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是周恩来总理三弟的长女，青少年时随着周恩来夫妇在中南海生活了十余年。
“就是要严格对待自己的家属”
“北京解放之后，父亲找到了伯父，说自己也应该正式地参加工作。伯父说，好，你的工作不能由我来决定，要由组织上安排，你要去读书、上学。”
周秉德说，为此，周恩来特地作过交代：职务要尽量地低，待遇要尽量地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跟国民党不一样，就是我们不能搞裙带关系，也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可以，我们就是要严格地对待自己的亲属，不能有任何特权”。
“因此，父亲的职位就很低，那时都是根据职务高低安排住房大小，我们家就住了两间小平房，不通风，夏天晒得很闷。”“人们介绍我，会说我是在总理身边长大的，这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多，那两间房子恐怕真住不下，伯父就让我们三个大一点儿的到他那儿去住……他那儿是不是有多大的房子、多豪华的环境?没有!三个孩子一间房、一张床、一个小椅子而已，就是这样。”
周秉德的父亲职位低、工资也低、孩子又多，负担很重，周恩来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很大一部分给三弟补贴家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秉德的父亲身体不好，胃溃疡很严重，经常请病假，周恩来知道后，说：“不行，你有病，你不能坚持全天上班，还拿着全工资，那怎么可以?你应该早点退休。”为此，他多次催促三弟的领导给弟弟办理提前退休的手续，几经周折后终于让弟弟回了家。本就缩水的退休工资因为提前退休又减去很多，而身体不好的弟弟此时更需要增加营养，总理又增加了给弟弟家的补贴，“原来是一百二，后来是两百块”。
年幼的周秉德觉得自己的伯伯是个大领导，收入肯定很多，所以对他送到自己家里的钱不以为意。直到周恩来过世之后，周秉德才从总理卫士的回忆文章里知道，伯父的工资收入只有“四百零八毛钱”，就是说他“宁肯把自己工资的将近三分之一、后来是二分之一来补贴弟弟的家用，也不能让弟弟有高官厚禄”。
了解真相的周秉德又震惊又懊悔：“特别心疼伯伯，他怎么可以这样”。
“按说给自己的弟弟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不是问题，就是他不去阻拦，由组织上来安排，也不会是这么低的水平，他都不，他就要坚持这么做，为什么?他就是用共产党员的准则来要求自己的，只有这样他才觉得的是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事”。
“这样的条件让给别的知识青年好不好?”
周秉德上初中的时代，正逢留苏的热潮。然而，她的“偶像”却是电影里的苏联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
“这个年轻的、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师范毕业以后坐上那个铁爬犁，跑了很远很远的路到农村去，在农村给孩子们教书，教得非常好。等她满头银发的时候，全国各地的人来给她祝寿，全都是各行各业的人……做老师太崇高了!太伟大了!太有必要了!自个儿就想着一定要去做老师!”
周秉德做了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要艰苦。骑车到20公里外的郊区之后，村口的公交车、村里比较平整的道路甚至学校里的电灯都让她觉得“非常满足”——“我的思想准备是要点煤油灯的!”
文革期间，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当兵成了“香饽饽”。因在插队期间表现良好，周秉德的五弟秉和、六妹秉建被推荐当了兵。秉建兴冲冲回来探亲时，伯父周恩来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可不可以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回牧区?”
“我没有说跟你的特殊关系哎!我就是民兵推荐的，是正正当当的手续去当的兵啊!”
“知青啊，那么多都想去当兵，这样的条件干吗不让给别人呢?让给别的知识青年好不好?让给这些贫穷的牧民的孩子好不好?”
哭哇!想不通啊!为什么?
在农村条件很艰苦，吃不饱穿不暖，工作强度那么大，如果那个时候能当兵的话，部队的条件好得多啊。
妹妹想不通，周秉德的五弟也想不通。但胳膊扭不过大腿，五弟秉和回了延安县里、六妹秉建回了内蒙古旗中，在内蒙古生活了整整26年后才重返北京。
“我们没有觉得他是亏待我们了，他从小给我们的教育让我感觉到，共产党就应该如此，我们就应该做这样的后代”，周秉德说。（田雪乔 王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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