象斗刻本中，征辽、征王庆、征田虎的内容，被认为是后加的。金圣叹评点本，尽管自称是得了古本，却仍被认为是“腰斩”了浒》。不过，报载近来罗尔纲教授考订，以为七十回本确是祖本，以后“征四寇”的内容均系后人所加，是歪曲了这部歌颂造反英雄的小说。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毛泽东批评《水浒》写了投降派，以及宋江投降后去征方腊，则只能看作对续貂者的不满了。

毛泽东是高度赞扬造反的。他对自己一生的“无法无天”是极为欣赏的。因为他始终认为，革命的秩序才是最正常的秩序。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就是“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句话成了最重要的动员口号，红卫兵们自称“造反派”，别人也叫他们造反派。毛大不满于宋江的投降、招安，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他对宋江高俅之间的斗争性质，也是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但他似乎忽略了一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不是一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农民起义，不可能反皇帝制度，最多只是推翻一个旧皇帝拥戴一个新皇帝。农民小生产者的眼光，超越不过时代的限制。他们即使造反成功，历史告诉我们，也不过是自己来当开国皇帝罢了。因此，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出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了。这个基本道理，在毛泽东已出版的著作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中，本来是明白无误的。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水浒》，到老而兴味依然。不管他对《水浒》的各种评论，是否尽都公允、正确，但他确实是一位爱读《水浒》者，善读《水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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