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六中全会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9月15日，王明等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以及延安各界代表前往欢迎，王明一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王稼祥问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稼祥把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诉了王明，还特别要王明注意：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竞争了吧！王明听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此意见与他回国时季米特洛夫提醒的意见相同，觉得自己回国后太不以为然了，并且在这个关键时刻转达这种意见，就非同寻常了。尽管如此，作政治报告还是要力争的。

中央政治局再次在延安举行会议，听取王明准备的政治报告稿。他的报告内容与以前的报告、文章相比有不少改变，如开始改变速胜论为持久战，不再贬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国共合作的更大责任还在国民党等。但是，这个报告继续坚持了他的一些错误主张：如强调保卫大武汉的特殊意义；宣传军队要有统一的统帅，统一的作战计划，统一的行动，统一的纪律，统一的指挥；虽不贬低游击战，但仍突出强调运动战等。会议认为王明的政治报告结合实际不够，请毛泽东也写个报告提纲。

9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就报告提纲发言，讲了5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与会多数人认为，提纲比较符合抗战实际，既有经验教训，又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决定由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张闻天主持开幕式，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9月26日到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按照既定的议程，王稼祥先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第一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是极为重要的，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指手画脚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进行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①

10月12日到1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报告5万字，分8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

①《王稼祥选集》第138、141页。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16页。

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这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

王明在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团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10月20日，他临时要求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一方面表示对毛泽东的报告“我都同意”，并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另一方面，又仍然强调“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工作方法和方式。”

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突出地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针对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实际上，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毛泽东在作结论中还讲了《战争和战略问题》。他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判了王明只重视正规战而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11月6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的错误。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照搬”、“硬套”的教条主义。鉴于武汉已经失守，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南方局；决定王明留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随后，他又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环境，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反党反中央的分裂活动发展到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特别作出《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干部明确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毛泽东说：“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但是，王明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同对遵义会议一样，怀有刻骨的仇恨。这是因为，按他的逻辑来想：自己本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主要负责人，到共产国际后竭力宣传中国红军和根据地的胜利（注：扩大事实，虚报数字，直至回国前当着斯大林面还说，中国红军到陕北还有30万），扩大了影响，不仅成为共产国际执委，而且成了执委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次奉命回国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六届六中全会理所当然地要恢复他的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位置，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政治报告捞不到作，反而还被批评为右倾投降主义。在他看来，这是十分不公平的，这不是在批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吗？所以，他对六届六中全会不满，在这年年底，在延安作了一首《〈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的诗，诗中写道：“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这是他反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诬蔑毛泽东、坚持错误的真实写照。可见，他在六中全会讲的所谓“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的说法，是言不由衷的，只是一种谎言而已。由此看来，王明开始耍两面派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从全局考虑和有利于工作着想，不调整中央政治局，仍以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这种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与争权夺利的王明之流比较，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吗？

如果说，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末，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就是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经指出：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①从此时起，王明这棵赫赫

①《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1页。

有名的牡丹花，也将开始凋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