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5年入伍到中央警卫团的，1972年12月调中央警卫局警卫处任连职警卫参谋，1974年3月调周恩来总理住的三○五医院警卫值班室工作。一直到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我才离开。
周总理住院期间增加身边工作人员伙食费
周总理住院后，病情很重，但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关心，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搞好伙食。专家、医护人员及警卫服务人员的伙食标准是叶剑英元帅和邓大姐具体规定的：平时，专家每人每天的标准是一元两角，其他人员每天是八角；在周总理做手术的前两天和后三天，专家及其他人员，一律每天一元八角，每天给专家提供水果。在周总理动手术期间比平时要高一些，这些费用都是从总理工资中支出，不是公家出，总理有时派邓大姐下去看给工作人员的伙食好不好。1975年国庆节，周总理亲自交待从人民大会堂运来茅台酒、食品，请治病的大夫、服务人员、警卫人员吃饭，这些都是周总理自己拿的钱。总理的病那么重，还时刻想着我们，我们这些人真是过意不去，更加细心照顾好总理。
司机杨金明给总理开车20多年，总理去世后又继续给邓颖超开车。他有七八个孩子，生活非常困难，总理大约每月给他50元钱生活费用，他非常感动，兢兢业业地为总理开车。同时，总理和邓大姐还经常照顾关心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中家庭有困难的。这些钱都是从自己的工资中支出。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总理和邓大姐的伟大。
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们争先恐后地报名为周总理献血
1975年初，又发现总理大便潜血。后来再施行结肠镜检查，发现结肠有一肿瘤。3月26日进行住院后的第三次大手术，切除了结肠肿瘤。经病理检查，是结肠癌。周总理病中失血太多，需要不断补充。总理是AB型血，血库里这种血不多，又不便到社会上去大量采集。我们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们闻讯后，争先恐后地报名为周总理献血，都希望自己的血型与总理相符。AB血型的战士们庆幸自己能为周总理治病尽上一份力，我们这些非AB血型的战士们自动要求多站几班岗。当然，献血的事情对总理是不能讲的，如果总理知道是警卫战士为他献的血，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们只有把对周总理的爱埋在心里！
病魔不停地向总理进攻，威胁着总理的生命。拼命地抢时间工作是总理与病魔斗争的方式，而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配合医生治疗是会延长生命的，多活一天，就会多为党、为人民做工作。所以，总理总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疾病。他尊重医疗组的同志和他们的意见，按照医生们的治疗方案治疗、吃药、打针、手术。
为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周总理住进医院后，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都坚持锻炼，做操、散步是经常的。能去室外，他绝不呆在室内，能多走几步，他绝不少走。北海公园成了总理散步的好去处。当时总理是养病，由我们和医生、护士陪同，直接去公园走走。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只能在廊内漫步，最后到仿膳休息。在那里，他可以与公园的领导、职工接触，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养病、散步，我们相随左右。
（王培成，1947年出生，山东省平度市蟠桃镇十里堡村人。中共党员。1964年参加工作，1965年11月参军。先后在中央警卫团、中央警卫局警卫处任战士、分队长、副区队长、营职参谋等职。1981年12月转业到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保卫处工作，先后任副科长、科长、副处长、正处级秘书等职。）
（本文系《见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山东》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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