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有四次甘肃之行。

　　1926年，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举起打倒北洋军阀政府、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旗帜。

　　他向苏联方面提出要求，希望与中国共产党接洽，派一批中共党员到他的部队里帮助工作。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成为接受这次重要使命的20多人中的一位，从苏联回国到冯玉祥的部队去工作。

　　1926年底，邓小平一行从莫斯科动身，经库伦（即乌兰巴托）、内蒙古和宁夏，长途跋涉来到甘肃平凉，住进城区客店。这是邓小平首次甘肃之行。在客店，邓小平召见了在平凉开展党的工作的吴天长、冀明信等地下党员，向他们介绍了国际国内的革命斗争形势，了解了当地的社会状况和工作情况，并对今后如何开展工作交换了意见。之后，邓小平离开平凉，途经泾川、彬县、礼泉、咸阳等地到达西安。

　　1935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长征进入甘肃。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邓小平，从9月7日进入甘肃境内至10月16日抵达陕北，走过了陇南、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地区，在甘肃工作和战斗了40天左右。

　　这是他的第二次甘肃之行。在这期间，他对政治宣传工作极为重视，组织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编写了《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绘制了《陕甘苏区略图》，创作了《到陕北去》《打骑兵歌》等革命歌曲，在《前进报》上登载了大量介绍陕甘苏区的系列文章。在甘肃通渭，他还组织了盛大的文艺晚会，演出高潮时，全军7000多人同声高唱《国际歌》，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鼓舞着北上的将士们。

　　1936年5月，为打破蒋介石对陕甘宁根据地发动的新的“围剿”，中共中央决定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的国民党统治薄弱区域进行西征。

　　5月18日，毛泽东签发了西征命令，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方野战军分成左、中、右三路军，共约1.7万人。

　　邓小平担任了左路军中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这样，随军西征的邓小平第三次进入甘肃。

　　西征中，邓小平注重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使部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士气。各部队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障下，西征战役进展迅速。从5月出发至7月底，相继解放了曲子、环县、镇原、固原、西吉、打拉池等地，迅速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新老苏区连成了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都得到了发展。

　　在西征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后，红二、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联袂北上，于1936年8月进入甘肃。

　　10月初，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也加快了会师的步伐。为迎接红二方面军，中共中央派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赶往兴隆镇（今属宁夏境内）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会合，筹划会师事宜。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与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在甘肃隆德境内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辖）胜利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党中央和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领导人于11月18日联合发布《决战动员令》，发动了山城堡战役，邓小平参与指挥了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山城堡战役大获成功，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载入了史册。战后，邓小平随军到陕西。

　　1937年2月，红一军团移师甘肃正宁、宁县一带，开始了历时半年的整训工作和改编准备。邓小平所在的军团政治部驻在宫河镇的王录村。这是邓小平的第四次甘肃之行。邓小平住在农民王度家的一间窑洞里。整训期间，邓小平的重点工作之一是思想转化工作。

　　“西安事变”后，对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许多人思想转不过弯来。为此，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编写大量宣传学习材料，举办形势报告会、讨论会，普及抗战歌曲，演出抗战剧目，以及利用黑板报、墙报、壁画等多种形式，开展思想转化工作，使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

　　此外，为处理好当地军民关系，广泛争取各界人士支持，政治部宴请地方名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征询各方意见，使军民关系相当融洽。军团政治部还在帮助地方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帮助早胜、宫河、米桥、平子、中村、南义、盘客等乡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义勇军和其他民众抗日团体，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在南义井古庙大院召开的军民大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号召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日。

　　1937年6月，邓小平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副主任，并于6月底离开甘肃到陕西云阳。

　　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签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率领部队奔赴抗日战场。

　　（据2004年《兰州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