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曾于1948年7月至1953年3月兼任马列学院院长。这一时期，学校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一套刻苦学习、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勤俭办校和教职员工为学员服务的优良校风，这一切是同刘少奇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一
马列学院开办于解放战争最激烈的决战关头。1947年3月，中央党校因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而停办，不久，国民党军即由攻势转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则由守势转为攻势。此后，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已成定局。而执掌政权，就需要大批干部，但当时的干部准备明显不足，比如从1947年底开始，各解放区就纷纷向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要求调派干部，尤其是有土改经验、城市工作经验的干部。
面对这种情况，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决定，重新开办中央党校、培养干部。
1947年12月，刘少奇在为中央工委起草报中央的电文中写道：“中央工委已决定开办党校。”1948年1月，刘少奇在为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的电文中又提出：“为准备局面开展之干部，拟开办党校，招收县团以上干部五百至一千五百人，训练半年派出工作。是否可行，请示。”3月，毛泽东一行东渡黄河，并于4月抵达河北阜平，同刘少奇、朱德等会合。5月，中央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两个月后，7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按照原中央工委的请示正式重办高级党校。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创办高级党校（马列学院）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并规定，“马列学院的任务，为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
《决定》发出不久，刘少奇就直接领导了马列学院的筹备工作。从寻找校址、选调哪些同志到学院工作、招生条件怎样掌握，到招生考试出哪些题目、录取多少学员等，刘少奇都亲自参加研究确定。8月中旬，刘少奇拟定了第一期招生的试题和要求：“《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自拟一篇，写自己最熟悉的、了解比较深刻的问题。”10月初，在听取杨献珍（1948年11月起任马列学院教育长，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汇报招生考试成绩和录取情况时，刘少奇指出，鉴于培养理论干部的意义重大，应适当增加录取人数，并针对学员特点，提出了学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并且，刘少奇还开列了第一学期的课程、初步商定了授课教员的名单。
遵照刘少奇的指示，马列学院扩大了招生人数。11月8日，马列学院第一班开学，学员110人。开学后不久，12月14日，刘少奇来到马列学院，发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讲话特别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也即开办马列学院的目的。刘少奇指出，“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干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对蒋介石斗争，对地主阶级斗争，艰苦奋斗，这很好。但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关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刘少奇指出，“是为了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既要有实际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中国经验，又有外国经验，才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能”。
刘少奇还对马列学院的发展作出规划。他指出，马列学院是高级党校，以后还要办中级党校、初级党校。“将来还要以马列学院为中心，在全党学习中起指导作用，依靠马列学院去使全党理论水平有所提高”。
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马列学院随中央机关由河北平山抵达北平，暂驻香山慈幼院。4月，迁驻香山碧云寺西跨院，对外称“劳动大学”。9月，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同意，将颐和园东门外的原清华大学农学院房产（现中央党校南院）移交马列学院。10月，马列学院正式迁入南院，开始了新中国大规模培养干部的历程。
马列学院迁到北京后的1950年9月，刘少奇在第二期开学典礼上对学员谈了学习态度和方法问题。他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把马列主义变成教条。你们以后所遇到的、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新的问题，许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讲的”，“就得靠你们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处理，并且要处理得不错”。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对马列学院学员作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对新中国的未来建设作出设想规划。7月12日，他再次来到马列学院，对第一班毕业学员发表了讲话。刘少奇对学员们的谆谆教导，有力提高了大家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有学员在听报告后座谈时说：“少奇同志是我们名副其实的院长。”
三
刘少奇不仅关心学员的成长发展，而且非常关注马列学院自身的建设。比如，他非常强调实事求是的校训。1952年春，在开展“三反”运动时，由于当时具体领导马列学院“三反”运动的同志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搞逼供信，把副秘书长刘元士打成“大老虎”。后来事实证明，刘元士并没有贪污行为，但这件事却传遍全国，影响很坏。当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后，即指派中央组织部有关同志来马列学院，通过调查研究，对直接领导这次运动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批评。
再如，关心马列学院的基础设施建设。1951年6月，刘少奇写信给学院领导提出校舍建设原则：“建筑标准以在延安或西柏坡时的建筑为原则，稍加一些改良和计划性即可，即以合卫生、不冷、能住人、便宜、迅速为合格，并准备在十年之后再建筑近代校舍。”按照这一精神，学院提出了建筑一批平房和一座图书馆的计划方案，刘少奇批准了这个方案。11月，刘少奇又写信给杨献珍说，1952年要增招200名学员，需再增建相应校舍，叮嘱及早拟定扩建计划。按照刘少奇的指示，马列学院很快又盖起一批节约耐用、居住便利的平房，既为国家节省了资金，又满足了扩大招生的需要。
此外，刘少奇还非常关心学校的理论队伍建设。1950年第二期学员开学时，他就说，我们几年后要大办党校，要有教授和助教。1953年，杨献珍和侯维煜提出，五年内使各教研室的教员、助教达到300人左右，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1956年，杨献珍和侯维煜向刘少奇汇报高级党校（1955年8月起马列学院改称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七年建设规划时提出，教学干部要由现有的103人增至600余人。他们一开始还担心这个数字是不是提得太大了，但刘少奇却说：“教研室干部数量似乎少了一些，可以增加至800至1000人。”他还说：“教学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不要怕编制大，大一点也好，不能和政府、行政机关比，但学校的行政编制不要大了。”杨献珍和侯维煜还主张在教学人员中实行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学衔制度，刘少奇也表示赞同说：“实行学衔制度是必要的，既要人家安心工作，学校就要正规化。需要采取这样一些制度，才能使人们树立起理论教育工作的事业思想。”
在兼任马列学院院长近5年的时间里，刘少奇虽然肩负党和国家重要职务，公务繁忙，但他对党校工作，无论是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思想教育，还是机构变动、人事安排等，都亲自过问。1953年3月后，刘少奇不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职务，但他仍时刻关心关注着党校事业的发展。对这一时期刘少奇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党校，杨献珍给予了“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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