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①是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共同抗日，在抗战爆发前后和整个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对广大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文试图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些探讨。
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均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地展开了对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以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争取工作。此时，周恩来同志直接负责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和中央联络部的领导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方面”。②1936年1月，当周恩来得知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原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愿意回东北军向张学良、王以哲等报告红军团结抗日的主张时，他立即予以批准，并指定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同高谈话。高福源打通红军同东北军的接触后，中共中央两次派李克农赴洛川同东北军将领举行会谈，周恩来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在同张学良的谈判中，就红军与东北军停战、贸易、红军派代表常住西安等初步达成了口头协议。4月初，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亲自赶到洛川同张学良举行密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联合苏联等广泛达成了共识，并就抗日是否联蒋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同月底，周恩来、李克农派刘鼎任红军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建立起红军同东北军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至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红军同东北军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停战抗日的统战关系。
在积极争取东北军的同时，周恩来也对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在1936年4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不仅有可能同红军联合反蒋，而且有可能联合孙殿英、宋哲元等原西北军旧部共同反蒋，故应加强对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正忙于指挥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所以他们决定：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周恩来“统一接治并指导之”。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36年9月，红军同十七路军也达成了停战、通商、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在同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为了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必须要有几个大联合，且西北大联合是建立全国大联合的枢纽。依此，在分别联合张、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设法消除了十七路军同东北军之间的猜疑和隔阂，使红军终于在1936年秋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建立起“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仍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排除在争取对象之外，所执行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周恩来等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中共中央对“反蒋抗日”政策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会谈时，张都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④所以，他只同意“逼蒋抗日”，不同意“反蒋抗日”。对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关于对蒋政策问题，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关于“逼蒋抗日”的主张后，从1936年4月底开始，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中已把国民党同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并列相提，并不再称蒋介石为“汉奸卖国贼”。不久，“两广事变”爆发，事变在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中共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斡旋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并迫使蒋介石在解决事变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不得不对日提出了强硬政策。这些都促使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争取蒋介石中央统治集团实行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认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推动作用。因此，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且“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⑤
基于上述认识，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加紧展开了争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川系刘湘，新疆盛世才，河北宋哲元，宁夏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这些名单“均经过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⑥西北大联合的建立和发展，全国抗战形势的高涨，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又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亲率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机智地化解种种矛盾和阻力，和平地解决了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平，“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⑦在这个前提下，周恩来又奔波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中央经过多轮谈判，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全国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上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由国民党地方到国民党中央的过程，周恩来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红军建立停战抗日统战关系是完成这一过程的中间环节和枢纽，所以说，周恩来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转战南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同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抗日，塑造了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最高典范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及其分别领导的军队捐弃前嫌，同仇敌忾，浴血抗日。其中，周恩来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协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的举措，堪称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典范，也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佳话。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的战役主要有：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第五战区内的武汉保卫战。承担这些战役的国民党军队，除汤恩伯、卫立煌等少数部队属中央军外，其余都是晋军、桂军、川军、滇军和原东北军、西北军旧部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因此，更确切地说，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友军共同抗日，主要是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共同抗日。
1937年8月，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等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会议期间，他广泛接触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和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就抗战形势、国共合作等问题同他们交换了看法。9月初，周恩来又同朱德、彭德怀等一行赶到山西抗战前线，在太和岭口、太原等地就八路军配合二战区友军的正面抗日、八路军防区、补给、作战原则，以及中国军队如何坚守山西、组织沦陷区游击战争等问题同阎锡山、傅作义和卫立煌等进行了多次磋商。周恩来应阎锡山之请，只用一天时间就写成了二战区作战计划，深得阎的称赞。⑧这期间，周恩来还指导中共山西党组织通过争取阎锡山、赵戴文，在太原成立了名为阎锡山领导、实由中共党人掌握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并为战委会起草了章程，成为抗战初期少有的、地方性的国共两党合作的相对稳定组织。
在与阎锡山的会谈中，周恩来反复向阎建议，在正面抗击敌人的同时，要善于运用侧击、伏击的战术来打击敌人。9月底，为了扭转晋北危局，阎锡山决定在平型关组织对敌伏击，并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根据二战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二十五日平型关出击计划”，晋军杨爱源部担任平型关正面防御和从平型关西北出击的任务，八路军一一五师由东南出击。24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了侧击平型关日军的命令，同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发电作了汇报。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并肩抗日的典型，也是周恩来、朱德等争取阎锡山的结果。
徐州会战开始后，周恩来非常关注战事的发展。1938年3月，白崇禧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前，特邀周恩来、叶剑英到其寓所恳谈，周恩来告诉白崇禧：在津浦路南段，已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二集团军行动，桂军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中国军队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以达各个击破。这一建议使白“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采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⑨之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去徐州向李宗仁建议：八路军在华北进行战略配合，新四军支队在津浦线破坏交通，五战区集中力量在台儿庄一带山地打一个大胜仗是有可能的。“李宗仁对此感到高兴，要张爱萍转达他对周恩来的感激。”１０徐州会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战斗达400多次，牵制敌五个师团，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在南京和武汉期间，周恩来负责指导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武汉会战中，他又指挥皖南、皖北、鄂北等地的新四军积极配合友军阻敌西进。新四军一支队协同川军二十三集团军，共同组成左、右两翼兵团，掩护镇守安徽贵池煤炭山炮兵部队，截击逆江而上的日寇军舰。新四军四支队配合冯治安部、廖磊部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在（六）安合（肥）公路两侧，先后进行大关、小关、范家岗等战斗数十次，粉碎了日军对武汉的迅速包围。
总之，抗战防御阶段，周恩来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转战南北，通过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积极参与了太原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指挥工作，并指挥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并肩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侵略行径。周恩来争取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无论从合作的层次、程度，还是从合作的内容和形式来说，都塑造了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最高典范。
纵横捭阖，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中立，粉碎了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维系了全国抗战局面
全国抗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势力虽然抗日比较积极，但始终没忘消灭中共，削弱异己，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更是热衷摩擦，积极反共，他们在竭力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借抗日和国共磨擦来大大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实力。武汉、广州沦陷后，蒋介石将其中央军大部撤至大西南，而晋绥军、原东北军和西北军旧部，以及离开本土抗日的川军、滇军和桂军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大都成了无地盘的杂牌军，蒋介石不许这些军队撤至西南，命其在敌后一方面牵制日寇，另一方面同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地盘，制造磨擦，以使之两败俱伤。地方实力派派系复杂，其“领导成份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11他们虽然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集团有矛盾，但在阶级利益上又有一致性。在顽固派威逼利用、阶级矛盾激化等种种因素的推动下，从１９３８年下半年开始，国共之间的磨擦不断发生，这些磨擦绝大部分都是受顽固派指使，而由地方实力派军队执行的。例如：在顽固派的唆使下，１９３９年６月，川军杨森部制造了“平江惨案”；１９３９年９月，桂军一七二师纠合鄂东地方顽军程汝怀部制造了“鄂东惨案”；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晋军挑起“晋西事变”；同年１１月，石友三、孙良诚等西北军旧部配合阎锡山、朱怀冰等部围攻太行山区八路军等。
早于１９３８年在武汉时，周恩来就对日益严重的国共磨擦有所思考，并向冯玉祥作了分析，冯对“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的顽固派深表不满，并不断加深了同周恩来之间的友谊，“这对于我党以后争取冯的旧部孙连仲、高树勋、何基沣、张克侠等都有重要影响。”１２在这期间，周恩来还广泛争取了张冲、刘文辉、李宗仁、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指导中共河南省委成立统战委员会，全面争取了当时在豫的商震、于学忠、冯治安、何基沣等地方实力派军队。1938年底，李济深在重庆家中举办茶话会，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座谈抗战形势，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向在座的地方实力派代表阐述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并针对顽固派在许多地方制造磨擦，周恩来希望朋友们协力制止这种逆流。13中共中央后来认识到，中共在抗战初期“太重视了国共合作（指与国民党中央的合作——笔者注），甚至幻想一些成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及地方势力，且为国民党所吓住，反令其易于操纵”。14相比之下，周恩来同志一直高度重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他也是中共党内较早地剖析国共磨擦，并设法通过联合地方实力派来制止顽固派倒行逆施的领导人。
鄂东惨案、深县惨案和平江惨案等磨擦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多次向蒋介石及有关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939年6月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共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应采取的对策。经过认真研究，中共中央认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15而国共之间的磨擦主要表现为：顽固派“利用非嫡系友军来和我在敌后磨擦，使互相对立，互相削弱”。因此，我们的对策是：“加紧进行争取友军（非中央嫡系友军）的工作，应采取各种方法在友军上下层中建立广泛的同情关系，推动其进步，来抵抗国民党利用这些非嫡系军队在敌后与我磨擦的阴谋。”16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经过多方努力，使八路军、新四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间的众多磨擦，譬如晋西事变、苏北磨擦等都得以和平解决，粉碎了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5月，周恩来再次回南方局主持工作，他在工作中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方针。在同顽固派的谈判中，他发党顽固派制造新的磨擦的危险已越来越严重，为此，7月24日，他又飞回延安汇报工作，研究对策。8月12 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再次向党内指示：“在国内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二百万友军（指地方实力派军队——笔者注）……以孤立和分化顽固势力，仍成为推动时局的中心一环。”17据此，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先后派李克农、李亚群专做李济深的统战工作。1940年11月，《新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南方局后来又派李群杰、华岗去昆明同龙云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云南省政府内建立了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秘密联系的电台。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同刘文辉单独举行密谈，会晤后，经过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又起草了八路军与刘文辉二十四军《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并根据协定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妇到雅安刘文辉的司令部建立起与延安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与此同时，南方局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文华处也设立了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上述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除桂系和部分川军卷人“皖南事变”，其它地方实力派不仅保持了中立的立场，甚至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给予了严厉的鞭挞。冯玉祥指责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李济深要求顾祝同派医生给叶挺治病，要陈诚关注叶挺的安全。张冲气愤地说：“这使我无脸见人。”从此，地方实力派，尤其是西南地方实力派对顽固派更是提高了警惕，感叹：“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18因而，更加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拒蒋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争取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等中间势力，最终打退了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地方实力派无一响应，顽固派深感孤掌难鸣，在受到中共的坚决反对后被迫中止。
抗战相持阶段，国共合作面临严峻的考验，顽固派妥协投降的危险时刻存在，中共中央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其中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实力的地方实力派，有效地制止了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从而维系了全国的抗战局面。从上不难看出，周恩来长期战斗在国统区，对国共磨擦认识较早且较深刻，他充分意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防范、避免和解决国共磨擦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为中共中央制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策略方针，粉碎顽固派的磨擦阴谋、维系全国抗战局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因势利导，发展同地方实力派的民主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虽大却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抗击一个虽小却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战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全民抗战，让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和组织抗日武装的自由。因此，早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指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标而奋斗”，“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19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尽管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扩大民主，实行全民抗战，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顽固奉行只许政府和军队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借口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拒绝任何民主改革。更为甚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不仅仍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且采取扩大特务组织、禁止言论自由、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等手段，大大强化了法西斯统治，严重威胁到中国能否团结抗战、抗战能否争取胜利。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改革国内政治已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中国要坚持抗战，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且在中国，又只有尽快解决民主政治问题，“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20因此，中共中央再次向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和团体明确指出：“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２１与此同时，国民党民主派、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也“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并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在国统区广泛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所以，周恩来同志教导全党：“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22
为巩固团结，争取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策略方针，且要求广大共产党员及其领导干部，在执行“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中，务必克服“那种骄迈的清高态度”和“格格不入的态度”，同中间势力实行平等、友好的合作，否则，争取中间势力，克服投降分裂的政策，“便将成为空谈而无法实现”。２３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模范地贯彻中共中央各项统战政策，选派了大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到地方实力派身边工作，以帮助和教育他们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并将中共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发展到更高层次，在推动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方面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广泛的民主合作。周恩来在1942年2月会晤刘文辉时，向刘明确表示：坚持抗日、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党（指共产党——笔者注）密切联系，具体配合。”24周恩来的教导为刘文辉指明了政治方向，使其同中共的合作进入了实际配合阶段。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南方局通过先期争取白崇禧，后期争取李济深，得以将大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桂林从事抗日活动。通过争取龙云，又将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昆明从事抗日活动。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康泽持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名单抵昆明，要求实行大逮捕，龙云以“拿不出证据”为由，严加拒绝。这些都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统区政治、经济的腐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1943年冬至1944年春，为了揭露和制止腐败，反对投降论调，巩固团结抗战并争取抗战胜利，大后方人民再次掀起民主斗争的高潮。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同年9月，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多次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话。中共的政治主张通过种种渠道传达到大后方，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地方实力派配合中共、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的行动，也积极参与和支持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昆明中共地下党发起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龙云对何应钦提出的镇压措施，采取敷衍的办法推辞过去。10月10日和12月25日，中共地下党又两次组织昆明社会各界6000余人分别纪念“双十节”和讨袁护国30周年，号召保卫大西南、争取民主政治，龙云均给予支持，并派警察到会场维持秩序。同年6月，桂林成立“文化界抗敌协会”，李济深出任会长，并公开发表演说，抨击蒋介石集团的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民主、坚持抗战。经过张澜的介绍，1944年刘文辉、潘文华秘密加入了民盟，并为张澜长期提供政治活动经费，同年，龙云也秘密加入了民盟。在中共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共同支持和帮助下，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茶，桂林和昆明因其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的特殊作用，被分别誉为“文化名城”和“民主营垒”，这既是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功绩，也是周恩来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并与之合作的结晶。所以说，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同地方实力派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民主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根据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为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对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策略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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