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贡献

参与战役

辛亥革命与讨袁护国

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

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北伐与土地革命战争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闇公一起组织了泸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参与长征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

军事教育

创办军校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军事作风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教学原则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师资教材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

1951年12月，刘伯承元帅来八一厂视察

1951年12月，刘伯承元帅来八一厂视察

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

抗日战争时期

1930年4日，从苏联秘密回国的刘伯承和左权等人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决定安排他担任军委编译科长，专门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红色武装提供军事教材。

刘伯承化名林直木，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二层楼房里，于1930年至1931年间，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和《游击队怎样动作》等。这些宝贵的军事教材被迅速送往各苏区，并有力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建设。

1932年他奉命前往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主持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工作，后又调任红军总参谋长。1932年8月，刘伯承和左权等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这是我军第一部译自外国军队的军语专著。1932年11月，针对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山地作战中不讲战术的现象，刘伯承在前线翻译出《苏联山地战斗》一文，供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参考。

1933年6月，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战术备考》中摘译出《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一文，供红军各部队指挥员研究，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10月，他在前线摘译苏联红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挥员，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11月，他翻译发表苏联红军理论文章《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使红军干部明白了这三者各自研究的对象及其对战争各层次的指导意义。

1934年5月，为给教练步兵分队作示范，刘伯承翻译出德国人李璞满的著作《班的战斗集团的教练》一书中关于“夜间动作的两个作业”，介绍了夜间反冲锋的作业和夜间进攻作业两种战术样式，明确解答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对部队夜间动作的疑问；在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行动中，他一直珍藏着长达300余页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并于1933年至1935年8、9月间，陆续翻译完成这部教令，供红军部队使用。

当时，针对我军主要沿用旧军队军语的情况，刘伯承还对旧军队军语进行了改造。为纠正旧军队遗留在红军中的不平等称呼，刘伯承为各种各样的人规定了新称呼：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这些称呼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

坚持从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是刘伯承军事翻译的最大特色。刘伯承的翻译选题都是当时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翻译和校对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军队指挥法》《合同战术(上部、下部)》，以及日军的《阵中要务令》《刺杀教令》等。在翻译过程中，刘伯承不但注重从实际出发确定翻译选题，注意引导读者联系实际正确理解和借鉴译文。

1938年12月，苏联红军颁布了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为吸取苏联红军最新的作战经验，战胜日本侵略者，刘伯承与左权合作翻译了这部条令，他还紧密结合八路军建设和作战的实际，精心撰写“前言”“后记”“附言”，引导八路军军干部从我军作战的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这些条令。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这本《合同战术》，是苏联施米尔乐夫根据苏联1929年颁布的《野战条令》的著述，于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重新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翻译和编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著作。

建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该院成立仅仅3个多月，刘伯承就批准有关部门将翻译外军军事理论著作中有待统一译名的军语，以及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法规编写中有待规范的军语分期编印成《军语通报》，从1951年4月30日起，印发军事学院各系、各教研室征求意见。

在军事学院组织编制我军规范军语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出版局也同时展开了这项工作，并请刘伯承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1951年9月，在刘伯承指导下，该局编印了《军语汇编（初稿）》。该书分陆军、海军、空军3编，收录军语词目约4650条，书后附录了常用各种度量衡一览表。1955年2月7日，刘伯承针对《军语汇编（初稿）》存在的问题，复函军委训练部总监部，谈了对规范军语和军队标号的意见。

在刘伯承的组织下，军事学院于1956年12月编辑出版了《军语画一（初稿）》。后来大多数被正式确定为解放军军语，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刘伯承翻译、校译和编译了众多的外国先进军事理论成果，从翻译原则的确定，到具体教材译稿的审改，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刘伯承对军事译文的要求十分严谨，无论是翻译还是校译，他总是力求精当、准确，每一篇译稿都要用放大镜仔细照看许多遍，一字一句反复推敲,斟酌再三。

1953年夏天，他利用到大连休假的机会重新校译了《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这本条令军训部已经翻译出版，并依据条令的内容编写了教材用于教学。但刘伯承对校译稿不够满意，他说：“条令是军事学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译得十分准确，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不能有丝毫差错。”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亲自校译，并翻译了《柏林战役与希特勒德国投降》等书。

这一年，他已经61岁了，仅有的一只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着放大镜逐段逐句推敲修改，20多万字的译稿他修改了三遍。在他严格要求和精心组织下，付印的条令做到了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符号。

培育人才

刘伯承在主持军院工作近7年中，不仅亲自领导了学院的教材编译工作，还非常重视军事翻译人才的挑选和培养，辛勤培育了新中国第一批军事翻译人才。他提出做军事翻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不但要外文好，还要中文好，并懂得较多的军事知识。为引导和勉励年轻的军事翻译工作者，刘伯承专门为他们写下：“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发掘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除此之外，他还要求他们要一丝不苟，贴近读者，具有民族特色。刘伯承经常把翻译工作称为军事学术研究的“水龙头”，他时常对翻译人员说：“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们的工作就是取他山之石，其目的就是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经验，提高我军的军事理论水平，提高我军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战能力。”

刘伯承精通俄文，尽管工作繁忙，仍然利用休息时间钻研外文，长期养成早晨朗读外语的习惯。在他的影响下，担任翻译工作的同志自觉地苦练基本功，每天起床后都到校园里朗读外语，渐渐形成了一种早读制度。

为了请来专业的、高水平的翻译人员，他曾经专门到国务院登门求贤，并给周恩来写信，申请聘请和特招翻译业务骨干到军事学院工作。对于军事翻译人员，他经常教导他们说：“一字之差，会死人！”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一丝不苟，无论是翻译还是校译，他总是务求精当、准确，经过他手的译文都具有很高的军事艺术价值，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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