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对人民之爱，就是维护民族团结、关爱人民生存。周恩来是怎样热爱人民的呢？
周恩来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注意到这个中华民族现今仍很关心的问题。在《爱国必先合群论》中，他指出：“爱国者，必先及其社会，首必爱其群，斯为爱国之士焉。不然终日号嚣于市，辄曰爱国爱国，而口与心违，言与行背；贫者弗恤，病者弗救；不为公益之事，不作道德之举；视同胞如草芥，奉外人若神明；党同伐异，争权攘利；无合群之思，鲜爱众之想；一国之肥瘠，犹越人之视秦人；一毛之不拔，如洛钟东应铜山。夫以此种不爱国、不合群之国民，趋之使强，未有不南辕而北辙者也。”
周恩来说:“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为了救国，必须从小立下救国志向，掌握救国本领。周恩来受资产阶级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认为:“宁国图强，就得想救国的办法，就得把教育办好。”有一次，在上修身课的《立命》这一节时，学校魏校长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啊？”面对师长的提问，书香门第学生则曰“为明礼而读书”，官宦子弟答曰“为做官而读书”，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说是“为钱，为吃穿”。只有周恩来出语不同凡响，庄严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坚持不懈地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作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愤然反击: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当工厂、农村内部自己也点起“火”闹革命时，工人、农民开始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连。周恩来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重申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商量，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1956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解放战争在大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曾跟随蒋介石打内战的许多国民党将领，纷纷举行起义，加入了反美反蒋的革命行列。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党的感召下，曾跟随蒋介石打过内战的人们，又有许多人又走上了爱国主义道路。当过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的卫立煌、当过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等，都先后回到了祖国的大陆。同时，在解放战争中为我俘虏被宣布为战犯的许多国民党将领，经过改造，也转向了爱国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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