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几点贡献

       今年是湘南起义九十周年，湘南起义是我军初创时期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百万以上的农民参加了起义。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坚持时间之长，是我党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湘南起义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和他的主要领导人朱德同志的功劳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我们在纪念湘南起义的同时，更应该总结一下朱德同志的几点特出贡献。

       一、保住了革命队伍的精华

       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一路南下，朱德率二十五师在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结果主力部队先于失败。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甚至不知所措。不少人主张分散活动，实际上是散伙，等待时机、等待党的指示。而主力部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也已散去，真可谓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朱德只是个名义的副军长，他并非二十五师的直接领导，更何况他的社会关系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他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懈的追求，坚决反对“分散行动”。关键的时刻，他振臂一呼：“八一南昌起义的旗帜绝不可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他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存下来，并教育部队：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导人，队伍由小到大，由大到小，几起几落，有时只剩下几个人，只要坚持，只要纠正错误，就能卷土重来。他还举了四川有些军阀，其发展起来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何况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为的是民众的解放事业，难道还不如他们吗？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同志和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同志积极站了出来，坚决支持朱德。陈毅还介绍了朱德同志的情况：他抛弃了高官厚禄，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我们值得信赖的领导。当时，不少师团干部先后离去，眼看部队就要瓦解之际，正是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把这支部队重新组织起来，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存下来。

       正是这支南昌起义的余部成为湘南起义的中坚力量，成为井冈山斗争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南昌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是它另一层的意义是：这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以往只宣传歌颂南昌起义只宣传第一枪，而对于这更深远、更重要、更关键，比起义更为艰难的这一步，却很少提起。而这却正是当时南昌起义中并非主要领导的朱德担负起来的，仅从这一点看，也使当时其他的领导人相形见拙。

       二、开创了统一战线的先河

       南昌起义余部的实力虽然保留下来了，但在白色恐怖的环境如何生存，这是组织者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经过“赣南三整”，部队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但问题仍然存在：失去了组织上的联系和支援，部队没有落脚之处，时时有敌人的追兵，有拦路的民团。衣食住行，医药武器补给也无法解决。两千人的部队一度减少到不足千人。要保存这股力量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朱德在报纸上获悉国民革命十六军在湘粤边界，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讲武堂的同学，两人一起在蔡锷手下讨伐过袁世凯，思想比较进步，和蒋介石也有矛盾。因此朱德找了范石生，达成合作协议：朱德带的这只部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一四零团，朱德化名王楷为团长。这样不仅使部队得到了休整，而且得到了范石生提供的弹药，衣物，医药等物资。同时还保证了部队的三条原则：“是共产党的部队，随时听党调遣；提供的物资补充全是自己支配；不被整编，组织训练按自己原则办”。

       朱德和范石生的合作，才使这支部队有了喘息的机会，确保了它的生存和发展。这不仅是革命斗争策略的灵活性，而且是一个创举，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体现，开创了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先河。

       三、实行了土地革命

       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通过了土地问题的决议，把实行土地革命放到了头等重要的位置，使广大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深刻地感受到革命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湘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制定和颁布了《土地分配法》，规定“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保证有序有效地进行分田。积极实行“插标分田”，是革命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当时武装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湘南起义中插标分田规模之大是空前的。据记载，资兴全县耕田二十万亩，分田达十万亩之多，郴县、耒阳全县的插标分田数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宜章、永兴、汝城、桂东、桂阳等县都实行了分田。　

       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础力量就是农民，没有农民的支持，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因此，作为革命的部队不仅是行军打仗，而更应该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湘南起义后，建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同时又建立宜章、莱阳、郴县、永兴、桂阳、安仁等几个县的苏维埃政府，并设立了几百个乡苏维埃政府，由部队结合地方苏维埃政府实行“插标分田”。农民的积极性被彻底的调动起来，革命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欢迎，并积极参军，朱德带领的这支从南昌起义下来不到千人，迅速扩展到万余人。不仅如此，还成立了不少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协助正规部队作战。湘南起义的宝贵经验，使我党充分地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意识到农民的重要性，从而找到了革命的出路。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以及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建立，都把土地革命作为首要的任务。

       在解放战争中，林彪率解放军初到东北，在与国民党军队交战中接连失手，而且不受东北人民欢迎，当时东北人民的声音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指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开展的土改，彻底改变了东北人民对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看法，使十万的东北野战军迅速扩大到了百万。

       严格意义上说，真正地大规模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是从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开始的。海陆丰起义也分了地主的田，但从理论上纲领上以及具体实施上都不能和湘南起义相比。无论是我们还是后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开创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光辉典范，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四、开创了运动战、游击战的先河

       南昌起义的失败，使朱德同志充分认识到，打仗仅凭勇敢，猛打硬冲打正规战，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下是不可行的，会拼光自己的力量，必须学会保护自己争取灵活的战略战术。那种不会打游击战，只知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的作战方式，实质上也是起义失败的一重大原因。那种硬拼硬的作战方式，那种死守硬攻的作战方式，实质也都是来自“上级”的命令，或者“外国军事指挥专家”的命令。作为当时的朱德在南昌起义时是副军长，他也根本没有直接指挥权。甚至于包括叶、贺也是如此。

       朱德的游击战、运动战思想的形成，也是有着它的历史原因，从１９１１辛亥革命开始，他就在滇军、川军同北洋军阀打了近十年的仗，在中越（中清）边界与匪徒也打了多年，职务上他当到旅长。从军事实践上与北洋军阀总是弊实就虚，以少胜多。在与中法边界的流动匪兵作战时，就积累了这种特别有价值的流动游击战术。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曾经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朱德的回答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队伍上山”（朱德军事文选第４８５页）。因此在湘南起义中，朱德有了直接指挥的权力，部队实行了他的作战方法。正如他说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进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打的仗就打，没把握打仗的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朱德在编写红军—军团史座政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４年，朱德选集１９８３年版１２５页）。部队在上堡整训、犁铺头练兵期间，就着重整训如何打小仗，让部队练习把正规战的一线队形改为“人”字形分散队形。朱德还亲自口述，由王尔琢记录编写以少胜多，避实就虚，不和敌人硬拼，不做无谓的牺牲，机动灵活的游击作战的教材进行下发。引导部队从阵地战打正规战向游击战运动战转变。

       湘南起义中，在朱德的指挥下，在游击战、运动战思想的指导下，接连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如宜章暴动后，国民党两个师进攻宜章，部队不是硬拼，而是主动撤出以逸待劳，寻找有利战机。许克祥的部队却认为“朱德”吓跑了，不屑一顾。红军面对长蛇阵部署的几个团，兵力分散，首尾难顾，一个一个打。先在岩泉地区趁国民党部队松懈的状态突然袭击，击溃了一个团，接着又到乐昌坪石袭击了一个团。仅俘虏千余人，缴获步枪千余支，还解决了自己的武装问题。又如，占领耒阳后，国民党从衡阳派兵攻打耒阳，朱德指挥主动撤出，林彪在敖山庙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接着把占领耒阳的剩下的国民党部队击溃。还有偷袭永兴、二攻耒阳、三打资兴、击安仁、战桂阳等大小战斗都是屡屡成功。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朱德的“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思想。而且赤卫队还起了极大的作用。这种见势不利主动撤离；避强击弱隐蔽攻击的打法以及取得的胜利都是三大起义所没有的。后来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十六字令。井冈山会师后，运用这十六字令，获得了三打永兴、龙源口大捷，开辟湘赣边根据地等一个又一个胜利。这种战术的运用对于林彪、粟裕、聂荣臻、罗荣桓、彭德怀，黄克诚甚至于对初涉军事的毛泽东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前三次反“围剿”，红军取得了胜利。教材上都说是毛主席领导指挥的，实际是毛主席和朱德共同领导指挥的。作为红军总司令，主要军事主官，朱德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是不可能不参与的。第四次反“围剿”，因为取消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被说成是在毛主席的影响下取得胜利的。实际上呢？是在朱德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当时的错误路线命令红军要猛打硬拼强攻南丰城，朱德感觉不能硬拼，从实际出发，把强攻改为佯攻。他把部队拉出，实施退却转到南丰以西，诱敌深入苏区。又分别在黄陂、草台打了伏击，歼灭国民党两个师。当红军伏击十九路军时，遭到顽强抵抗，发现肯不下这块骨头就果断把部队撤了下来，保证了部队少受损失。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完全是朱德同志领导的，这是历史本来面目，是我们应该说清楚的。毛主席在１９２９年４月５日以前委至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完整地以文字形式总结了“十六字令”，是代表前委的总结，但并不能表示这一战术原则就完全是毛泽东提出的。比较合适的提法应该是毛泽东和朱德共同提出的。

       五、高风亮节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当时朱德带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的农军在一万人以上，毛率的秋收起义及袁、王部队不到二千，那么谁来担任领导问题，照一般的人来看，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朱德提出毛任党代表、军委书记。毛当时进行了推却，原因一是周鲁传达被开除党籍；二是会师后朱带来的部队更多。朱德说：“周鲁乱传圣旨，你拒绝打长沙，撤的是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你还是中央委员呀，既然你是中央委员，这个党代表、军委书记当然非你莫属。至于凭人的多少来确定领导权，那是军阀的作风，但现在是共产党员，就是应该服从党的领导。”朱德的一席话使大家心悦诚服，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朱德的态度和张国涛形成鲜明的对照。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涛带领的四方面军没有受到多少损失，与中央红军比起来兵强马壮，装备也好，居然个人野心膨涨，要当红军总政委、想当主席，导致了他最后的悲剧。井冈山会师推选领导一事，充分反映了朱德同志的思想品德。可是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组织对80高龄的朱德同志的一些民主提法、个人意见作为个人野心来批判，实在是不应该有的。现在看来也许是那些为了自己过关，害怕被带上“赫鲁晓夫”的帽子，而把忠厚、正值、老实的朱德同志推出来，结果是都没有逃脱倒霉的厄运。

       从井冈山会师以后到建立新中国，朱德同志始终是我党的与毛泽东并肩的主要领导。五十年代开始，朱德同志的位置逐步后移，他根本不计较。五十年代后期到“文革”中，我党发生了一系列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但朱德同志从来都是不计个人得失，敢于直言，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历史实践证明，他都是正确的。由于朱德同志的为人谦虚、谨慎，他的“功与过”被掩饰了。可是在湘南起义中朱德对中国革命的这几点贡献，一目了然，无人能否认。因为当时他是核心领导，别人是不可能分功的。除非我们淡化这一段历史，淡化朱德的贡献。实质上，这段历史一直被淡化了。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湘南起义？又有多少人知道湘南起义的伟大意义？又有多少人知道朱德在湘南起义中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呢？现在是我们应该正名的时候了。

       对于朱德同志，我们应该给予真正的认识和评价，就想毛泽东同志曾经评价朱德：“功劳大于山，品德高于天，度量宽如海，意志比钢坚。”

       （作者郑南东，系开国少将郑晓峰之子，朱文科协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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