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章春城无处不飞花

春城无处不飞花。遵义会议象春天一样给部队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巨大鼓舞。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热烈的欢迎。

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委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其他各种方法向部队指战员进行传达。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召开了驻遵义的红军干部大会，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象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听完传达，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喜泪盈眶，感到“党和红军得救了”，肖华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这是当时部队热烈情绪的生动写照。

遵义会议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找在一起开会，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都非常喜悦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他们沐浴着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珍重地保存着遵义会议文件，精神振奋地奔向新的工作岗位。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四团，收到了红一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全团，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信心倍增。

在南线乌江边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在乌江边的一个村子里正在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党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军团长董振堂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时，会场上顿时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刘少奇继续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的，是‘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又说：“现在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以及二、六军团的胜利相配合，眼前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中国革命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当时军情紧急，遵义会议精神还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遵义会议后红军移师北上，1月29日，当红一军团第一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参谋找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卿、政治部主任谭政三人，和他们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他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一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他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看？”

“行！没有问题！”李聚奎回答说。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泽东又问：“你们一师还有多少人？”“还有三千多人。”李聚奎答道。“三千多人编一个团又大多了一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到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

这是红一师领导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情况，他们听了毛泽东的传达都非常高兴，印象特别深刻。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①

李聚奎等回到部队后，立即向师里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都十分高兴，一致表示要按毛泽东讲的办。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扎西地区以后，2月10日军委纵队召集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并提出了“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的战斗任务。当天，大家集合在露天广场的一棵大树下，不顾细雨濛濛、寒风嗖嗖，仍然聚精会神地倾听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细心琢磨会议决议的伟大历史意义。会后，各单位分别向全体同志作了传达，1935年2月19日的《红星》报对此作了报道：“军委纵队党的干部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地方工作部副部长凯丰参加了会议。遵义会议结束后，李维汉问凯丰会议有什么精神，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因此李维汉对会议精神不得而知。听了张闻天的传达，他才解开了迷团。后来他写道：“听了张闻天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疑团，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因此，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这句话是他说的，表明了他的坦率态度，说明了他还是位好同志。”①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遵义大捷后，在遵义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庆祝遵义战役的伟大胜利。张闻天、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大家一致热烈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异口同心地说：“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毛主席一指挥，就打胜仗！”“我们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敌人就有钻不完的‘口袋’！”总之，遵义会议精神一经和广大指战员见面，部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胜利信心，重新焕发了强大的战斗活力，重振了红军的军威。遵义会议决议也及时地传达到其他红军，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给在江西坚持斗争中央军区领导发去了几份电报。

①《李聚奎回忆录》第133页。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54页。

其中一份简要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说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方面军高级将领参加，博古等负责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次行动他们要负责，这是严重的错误，但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参加了书记处的工作，另一份电报是对中央军区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认为中央苏区还是有办法的，根据具体情况好好做。你们来的电报情绪是不好的，对局势的估计有消极的方面。希望你们努力，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游击战争，搞大的中央苏区是不行了。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接到这几份电报后，中央军区的电报机于2月中旬毁坏了，从此隔绝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接到中央电报后，项英与陈毅发生了一场争论。项英说：“过去的错误，不是政治上的错误。”

陈毅则说：“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他们在遵义还不能提政治路线，提政治路线党要分裂的。只能提军事上错了，博古错了。让博古下台。这样全党在毛主席的路线下团结起来完成长征。这是个妥协。军事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错误能没有联系？中央主要是政治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错误导致了军事上的错误。”又说：“我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上台就有希望。毛主席这人懂得军事，五次‘围剿’你们把他搞掉了，反‘围剿’也就垮台了。搞得没办法，只有把他再请出来。”

项英批评说：“你是迷信个人。”陈毅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相信毛泽东，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威信，博古等人没威信。朱毛原来是小队伍，从很小的队伍带大。你们是半截插进来的，一来就打败仗，一直败到遵义，怎么会有威信？人家毛泽东很少的队伍打胜了，当然不简单。现在毛泽东出来了，有了毛泽东就有办法。他一出来，群众士气一振。我就有这个信心。”

陈毅预言说，“以前是外行来领导。现在是内行来领导。内部团结了，几千人就有办法，不要说几万人，三年五年以后又是一个大苏区。”①实践证明，陈毅的看法是正确的，时间过了长他的预言就实现了。

项英和陈毅对中央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领导中央军区实现了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向游击战争环境的转变，从而坚持了伟大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也及时向红二、六军团通报遵义会议决议，给予工作指示。1935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分析了二、六军团周围的敌情和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指出。

“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①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上），《军史资料》1985年第4期。

“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一电报后，感到中央军委这次的提法和过去不一样，就打电报向中央询问。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把遵义会议精神向部队传达，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这两份电报，对红二、六军团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当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回忆说：“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使我们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我们坚定地执行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采取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从而引导我们继续取得胜利。”①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的《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中，也把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通报了红四方面军，遵义会议决议全文则是在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才发到四方面军的。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在同红四方面军干部谈话时，都阐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在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张闻天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应在红四方面军党的支部中进行讨论。徐向前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们多少也知道一点，中央来过电报，会议的正式文件，在长征中过草地的时候，我才看到。”②张国焘闹分裂召开阿坝会议围攻朱德时，朱德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当面质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了吗？”又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成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

伟大的遵义会议，也引起了敌人的关注。蒋介石嫡系将领薛岳率部队从江西一直尾迫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他对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一向畏惧。1935年2月他获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情报。他对此极为重视，一面迅速上报蒋介石，一面通报所属部队要谨慎行动。蒋介石从重庆参谋团贺国光和薛岳送来的情报中，得悉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的情况，他喜优参半。喜的是，他认为遵义会议表明中共和红军内部有分歧，意见不统一，幻想红军发生分裂，便于他各个击破。他企图利用红军长征遭到削弱，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机会，加紧围攻，聚歼红军。忧的是，他领教过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强大威力，怕他的部下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因此他告诫他的部下千万“不可轻敌”，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薛岳，叮嘱他：“今后作战，务必谨慎小心，稳扎稳打。”①

①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388页。

地球转动了五十个春秋。在长征过去了半个世纪的1985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②

①李以劻：《薛岳部蒋军追堵红军经过》。

②《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38、146页。

中共中央的调整经历了一个过程，不是遵义会议一次完成的。

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决定一切，是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这就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而周恩来仍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博古仍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博古的领导发生了困难，继续领导没有人服气了：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又对政治局其他成员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赞同。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庄子——水田寨宿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开会分工，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洛甫就成了中央的总负责人。在洛甫负总责期间，毛泽东积极支持他的工作，而他在领导工作中能够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保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尊重和实行。他曾说：“我们党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洛甫这一时期的出色工作，生动地比喻说，洛甫是个“明君”。遵义会议后进行的另一项重大调整，就是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亦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和长征初期，在军事指挥上是李德擅权，独断专行。全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限制了李德的擅权，使党的集体领导与军事民主得到了发扬，红军也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个规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仍然处于强敌围追堵截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为了讨论作战问题，洛甫每天要召开20余人的中央会议，实行集体决策。这种情况，是与紧急军情不相适应的，为了及时抓住战机，并保证毛泽东能够实施及时的指挥，急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于是三人军事小组就应运而生了。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遵义大捷之后，来到鸭溪、苟坝一带。在这里中央召开会议，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开始被否决，后来又得到尊重。有鉴于此，洛甫提议以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则提议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的提议被通过了。1972年周恩来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遵义会议开了以后，打仗如何打法问题引起了争论，“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城）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象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①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

1935年3月11日前后，三人军事小组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正式成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三人军事小组是党中央当时最重要的领导机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参加三人军事小组，表明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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