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保证。刘少奇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屡次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他几乎每年都安排调研活动，有些年份多达几次。每次调研时间不等，短则几天，长达数月。通过一次次的实地调研，刘少奇为全党正确认识形势，制定一系列重要决策作出了突出贡献。

以民为师求实话

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是诚心诚意拜人民为师，听干部群众讲真话，这是全面了解基层情况的基础。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探究困难之因，扭转困难之势，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调研之初，刘少奇最渴望听到人民群众最真实的心声。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不敢讲真话。对于基层干部群众不敢说真话的情况，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以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为例指出：“长期以来，这个大队的社员和干部不敢说心里话，乔木去调查时，大队已把一些乱说话的人调走。我最初去找干部和社员谈话，大队干部都在事先交代过。有些小队开会，我们工作组的人去参加，说的是一套，工作组的人离开后，他们又再开会说了另一套。因此，我在天华的前十天几乎不能同大队的人认真讨论问题”。

为了了解群众心中真实的想法，在一次座谈会上，刘少奇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用地道的宁乡腔恳求道：“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会场上霎时静了下来，大家看到的是国家主席真诚的表情，体会到的是国家主席渴望了解实情的真心。此后，刘少奇不让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来到生产队，请社员座谈。经过40多天与群众心贴心交流、面对面沟通，刘少奇终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家打消顾虑，纷纷向他反映真实看法。由此，刘少奇认识到，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天灾，而是如农民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是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并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个决策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

扑下身子探实情

有时候只听报告和汇报并不能准确掌握实情，需要亲自探察实情。

对于报告和汇报，刘少奇认为：“下面的报告和干部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有的根本不可信。”1958年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开始泛滥。此时河北省徐水县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消息传来，刘少奇不敢相信。9月，他视察了徐水县，发现严重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现象。当县委负责人汇报有的地方一亩小麦播撒种子700至1000斤时，他产生了怀疑。他说：“1000斤种子就是1500万棵苗，这恐怕草也长不起来吧！”同时他看到徐水的“共产主义新村”只是在一些房子上分别挂上“食堂”“养老院”“托儿所”等牌子，连必要的设备都没有。针对当地干部将全民所有制与共产主义混淆的情况，他明确指出，“全民所有制不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叫共产主义不好”。这些问题，毛泽东也觉察到了，于是党中央自1958年冬起召开多次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

1961年春，刘少奇在家乡湖南进行调研期间，除了听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外，还直接到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走访父老乡亲。他挨家挨户到社员群众中摸情况，揭开锅盖看到农民吃着糠菜窝头，打开油盐坛子发现没有一滴油，还看到许多社员因为吃代食品得了水肿病。刘少奇对农民生活有了清醒的认识。调研结束后，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调研情况。刘少奇仍以天华大队为例，指出：“社员生活远不如1957年”，“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够吃”，“去年下半年也有相当多的人害浮肿病”。5月31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指出：“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刘少奇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意见建议，促进了中央对相关政策的调整。

直面问题出实招

倾听民声、了解实情，启发和促进深刻的思考。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的建议后，刘少奇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不但对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会议结束后，２月18日至４月14日，刘少奇约请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有关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南下五省，围绕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一次深入广泛的专项调研。

在保定农村调研时，有同志讲，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是大队范围内生产队的统一分配。有农民讲，好的生产队的粮食往差的生产队拉，大家不敢反对，但心里难受。刘少奇听了后说：“从你们的反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很好地解决。”

通过调研，刘少奇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主张和设想，诸如：要重视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防止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产生；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应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等等。在毛泽东倡导下，1957年全党和全国形成了一个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展开的学习热潮。刘少奇南下五省的调研及其思想成果，对推动这次学习起了重要作用。

博采众长制实策

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有的成为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八大的准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刘少奇负责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为此，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刘少奇找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到他那里去汇报。一直到1956年3月上旬，连续听了30多个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一般情况下，一个部门谈一天，个别部门也有谈上两天的，经常从白天一直谈到午夜。这样一天连着一天谈，进行7到10天，算一个段落，然后间隔个把星期，再谈七八个部门。总之，刘少奇是集中心思来进行这项调查研究工作的。

毛泽东听说刘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的事，说这个方法很好，让人帮他也来组织这样的汇报。经过一系列的调研之后，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后，立即引起刘少奇的共鸣，决定将其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全方位的调查研究为写出一个好的八大政治报告奠定了基础。

除了党代会报告这样的大政方针，还有很多具体政策措施的制定，是深入调查研究的成果。全国各地区人民法庭的普遍建立，就是一例。1961年在天华大队调研时，刘少奇过问过一个“饲养员破坏耕牛”的案子：天华大队的一头耕牛死亡，解剖后在牛肺内发现一根铁丝，调查人员就认为是饲养员冯国全有意破坏。听完调查组汇报此事后，刘少奇当即指出：“这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怎么能钉进去呢？这件事还要查，不仅要查当事人，还要问问老兽医或专门学过这种医的人。”经过认真调查，原来是一个小孩出于好奇将铁丝喂给牛吃，后来铁丝窜到耕牛肺中造成死亡。冯国全破坏耕牛案完全是冤案，因此为冯国全平了反。由此，刘少奇主张在农村区一级设立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方便群众告状，并有利于案件的及时正确解决。也是在刘少奇的积极推动下，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区人民法庭。这一措施，对推进我国法制建设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