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评价

历史评价

陈独秀以光明正大和清正廉洁在社会上赢得了尊重和声望。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过许多变化而成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由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转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虽然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是他的人生悲剧。[1]

1991年，胡绳玉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指出：“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中，陈独秀依然在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有时踯躅，有时摔跤，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作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以答《百年潮》杂志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他在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陈独秀的新评说时说：“要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石仲泉说，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为什么会都是受苏联共产党（当时称“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石仲泉说：“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似应是有服从的纪律），同时又缺乏猖判断的能力。”“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石仲泉说：“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我看来难以说得通。”

2008年3月1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文，介绍陈独秀时写道：陈独秀，原来说是托派、汉奸、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似成铁案；但现在，汉奸的帽子摘掉了，托派问题也得到合理的说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先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改正为“右倾错误”（而这一错误的形成，共产国际也要负责任）。《毛选》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得到了修改。毛泽东所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创党有功，将来修党史要写他”（大意）的话，得到了落实。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开天辟地》等影视作品中，陈独秀已是“高大形象”。

2019年12月5日，《中共党史研究》刊文”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文中写道：“纵观陈独秀一生，经历十分复杂，既有早年的辉煌，也有晚年的凄凉。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过许多变化而成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由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转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虽然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是他的人生悲剧。在指出陈独秀的错误和悲剧的时候，要看到他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更重要的在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他的悲剧，也有着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毛泽东说过：“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讲陈独秀，就要把他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全面认识，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对于陈独秀，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他的功绩和错误，把它们作为历史财富继承下来，使之成为有益于后人不断前进的历史借鉴[1]。

毛泽东谈

毛泽东作为陈独秀曾经的战友，继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之后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人，他一生曾多次谈及陈独秀。主要集中于三个时期。

一、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

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谈及陈独秀：

1、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自己影响极大的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7月，应斯诺之邀谈及早年经历时，毛泽东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陈独秀。他说，自己当时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2、警醒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在承认陈独秀功绩的同时，亲历大革命血雨腥风的毛泽东从未忘记陈独秀放弃党的领导权而使党蒙受的重大损失。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对斯诺说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说他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在1930年代后期，由于王明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巨大影响，毛泽东谈及陈独秀，更侧重于提醒全党警惕右倾，要求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当斯诺要求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进行评价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最大的罪责归于陈独秀，认为他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进一步妥协明明就意味着灾难的关头，使党丧失了决定性的领导和自己的路线”。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警醒“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二、中共七大前后

毛泽东从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谈及陈独秀：

1．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党有功。七大前后，毛泽东多次讲自己是陈独秀那一代人的学生。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讲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1]”

2．反思全党总结处理陈独秀问题上的教训，要求处理历史问题时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泽东反思党在处理陈独秀等人历史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与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基本原则。其一，与党内错误路线做斗争时，应该注重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强调个人问题。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其二，与错误路线作斗争，其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不过，肯定陈独秀曾经的历史功绩，并不意味着可以抹煞他曾经的错误。七大前后，毛泽东也多次提醒全党牢记陈独秀的错误。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严厉指责陈独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同年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说法，对其后中共对陈独秀的评价起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所作的报告，题为《“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关于陈独秀建党时的情况，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然而，虽然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陈独秀建党的功劳是高度肯定的，但对陈独秀的总体评价，依然是负面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7][8]”

三、20世纪50至60年代

这一时期，毛泽东谈及陈独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面教员”等词语，但是批判集中于陈独秀组织“托派”分裂党的活动，并非全面否定。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时写了：“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的批语。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的谈话中，又将陈独秀与蒋介石、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列为“反面教员”。

毛泽东的这种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未忘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党带来的血的教训，尤其是陈独秀后期成立托派，背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错误。而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使毛泽东再次警醒陈独秀后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动。他认为，对这一类人，“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所以，“只能打倒”。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经过安徽考察时的毛泽东特地嘱咐地方政府照顾陈独秀后人的生活。据此，地方政府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在世的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应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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