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佐罗夫：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2）

当时的苏联，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但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对这些外国学生则尽全力给予了生活上和学习上的保障。苏联国内成立了中山劳动大学促进会，筹集办学经费。中山大学每年预算约为当时的1千万卢布，而且为了给外国学生们必要的外汇（例如回国费用），还需要动用苏维埃政府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外汇。苏维埃政府尽一切可能保证学生生活，外国学生甚至享有优于俄国师生的生活待遇。有一位中国学生回忆道：“我们从未断缺过蛋、禽、鱼、肉，而这些在1926年是不容易搞到的。虽然经济困难，但一日三餐的数量和质量却相当高。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富人的早餐比我们的更丰富了。”学校给学生发送西服、大衣、皮鞋、雨衣、冬装及一切生活日用品，还设有门诊部为学生看病。学校组织学生观看芭蕾舞、歌剧等艺术演出，组织假期的疗养和夏令营，还组织参观莫斯科的名胜古迹和到列宁格勒参观旅行。邓小平后来曾说过，他在1926年就曾随校去列宁格勒旅行。

这种生活，比起邓小平他们在法国的那种生活，简直就如天壤之别。

当然，中国学生来到这里，主要的任务是学习。

中山大学要培养政治工作者和革命者，开设的课程有语言（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历史（中国史、俄国史、东方和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根据苏联有关著作编写的教材）、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的著作为主），还有军事科学和军事训练。

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在他所著的《邓小平传》一书中写道：现在不清楚邓对这些课程有什么反应，但作为一个把书本知识和马列主义作为智慧来源的人，邓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这可以从他在1992年春的谈话中看出。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科学的求实精神足以说明他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个知与行统一论者。

在中山大学就学的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受过中高等教育，有的文化基础比较差。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了解程度也相差甚远。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小组。对程度较差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

学校中有一个组，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被称为“理论家小组”的第7组。这个小组里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等。因此，这个班很有名。

邓小平、傅钟和李卓然，3个人都是旅法共青团执委会的领导成员，都是在法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具有一定革命斗争领导经验的共产党员，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已成熟，履历也很引人注目。他们与国民党人士相处在一个班组，在信仰上、观点上、见解上和阶级立场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各种问题上双方常常发起辩论，甚至于经常展开一定程度的斗争。这种斗争特别表现在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较量中，是和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

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什在他所著的《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

“被同学称为‘小钢炮’（指他身材以及善于辩论的口才）的邓小平在莫斯科呆了近一年。我们没有直接材料说明他学习什么课程，但他很关心校内国民党派去的学生和共产党人进行的辩论。”

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学内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了有关邓小平当年的一些情况，也就是当时的中共党组织对他的评价，现摘录下来，以供更好地了解那个时期的邓小平。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组组长。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动同志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党小组的鉴定，勾画出了一个22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小平的基本形象。

邓小平在法国时期，就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以及考茨基等俄共著作，他曾说：他们旅法青年团的小组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学习讨论。但我想那样的学习毕竟不够系统和精深。在苏联的学习，最重要的是较全面、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如果说他以前从未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就学的话，那么进入这所中山大学便可以算作他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党校教育的一个良好的机会。同时，在这里，他和他的同志们与直接从国内来的国民党人士共同学习、生活，使他们对国民党各派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并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较量。这些，对于他回国以后进行革命活动和革命斗争，奠定了更加充实的理论基础和斗争基础。

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在莫斯科的同学中，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和父亲不同班，年龄也较小，当时在学校并不出名。另一个是从国内派到莫斯科培训的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名叫张锡瑗。”

徐君虎早年和邓小平、蒋经国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共读，据他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秋天正式开学的，第一期学员共有600多人。徐君虎去了以后，不仅和蒋经国分在同一个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里。邓小平虽然和他们不同班，但在一个团小组里，还任他们团小组组长。

在所有中山大学的同学当中，蒋经国年纪最小，是同学们的小弟弟。由于年纪小，顽皮又活泼，爱说爱笑爱唱，走起路来又蹦又跳，整天无忧无虑，像个快活的小鸟。又因为他经常穿一件夹克式工人服，戴着鸭舌帽，皮肤也晒得黑黑的，像个小童工，大伙儿都跟他开玩笑，管他叫“工人”。

而邓小平比他们团小组里的人都大，经验也比团小组里的其他人丰富。在学校里，邓小平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则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则是个书呆子（曾任旅法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这3个从法国来的中国学生的共同特点是：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莫斯科是很美丽的，尤其是积雪的冬天，克里姆林宫、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宫。每到夜幕降临，路灯映着白雪，直晃人眼。

徐君虎、赵可夫、左权等人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他们晚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教堂旁边的广场、公园或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于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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