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1950年10月27日），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任弼时，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任第四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11月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长征中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中共中央作坚决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斯大林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1940年3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

任弼时同志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过度劳累使病情突然加重，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叶剑英同志非常中肯和准确地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创建几个月后，就有一位不满十七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三十年，并在四十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这就是任弼时；他虽英年早逝，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

少年求学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汨罗市一个教员之家。5岁就随父亲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入长郡中学，在校内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宣传等爱国活动。

投身革命

1920年，他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2]

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他们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此时，苏俄局势艰难。粮食短缺，开始他一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却忍饥刻苦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回国后他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张太雷长期离职，两年间由他代理中央书记。当时他才二十来岁，却敢于向党中央领导陈独秀提意见，有一次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

1927年国共破裂后，党内同志深感他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随后四年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安徽历险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来安徽巡视，不幸被捕，羁押于安庆饮马塘监狱达半年之久。他面对敌人，英勇无畏、坚贞不屈，表现出高尚的革命气节。同时，他又斗智斗勇，同敌人进行巧妙的斗争，配合党对他的营救，终于在次年3月获释脱险。

巡视被捕

1928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书记尹宽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使各县党组织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大批党的优秀干部被捕和牺牲。9月，中央委派任弼时以特派员的身份巡视安徽。

任弼时首先到达芜湖，在省临委机关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听取省临委的工作汇报，妥善处理省临委内部纠纷。

15日上午，任弼时和徐厚昌在汪正芳的陪同下，往城西北的香油寺参加当地团的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发，任弼时和徐厚昌被敌人拘捕。

智传音信

任弼时被捕后，被押解到国民党南陵县党部，敌人对他进行搜身，除了搜出些零星钞票外，别无所得。1928年10月16日，敌人提审任弼时，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始终坚持说：“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到南陵是做生意的。少小就爱看《三国演义》，听说南陵有座小乔墓，便由人指点来香油寺游玩，也不知犯了什么法，把我抓来，真是莫名其妙。这叫我以后怎么向老板交代？”敌人又令法警拿来踩杠，欲施酷刑。他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踩死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

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还是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任何口供。敌人无可奈何，只得将他作为嫌疑犯递解到省城安庆关押。

不日，敌人把任弼时送上轮船，派兵押往安庆。在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同乡小商贩彭佑亭，此人常在江浙皖一带贩运丝绸。彭佑亭正欲张口招呼时，任弼时机警地向他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作声。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押送的士兵连声吆喝：“走开走开，赤脑壳，有啥子好看！”任弼时见机立即挣扎着站起来，大声说：“老总，莫乱讲，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他还巧妙地说出自己妻子陈琮英在上海的地址，暗示挤在前面的彭佑亭，将这些情况设法转告陈琮英。彭佑亭心领神会，便中途下船，转乘火车，赶赴上海，面告陈琮英，陈琮英迅速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智勇脱险

到安庆后，任弼时被关押在饮马塘监狱。7天后，敌人连番审问，施以种种酷刑，但任弼时一口咬定原来的供词。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只好将他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知”字号牢房。

根据党的指示，任弼时隐蔽起自己的身份，但他并没放弃指导狱中斗争，暗中通过徐厚昌等少数党的骨干分子，成立党在狱中的秘密组织——生活委员会，以改善狱中待遇的名义，组织难友开展“反虐待”、“改善狱中生活”的合法斗争。 [3]

任弼时在狱中的情况，由安徽的党组织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营救。党在长沙请了进步律师来到安庆，设法将任弼时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1929年2月，安徽省高等法院派人到长沙，会同长沙公署核对口供，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老板身份（该店为陈的堂兄所开办），对口供一一作了对质。敌人挑不出丝毫毛病，只得以证据不足，宣布无罪。同年3月，陈琮英从长沙来到安庆，把任弼时接出监狱，并由安庆地下党组织安排，住在江边的一处小楼上。不久，任弼时接中央指示，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他又风尘仆仆，踏上新的征程。

1931年，任弼时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因缺乏经验犯过“左”的错误，后来通过实践又在工作中大力纠“左”。

1933年，任弼时奉派湘赣边区，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翌年春又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1940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治疗。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 [4]

一身正气

他勇于“同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却从不整人”。他数次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员中，任弼时是出身“青年团”的年轻的老革命家，后来又一直以刻苦坚韧著称。这位有着“骆驼”性格的坚强战士，少年时期身处思想活跃却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湘境，决定“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走工业救国之路。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兴办工业以强国并无可能。从而走出国门，到苏俄寻求“真理”，最后走上了终生革命的道路。

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党外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党内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询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等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

任弼时同志两次被捕受严刑，第一次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国共破裂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政府却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

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因此外国警探怀疑有假，所以使用电刑，竟然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时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随即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周恩来的地下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后来，便落下了病根。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在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贺龙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厌恶康生这种人，而对任弼时则由衷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