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有这样一句话：“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句话的本意是说，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归从。进一步说，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条治国为政的道理：制定的政策贴近老百姓，维护他们的利益，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这个道理反映在执政者的风格上，就是“平易近民”四个字。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总理，周恩来是“平易近民”的典范。
“平易近民”，必然与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周恩来虽身居高位，但从来都把自己视为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1958年夏，黄河中下游出现严重洪灾。7月18日上午，正在上海考察的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即赶往受灾最严重的郑州视察灾情。当晚，他来到邙山脚下的黄河岸边，查看水势和救灾的情况，并冒雨鼓励大家与洪灾作斗争。秘书见周恩来衣服都淋湿了，忙撑起雨伞。周恩来立即阻止，说：“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在雨里淋着吗？”对一位政府总理来说，面对雨中灾民，虽然打伞与否只是一件小事，可二者体现出来的为政风格则是迥异的。
“平易近民”，必然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周恩来一有空就深入群众中间，亲切地询问百姓冷暖，倾听群众心声。1956年5月6日，周恩来到太原钢铁厂视察。当他来到高炉现场时，值班工人史悠国正在忙碌。周恩来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手。史悠国看着自己满是油污的手，有些不好意思，正在进退为难之时，周恩来和蔼可亲地笑着说：“小伙子，没关系，来！”说着便紧紧握住史悠国的手，并亲切询问有关情况。正是这样的握手，把周恩来以至党和国家与老百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平易近民”，必然勤恳为民，不当官老爷。周恩来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春蚕吐丝的精神兢兢业业，忘我工作。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得知地震的消息后，周恩来乘直升机迅速赶往震区，冒着余震的危险，检查灾情，看望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一直忙碌到夜里，他才在驻邢台部队的营房里，与战士们一起吃了一点烙饼和煮白菜。周恩来始终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勤务员”，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在他晚年重病缠身之后也依然如此。1975年3月，周恩来在医院准备接受手术治疗的20天时间内，曾先后会见了赞比亚、圭亚那、新加坡、摩洛哥、斯里兰卡的政要或政府代表团，同时还在3月15日主持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此外还处理了许多日常政务。周恩来以重病之躯在手术前保证了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转。
以上只是捡拾了几个例子。实际上，“平易近民”的为政风格早已融化到周恩来一生所做的许许多多琐细事情中，是他爱民之情的自然流露，成为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老百姓才会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好总理”。也正因如此，凡接触过周恩来的人，包括不少外国人士，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染。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周恩来邀请日本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到中南海住所作客。就餐时，周恩来请松崎坐在紧靠自己的右侧，并用他那不太方便的右手，不断往松崎菜碟里夹菜，劝她多吃点。在得知松崎的父亲曾在制酒行业工作后，周恩来取出自己珍藏的两瓶茅台酒，让松崎带回去，请她父亲尝尝。周恩来平易近人的举动使松崎十分感动。1978年再访中国时，松崎曾用日文写下“周恩来总理，您活在我心中”这十一个字，来表达她对周恩来的景仰和怀念。
在为政风格上，与“平易近民”截然相反的是官僚主义。而对于官僚主义，周恩来则是坚决反对的。1956年5月17日，他在关于昆曲《十五贯》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我们做“官”的人，应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列举了官僚主义的12种表现，并细数了其种种危害，认为“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同时，他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他更是严格要求，无论谁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他都要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责令改正。
古人云：“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因为有了像周恩来这样一批又一批“平易近民”的共产党人的严格自律和不懈努力，新中国才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并保持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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