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李富春（1900年5月22日-1975年1月9日），字任之，出生于湖南长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因病去世。同月，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李富春，字任之，1900年5月22日 [2]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青少年时代，他目睹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状况，立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斗的志向。1919年10月，为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到法国后，李富春同志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他深入研究法国社会问题，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士兵作调查，写下了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厮杀的战争本质。他还发表了《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的调查报告。在深入考察法国社会和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逐步从信仰工学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他和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将他参与发起建立的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确定“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他积极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的运动等多次政治斗争，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6月，李富春同志在巴黎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为《赤光》)。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年8月起，李富春同志历任旅欧中国共青团执委会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书记局成员、执委会委员长，努力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旅欧团员和青年。根据他的建议，旅欧中国共青团组织利用暑期在巴黎为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开办了一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班，他亲自在学习班对《资本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通俗讲解。在这段时间内，他还连续在《赤光》上发表《世界反动潮中底一线曙光》等文章，宣传报道中国革命的情况，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快团结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之旗下”。

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同志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帮助国民党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他曾经发表《国民党的新工作》一文，明确指出，国民党“应毅然抛弃”“联军阀以倒军阀的策略”，而要“普遍地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工农兵等民众”，以打倒军阀、组织全国革命政府。在李富春等共产党员的大力推动下，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

1925年1月，李富春同志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接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训练，其间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留苏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同年夏，经组织批准，李富春同志回到一别将近六年的祖国。这位自远方归来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迅速投身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1925年8月，从苏联归国的李富春同志到达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这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刚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为统一广东根据地和准备北伐，开始将其统辖下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李富春同志很快受组织派遣，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责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湘军中分化出来的一支部队。李富春同志到任后，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改造旧军队带来的军阀习气和作风，建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建军、师两级政治部，在全军形成了从上到下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第二军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踏上北伐征途，李富春同志更加重视政治工作的开展。部队在进军途中和大战前夕，总是及时进行动员、部署。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亲赴前线宣传鼓动。第二军在北伐路上多遇北洋军阀精锐之师，从新余之役、南昌之战、杭州会战到最后参加攻克南京，始终气势如虹，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从无畏惧，屡建战功。回顾第二军的光荣征战历程，李富春同志领导的政治工作无疑提供了根本保证。此外，更具有长远影响的是，李富春同志等一批共产党人这个时期的军队工作实践，为后来我们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做了重要准备。正如朱德同志曾经指出的：“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同志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34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夕，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负伤未愈，党中央调李富春同志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同志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李富春同志紧急赴任，投入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工作的指令》，对部队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后，李富春同志领导红军总政治部，又根据面临的新任务和变化的新环境，注重提高针对性，发挥创造性，开展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对巩固部队、保持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特别强调，做好政治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漫漫长征路上，红军政治机关广泛进行文告宣传，在做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使长征充分发挥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李富春同志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出色工作，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李富春同志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等职务，直至随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全国抗日战争的八年，李富春同志是在延安度过的。这个时期，他不仅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是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门的负责人，1941年起又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面对繁重的任务，他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延安的八年岁月中，他不但以大量精力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协助任弼时同志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在领导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实行封锁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与军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即生产运动，后来也称大生产运动)。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李富春同志受命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兼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和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担负起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具体组织生产运动的重任。他亲自部署和进行动员，使生产运动在边区迅速地开展起来。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按伙食单位先后成立了领导生产的指导机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李富春同志还亲自部署各单位投入开荒突击战斗，保证适时播种，带头收集肥料，到田间施肥、除草、灌水，并大力推动开辟南泥湾，为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持续数年的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在负责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和组织生产运动期间，李富春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原则，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为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富春同志赴东北工作，1947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财经委员会书记，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并曾经负责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李富春同志先后主持以及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包括负责军队后勤工作)，在统一东北财经，城市接管，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诸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实际领导工作中，他深刻阐明“一切为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战时财经工作的特点，提出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划，结成整体”的财经方针。他注意到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显著区别，明确提出了决不能把过去在农村工作中的许多做法搬到城市里来，以及一定要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等真知灼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他高度重视城市接管工作，提出了把保护城市、防止破坏、保护工商业、恢复生产放在首位的正确方针。在陈云、李富春等同志领导下，东北解放区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顺利恢复发展，成为全国的榜样，对党中央制定革命胜利后全国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经验。

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东北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国家计委副主任)。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党的八大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李富春同志参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作为编制“一五”计划的全程参加者，从国内前期准备、赴苏联进行长达半年多的谈判，到争取苏联相关援助的重要协定的签字，他历尽艰辛，付出大量心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制订好计划，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一五”计划中，由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是“重中之重”。李富春同志亲自负责这些项目的组织实施。每个项目都由他主持讨论，作出决定，签报中央。从编制设计、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一抓到底。在他亲自领导指挥下，“一五”计划156项(实际施工为150项)建设工程，除极个别项目因故未达到原定规模外，都实现了预期目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工程效果堪称一流。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样的大项目，从设计施工到建成投产，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其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一五”计划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继“一五”计划之后，李富春同志又参加了“二五”、“三五”计划和其他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提出和践行了许多科学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如：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经济规律，注意总结经验；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建设、生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重视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注意综合平衡；等等。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不失指导和借鉴意义。

李富春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探索精神。他多次提出原则性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央采纳后成为党的指导方针。1953年9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他针对当时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中央根据他的建议，及时采取了有关的措施。1955年冬，周恩来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他提出还要加上一个“省”字，经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当“大跃进”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困难时，1960年七八月间他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同志支持，后来中央制定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初经济形势初见好转后，他又提出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的建议，被中央采纳，为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持续平稳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全国混乱的局势中，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主管经济工作。他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先后主持起草和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并支持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力图防止社会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和破坏。他还协助周恩来同志在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富春同志一身正气，为党为国操劳，却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断责难和冲击，在1967年初所谓的“二月逆流”中甚至被诬为“黑俱乐部主任”，受到严重迫害。对此，李富春同志横眉冷对，据理斗争，始终心念全局。即使最后已经不能参加领导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牵挂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在忧虑中因病去世。同月，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李富春是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