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很少有人完整地考察周恩来于1940-1943年间在重庆的外交活动，尤其是这个时期与美国的外交活动。周恩来于第一次反共高潮与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间的背景下在重庆展开的他的内外工作。随着外交工作卓有成效的展开，至1941年初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美关系网。皖南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巧妙地打出了他的“美国牌”，成为暂时压倒蒋介石反共立场的“一招妙棋”。周恩来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对美外交工作，证明了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周恩来；重庆；对美外交
1940年至1943年是周恩来持续在渝时间最长的日子，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环境恶劣，矛盾纷纭，工作的压力如排山倒海，让周恩来不得不在此工作。其任务分内外两部分：对内，与国民党交涉，与中间势力，地方势力派交涉，领导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开展工作等；对外，与美、苏、英等各国展开外交工作。本文以周恩来在1940年至1943年间与美国的交往为研究对象。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有：美国对中共的意义；双方的理解与交往；周恩来在与美国交往中的作用。
一、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的“美国牌”
1940年8月25日，周恩来刚到重庆，气氛又显得格外紧张。抗战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国内局势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就在一年前，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双方剑拔弩张，充满了火药味。历经数月的武装冲突与谈判，共产党1940年3月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美、苏、英等国相继在渝设立了驻华大使，与国共展开接触，但明显重视国民党而不重视共产党。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他的外交工作。而周恩来首先要面对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又一次政治与军事攻势。
1940年10月中旬，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由于新四军在苏皖地区的发展不符合蒋介石的要求，眼见中共武装力量在敌后蓬勃发展，使蒋介石下定决心解决黄河以南中共武装的问题。“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即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各部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尽管周恩来在这个时候不断与国民党方面沟通协商，以求和平解决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转移到黄河以北的问题。然而蒋介石武力解决的决心已下。1941年1月6日，正在执行转移命令的新四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皖南事变爆发。面对危机，周恩来迅速作出反应：对内，发动中共在重庆的所有工作人员向国民党元老派、抗战派、国共之外的政党揭露事件真相。同时指示新华日报将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透露出去。对外，周恩来迅速打出“美国牌”，皖南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即致函回到纽约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会的相关正式声明。斯特朗随即在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如果说斯特朗的分量还不够的话，那么接下来周恩来抓住了事情的重点。1941年2月14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居里会谈，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同时周恩来巧妙运用美国希望中国牵制日本南进兵力的心理，向他说明若不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便于日本南进，从而威胁到美国的战局。居里随即承认：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加不可能。随后他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居里在离开中国之前又一次批评了国民党，给予了蒋介石巨大的心理压力。美国在援助国民党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对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蒋介石所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猛烈攻势下，局势对蒋介石逐渐不利，内有共产党、国民党不同派系、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的舆论攻势，外有美、英、苏的外交压力，尤其是美苏两个国家，蒋介石在当时正需要大量的外部物资援助，美国和苏联的不合作如同抽掉了蒋介石的背后支柱。蒋介石发现自己陷入了非常孤立和被动的局面，从而不得不收敛反共的气焰，保证不再有此类军事行动发生。周恩来精准地找到了问题的重点，抓住蒋介石急切需要美国给他政治与军事援助的心理，向美国说明如果蒋介石妄图打内战，那么势必会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从而使美国在外交上给予了蒋介石极大的压力，使蒋介石暂时保证不再剿共，这是周恩来运用外交手段解决棘手问题的经典事例之一。
二、与美国的交往
在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内放弃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主张通过民主改革实现社会进步;对外放弃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重新制订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迅速升温。
周恩来较早认识到对美外交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实际，早在1937年冬，就安排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到延安和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访问。从而较早地与美国展开了联系，1940年到重庆之后，更是频繁与美国官方与民间人士打交道，1940年12月23日在沈钧儒寓所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几天内同斯特朗长谈数次，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为之后的皖南事变爆发后的反击埋下了伏笔。
在这段时期内，周恩来和英美国家的驻华使馆和一些援华的民间人士建立了稳固联系，同他们成为朋友。其中包括多个领域的杰出人士，如时任美驻华使馆官员、美国总统的代表、著名作家、知名学者等。周恩来与他们亲切交流，深度对话，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是有这些工作取得的良好效果。周恩来在1941年5月16日致电廖承志并报毛泽东说：根据海明威等所谈，我们在外交方面，大有活动余地"。可以看出，周恩来特别重视对美国的外交工作，在此中的活动重点针对的正是美国官方和民间的人员。同时，这种行为也为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对美外交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那么，周恩来在重庆的对美活动取得了什么效果？盟军东南亚战区副最高统帅史迪威在其日记里回忆：“国民党腐败，混乱。共产党的纲领……减租，减税，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而另一位美国将军魏德迈则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在我奉令接替史迪威时，上述四位政治顾问为戴维斯，谢伟思，卢登与伊默生……他们的报告一致苛责国民政府，而且都对共产党大捧大吹。”可见周恩来在美军方高层所造成的影响，让美国对中共的认识与了解无疑上了一个台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历史都曾经被有意的掩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这些资料才被重新披露出来。
周恩来在渝对美的外交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格局。上至美国驻华大使、美国总统特使，下至美国士兵（1941年2月27日与飞虎队士兵罗伯特，巴尼特会面并交谈）。从政治领域到军事领域又到文艺领域。从点头之交到三次来访（向三次前来拜访的约翰·戴维斯表示中共抗日的决心）。并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周恩来随时可以通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的政策。1944年美军观察团进驻延安，可以说是周恩来一手促成的，这当然离不开他在这个时期对美国的外交工作。
周恩来在渝对美的外交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一份美国外交部解密文件来说明：“温文儒雅，讨人喜欢的周恩来在重庆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圈子当中是颇受欢迎的人物。许多人接受他所描绘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为他们是良性的改革派政党，甚至还是民主政党。周恩来经常出入美国大使馆，提供他对事件的看法，推动他主张有助于战后中国民主，和平，友善的政策。他的影响力相当大，特别是在史迪威的幕僚群中。”可见，周恩来成功改善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打造了一个让人接受的中共政党形象并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即上文所述的四位政治顾问中的戴维斯在1942年6月29日才接触周恩来，而这份文件的截止日期是1943年，即周恩来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给这些顾问们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由此，一是可见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之高与工作方法之巧。二是周恩来在对美外交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离渝返回延安，结束了这个时期在重庆的所有工作。
三、讨论
（一）美国对中共的意义
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共日益意识到了与美国交往的重要性：强大的经济能力可以提供雄厚的经济援助与军事物资援助，政治上可以左右国民党的政策方针。因此，中共与美国形成良好外交关系后，有助于缓合国民党与中共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可以争取美援，壮大实力。同时也有利于改善西方对中共的印象，促进理解与交流。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在中共外交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虽然抗战爆发后苏联与中共的交流越来越多，但是苏联给予中共的经济与物资援助却极少，苏联从新疆到重庆的公路虽然开通，但却将大量的军火与物资送给了国民党，只将少量的武器与书籍给了共产党。这个时期的中共经济与武器装备的来源一是独立支撑，但明显不足，二是依靠国民政府的供给，但时断时续。所以中共一方面加强生产，以求得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则对外展开交往，美国的意义则在于既可以制约蒋介石停止攻击共产党，保证对中共的物资供给，又可以直接给予中共援助。
（二）双方的理解与交往
随着美国与中共的交往不断深入，美国在对比中不断发现中共的优点。国民党混乱，腐败，组织无力，暮气沉沉，龙蛇混杂。而共产党却是积极向上，纪律严明，精神饱满。总之，美国的目的在于弥补国共两党的分歧，团结抗战，从而牵制，消耗更多的日本军力，让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不是那么大，尽可能地减少美国的损失。而中共的目的则在于改善形象，增加对美影响，获得援助。这个时候中共对美国的交往多少带有一些功利主义的色彩在内，而美国同样如此。一旦共同的敌人——日本消失之后，双方的利益冲突就会大于利益共同，就会产生对抗甚至局部武装冲突，后来的形势发展也证明了的确如此。
（三）周恩来在与美国交往中的作用
以中共和美国的利益出发点来看，双方是有不少利益共同点的。也许没有周恩来穿针引线，双方仍然能形成合作。但是没有周恩来在中共与美国的外交上发挥作用的话，双方的外交深度与广度都会大打折扣。周恩来既不是知美派，也不是亲美派。但他立足于独立自主的方针与精神，以最大的限度与美国展开交往并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周恩来极高的个人魅力、缜密的个人心思和精妙的工作方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周恩来一手主导了1940至1943年间中共在渝对美国的外交工作。当然这离不开南方局集体的共同努力，但周恩来在危难时刻的正确抉择，在与美国人员的交道中不厌其烦，从而留下极高的个人形象与巨大的政策影响。在中共内部找不到另外一个人能替代他的位置。也许这就是周恩来的独到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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