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领导整风与反扑挨批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从1939年2月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开始，学习运动逐步开展起来。1940年这一年，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7个指示性文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方法，学习运动开展了起来。但是，学习中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就在1940年春，王明趁大家学习理论、学习党的历史之机，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在延安又一次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发行全党。在3月19日为此书写的“三版序言”中还特别说：“本书所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并且还用心良苦地写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王明出版这个书的目的在于，想把所谓的“昨日之是”为“今日之非”辩护。其实，这本书并非昨日之是，而是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总纲领，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标本。他选在全党学习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重新出版这本书，不但说明他仍然坚持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且还在坚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企图以他的错误观点影响更多的人，来改变自己的形象。这是对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学习马列主义要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严重挑战。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实际上就是作整风学习的动员。报告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毛泽东在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王明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指出：

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毛泽东在报告中，还送给王明这号人一副对联，给予画像：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②

这个报告，在听讲的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思想震动和反响。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动员后，整风的条件已经成熟。整风，是先在中央领导层开始。1941年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连续五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①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就拉开了中央领导干部整风运动的帷幕。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的还有李富春等，会议记录有胡乔木等。毛泽东开始对王明的错误公开交火。《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毛主席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内容可概括为这样三点：（一）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比立三路线更厉害。这种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对这段时期的路线要准备在七大作总结。（二）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毛主席说：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这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学校教育中和文化人中都有表现。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来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中某些思想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基本精神是，首先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前者，批判后者，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方法论，奖励写辩证唯物论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组织方法论的研究小组，首先从政治局做起，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政治局以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毛主席在报告的最后还宣读了稼祥同志拟就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十六个研究题目，包括四中全会的历史估价，主观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主观主义与政治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主观主义在各个地区及各个方面工作的表现，以及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的遗毒等问题。这些题目分别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准备研究。毛主席的报告和稼祥同志拟的研究题目，为这次会议，也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基调。

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有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检讨。博古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

在这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尽管两次发言，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承认1932—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错误最主要是博古负责，与已无关。他在发言中，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唯独未说自己有什么政治性错误，以此转移目标，保护自己。

王明的恶劣态度，引起了与会者的集中批评。这次会议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共识：1.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就开始了；2.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3.王明到苏联的后期，虽然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五中全会后的中央有些不同看法，但在形势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相同的，并且一直遥控领导给予很大支持；4.抗日战争前期，王明在负责长江局工作中，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

为了帮助王明认识自己的错误，10月7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任弼时找王明谈话。王明不仅不承认有错误，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反扑。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主张反帝、反封建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摩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①

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毛泽东同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等参加了会议，李富春、胡乔木列席会议。王明重申了他与毛泽东等谈话的一些看法，还继续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认为他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错误也只是在客观上形成的，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他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先介绍了7日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毛泽东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的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提出，鉴于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关系重大，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展讨论；又鉴于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9、200页。

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①

书记处会议后，他们准备3天，拟定12日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最后概括地指出，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新陈独秀主义、孟什维克主义、张国秦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但是，王明突然声称有病，逃避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使原定会议未能开成。以后，他一直请病假不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0、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