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作为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关键步骤，中央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等部率先执行夺取宁夏的《十月份作战纲领》①。在“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声中，渡河西征拉开帷幕②。但遗憾的是，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终于有力量捏成拳头打通国际路线之际，国民党蒋介石也以“毕其功于一役”及“反共灭共新东方非常”之决心③，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等部，加上东北军、西北军（尽管此时中共已与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初步的同盟，但这种同盟关系毕竟是初步的和保密的，也就是说，起码在蒋介石眼里，此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仍是两支重要的“剿共”武装），加大了对河东红军的进剿。恰如长征时期的情况一样，形势一下子变得十分危急，甚至更加危急。加之，胡宗南部也很快接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共产国际又变更了武器援助的地点，绥远事件也在这前后爆发④，因此，不仅原定的由红一、四方面军各一部共同执行的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只能改由已渡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来单独承担，而且具体线路也不得不从宁夏方向改为新疆方向，同时还肩负起了建立河西根据地、策应河东红军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配合同国民党进行的红军改编和划分防地谈判等多重远远超过其自身负荷能力的历史任务。由此，西路军的命运一步步展开，其变化和结局让人步步揪心，甚至步步惊心……

       ①即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于1936年10月11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之际致朱德、张国焘两总(总司令、总政委)并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电。主要内容是要求红军经过短期休整和准备后，即以主力（主要是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见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87-28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③这一时期，蒋介石颇为自信的认为，“剿共”已到“最后五分钟”。如在1936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写下：“汉卿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是其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见美•陶涵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第89页，中信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8月第1版）。又：1936年12月8日，蒋介石在西安机场降落后，就在召见部分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部分高级将领时，明确告诉他们，长久的剿灭共军作战，已到了“最后五分钟”。（同上书第90页）。另，在《西安半月记》引言中，蒋介石更是写道：“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所以，学界也有人把这一时期蒋介石“剿共”的“最后五分钟”之说，统一归纳为“剿共灭共”之“两星期理论”。
       ④1936年8月2日，伪蒙边防军李守信部在日军支持下进犯绥远，绥远省代理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部奋起抵抗。11月14日，在日军的配合和直接参与下，李守信、王英又再次率领内蒙古伪“蒙古军”和“西北防共自治军”向绥东大举进攻。傅作义率部再次奋起抵抗，11月18日在红格尔图将敌击溃，毙俘敌官兵数百名。11月24日，一举收复百灵庙，毙敌300余名，伤敌600余名，俘敌400余名，取得“百灵庙”大捷。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打通国际路线仍坚持原先设想的线路，就很可能会与正在抗战的傅作义部发生冲突，显然在政治上是十分不利的。

        打通国际路线的始末缘由

       什么是打通国际路线？为什么打通国际路线？了解西路军历史，这是首先应搞清的问题。

       说到打通国际路线，似乎最早还应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说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固然是中国先进分子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结果，但同样也是深受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和共产国际帮助的结果。其实，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从建党伊始，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就一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惜，由于建党初期人数极少，加之又很快在苏联的协助下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如何接受苏联援助就很难提上日程。即使有援助，也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那种特殊局面而直接给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①。直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这个问题才再次显现出来。实际上，这也是“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向广东海陆丰一带进发的主要原因。可惜，由于站不住脚，部队后来不得不辗转上了井冈山。而无论是井冈山还是瑞金，都深处内陆，所以取得苏联援助的问题就只能搁置。

       直到1933年3月，针对红四方面军因移军川陕而受到中共中央批评一事，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说：

       “我们肯定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转入四川是对的，认为在四川、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大苏区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②

       一语中的地把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援助的可能性、可行性揭示了出来。长征开始后，情况就更是日趋明朗。特别是1935年5月北渡金沙江以后，由于长征的北上指向已经越来越明确，并且明显地是从一个（严格讲是从一个个）比较富庶的地区转向较为贫瘠荒芜的地区，因此，不管从解决生存和进行抗日哪个方面计，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的问题都不得不提上日程。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早在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的第三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与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等人还尚未见面时，就迫不及待的电报告曰：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利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③

       可见，总的迫切性已达到什么程度。此后，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今高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更是由此明确指出：

       “今后的行动方针，就是要通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在靠近苏联的地区创造根据地，以便获得援助，尔后向东发展。”④

       尽管接下来，无论是榜罗镇会议⑤，还是中央红军（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虽对俄界会议内容都做了稍许修正，但随着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取得苏联武器援助、进行西北大联合和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基本约定⑥（也可称做口头协议），以及1936年6月以后的红二、四方面军携手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胜利会师，都从方方面面共同勾勒出了一个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军事援助的目标。

       虽然因战事变化和各种其他因素，打通国际路线并取得苏联援助的目标最终未能达成，但当其时也，这却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生存发展的不二选择。

       ①据不完全统计，1923年，苏联就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援助；1925年又一次向国民党提供56.4万卢布的军火；1926年又将武器弹药分四批运抵广州，计第一批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来复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来复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大力援助了冯玉祥国民军。其中，仅1925年3月至7月，就有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1926年10月又给冯玉祥国民军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和10支火焰喷射器等。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第27-29页，华艺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②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第412页。也可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13辑第354页。同一电文，两本书在个别词语翻译上稍有不同，如前者把“四方面军”翻译为“第四军”具体为：“我们积极评价第四军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面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③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页。
       ④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通过了毛泽东作的《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报告同时，一致同意“继续北进，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区创造根据地，以便获得援助，尔后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为此，甚至做过最坏的打算：“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毛泽东语）。
       ⑤1935年9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会议根据了解到的陕北苏区和陕甘红军的情况，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红军经过陕北到靠近苏联边界创造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⑥朱永光《试论西路军的政治与军事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9第4期。
        
        宁夏战役计划(即《十月份作战纲领》)的提出

       既然打通国际路线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生存发展，既然也前所未有的建立了与身处西北的张学良东北军及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关系（约定通过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以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加之又有了一个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在即的前提，那么身居陕北(确切说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刚刚进入甘肃的1936年8月12日就提出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便不难理解了。尽管后来10月11日正式发布时因情况变化做稍许修改，但基本框架已然具备，其要点是：（一）红军同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日战争的实现；（二）在9月底以前，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或其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以有力一部，分别攻击陇西和河州（即临夏），相机消灭毛炳文部和调动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三）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的准备；（四）以红一方面军保卫陕甘苏区；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过黄河，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五）宁夏占领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合组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以此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①。

       尽管期间一度出现了一个张国焘想让红四方面军直接单独西进以打通国际路线的插曲，但由于最终未能成行，并更多属于一种意见交换，故不展开细说。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种意见交换并考虑到事态发展的各种可能，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以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的名义长电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称：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

       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我们这一企图，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前面，即在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够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故势必向甘南、陕南一带发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高桂滋、高双成等，用堡垒主义逐步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的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到达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与陕甘南部的联系。

       以上是基于从今年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即使得到技术，在开始阶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针与准备问题，希望早些解决。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

       但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有下列的损失：

       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
       (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的方向，即不是抗日方面而是内战方向。
       (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
       (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尔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

       邓发同志为此使命赴苏，但时机迫促，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破坏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的解决此问题。②

       可见，需权衡的方面之多和情况本身之紧急程度。而接下来，就在按照这样一种预设紧锣密鼓地进行交涉的同时，也就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同时，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打通宁夏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其中稍有变化的是，因张学良颇有些暂时隐蔽的想法③，故攻取宁夏的部队也就随即调整成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具体为：

       “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④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立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⑤

       至此，目标明确，任务既定，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①《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342-343页。
       ②1936年8月25日，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致王明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163—165页。
       ③据潘汉年报告，张学良此时的基本想法为：“第一，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第二，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九月日本指使德王进攻绥蒙之际，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如此方能号召时局；第三，打通苏联的实现暂以红军为主，东北军目前暂做隐蔽的配合；第四，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调动东北军于学忠部控制兰州；另以一部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临夏)，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东援，争取使东北军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第五，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于我手中的有效策略。第六，目前西北发动的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见1936年8月7日《潘汉年报告》。转引自杨奎松著《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1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④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具体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以及1935年11月编入红一方面军的红十五军团。
       ⑤1936年10月11日，中央及军委致朱德、张国焘并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电（即《关于十月作战纲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87—288页。

       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一部

       红四方面军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正式组建于1931年11月，前身是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之初共两个军五个师近3万人。1932年10月，主力西征转战。此后，在创建中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于1933年7月，组建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总兵力为五万人。接着在粉碎四川军阀 “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及歼敌10万余人的过程中，又将部队扩展为五个军（4、9、30、31、33）共8万余人。1935年3月，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6月，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今小金）会师。此后，虽一度被张国焘裹胁南下，但在历时9个月的南下中，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断同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做斗争，并于1936年6月在西康甘孜地区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随后，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红四方面军与由红二、六军团改编成的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之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21800多人，即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之部署和中革军委之命令，西渡黄河，实施“配合一方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

        1936年10月24日至29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

       虎豹口又称河包口，是黄河靖远段著名的古渡口。1936年10月24日夜11时，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作为渡河先头部队由此借着夜幕掩护开始西渡黄河。说来，红四方面军还真是一支极具特点的部队，这不，尽管敌人早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将所有的大小船只和牛羊皮筏搜寻一空，尽管在黄河对岸也早有马步青骑五师修筑碉堡“一字形防堵”，并号称建起了什么“突不破的防线”①，但就是凭着自己一支上百人的造船队伍，确切说是用半个月时间突击打造的十六只木船，肩负在川陕“反六路围攻”中获得的“钢军”称号，承袭出色地完成强渡嘉陵江任务的优良传统，100多名勇士在一营营长赵海丰、三营教导员周纯麟的率领下，乘风破浪向对岸划去。接近了，接近了，由于准备工作充分，直到快接近对岸时，敌人才恍然发觉。然而，对敌人来说，一切都晚了。抓住这间不容发的有利时机，勇士们拼命前冲，以强大的火力狠狠地压制着碉堡里的敌人。据周纯麟回忆，不少战友就牺牲在这里，他清楚地记得，一个叫李国忠的四川籍排长渡河非常勇敢，他把冒烟的手榴弹径直塞进了敌人的碉堡，并用自己的胸膛拼命堵住枪眼，一声巨响，他和碉堡里的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20岁。②

       在红军战士奋不顾身的攻击下，河防敌军溃败了。渡河部队按约定点起三堆火，熊熊火焰宣告渡河成功。

       随着后续部队的不断跟进，阵地很快向纵深发展。只不过，由于白天敌机轮番轰炸、封锁河面，此后渡河只能晚上进行。25日，三十军全部渡完；27日，九军和四方面军总部渡河完毕；五军扼守渡口(三角城渡口)。很快，纵横百里的沿河地带尽在渡河部队掌控之中。

       徐向前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第 156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

       周纯麟《血战河西走廊》。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53—5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渡河时河东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情况及对河西战局的影响

       开局既有极为有利的一面，也有非常不利的一面。严格地讲，宁夏战役计划能否实施固然取决于渡河本身成功与否，但也极大程度地受制于河东战局的发展。因为，按照《十月份作战纲领》中关于“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及其他部队在必要时也“抽一部攻宁”的约定，渡河部队理应还有一方面军主力，甚至还不仅仅是一方面军主力。但显然，能不能腾出手来却是极大的问题。因为这一时期，正如上面曾谈到的那样，就在我们有力量捏紧拳头打通国际路线之时，蒋介石也调集重兵要“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中共问题。为此，蒋介石亲赴西安，组成由自己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的“西北剿总”，企图乘红军北移时，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具体部署是：由胡宗南第一军的四个师、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的两个师、王均第三军的两个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共同组成“追剿”集团，从秦安、天水、武山一线向北推进；由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步骑兵共九个师组成右翼集团，从隆德、固原地区北进；由马步芳机动，马步青、马鸿逵等部沿兰州至宁夏段黄河进行防堵。所以，整个战事进行得异常激烈。到10月23日，敌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攻占会宁，向靖远方向进攻；敌王均部第三军和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攻占通渭，经会宁向郭城驿、靖远方向进攻；敌胡宗南部第一军进占静宁、界石铺，向打拉池和海原方向推进。一时间，河东红军处境危急。

       因此，就在按照《十月份作战纲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同时，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不得不开始把战役重点逐渐转移到了如何先行“击破南敌”上。①显然，不如此也就无法摆脱一时之危局。

       于是，事先的部署发生了变化。不仅红一方面军主力无法过河，就连原先准备过河以加强河西力量的红四方面军所辖之第三十一军，在已经跑步抵达渡河口岸，甚至有一部分已经西渡黄河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又调头东去，按重新下达的命令折向麻春堡，去奋力实施“力歼南敌一部，缓解河东压力”的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②。

       河东河西的红军部队就此分割为二。

       1936年10月24日，针对河东敌情变化，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首先提出了“击破南敌”问题，并分析说：“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很快，关于如何“击破南敌”，就成了当时红军行动的共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13—314页。

       针对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10月30日，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下达“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该计划规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六个师集结于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地域，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一军集结于打拉池以东干盐池地域，以上两部为突击集团，准备从东西两面求歼胡宗南部先头一至两个师；第四军和第五军主力在郭城驿、靖远、打拉池之间占领阵地，钳制敌人毛炳文、王均两军保障我突击集团的右翼安全；红二方面军主力转移到海原以北和西北地域，保障红军突击集团左翼安全。

        红三十军一部靖远吴家川之战

       兵贵神速，势如破竹。渡河红军2.18万人，最初的意图就是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先行打开北进宁夏的通道并堵住兰州方向的来敌，接着再乘胜攻取中卫和定远营，从而策应红一方面军及后续部队西渡。为此，渡河部队的部署为：以三十军为前锋，在站稳了虎豹口、北湾等沿河一线后，继续猛打猛进，抢占一条山、五佛寺地区；继之，以随之跟进的九军攻占锁罕堡、打拉牌等地，屏障三十军，遏阻西南方向的援敌；五军相机殿后，一则驻守三角城渡口看守船只，以待后续部队西渡黄河，同时也作为警戒兰州方向来敌的机动部队。就此展开后，27日夜，三十军一部在靖远吴家川一举对从河防前线败退下来的敌韩起禄①旅、马禄②旅、马福仓团残部及赶来增援的马长青团发起攻击。当时，真是步枪、机枪、手榴弹同时开火，经一阵穷追猛打，敌各部均抱头鼠窜，或逃向景泰方向，或缴械投降。此战共俘敌200多人，缴获步枪800多枝，机枪10多挺，战马70多匹。

       与此同时，其余部队按部署全线快速推进。

       ①韩起禄（1902-1951）青海循化人，撒拉族，时任骑五师骑兵第二旅旅长。1949年9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后于1951年参与叛乱被镇压。
       ②马禄（1895－1946）青海循化人，回族，时任马步青骑五师骑兵第一旅旅长，长期驻防在甘肃永登一带。虽在整个河西“兜剿”红西路军的战事中几乎无役不与，但由于一度与红军谈判，并得到过红军宽大，故后来在对待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态度上还与马家军其他人员有所不同，如放行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等。抗战爆发后，曾以暂编骑兵第一师第二旅旅长之职率部出征，先后在兰封、商丘等地与日军激战。1939年调防陕西后，能与八路军和平相处。1940年还获赠过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抗日英雄”锦旗一面。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景泰尾泉之战

       尾泉地处吴家川通景泰之大道要冲，也是马步青骑五师整个河防部署上下连接的枢纽。借助这里的两大堡寨和相对坚固的防御工事，溃逃于此的韩起禄、马禄及驻防于此的马进昌团约定：由韩起禄旅残部置尾泉西北五公里处的脑泉，由马禄旅残部和马进昌团处尾泉，妄图以其坚固的工事和相互间的策应支援来阻止红军的北进。28日22时，推进到这里的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开始向守敌发起攻击。仗一打响，战士们就让龟缩在工事里的敌人饱尝了手榴弹的滋味，加上夜幕掩护，前沿阵地很快地被我逐一占领，而那些被炸得四散狂奔的战马，更增加了守敌的惊恐，敌不得不开始全线逃窜。

       逃窜，逃窜，甚至就连地处脑泉的韩起禄也在所谓的增援中加入了逃窜的队伍。

       说来，还多亏是骑兵，逃起来就是快些。一溜烟的功夫，马禄逃到了锁罕堡，韩起禄逃到了锁罕堡西南约十公里的一个山坳中，马进昌则逃到了一条山。

       此战毙敌90余人，俘敌数十人。

       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景泰赵家水

       在渡河部队英勇顽强的推进打击之下，溃败下来的敌河防部队只能以等待援兵的架势龟缩在景泰县城、锁罕堡等一些兵力相对集中且又有地形掩护的地方，确切说是一些红军攻势还没来得及达到的地方，作继续顽抗。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到30日、31日，红三十军、九军已基本占领了景泰一条山一线的大部分村寨。随后，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赵家水、红三十军军部进驻双龙寺、红九军军部进驻福禄水阎家堡子。一场向纵深发展的战事，即攻打景泰城、出兵锁罕堡、进击五佛寺、抢占打拉牌，全面拉开。

       按道理，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线路和这样的排兵布阵架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绝无问题的，并且其一击必中的效果和摧枯拉朽的威力也是十分强大和震憾的。但也应该看到，与此同时，专属河西地区的以及与马家军作战的各种新情况也开始相继显现。第一，我们的渡河部队再怎么迅猛推进，此时遇到的抵抗也全是敌人那种“一字河防”式的抵抗，与之相应，取得的胜利也只能是击溃和击垮了敌人河防部队的胜利。至于全力消灭其有生力量，显然暂时还无法达成。第二，我们是步兵敌人是骑兵，我们再怎么迅猛推进，敌人都有抽身撤退的余地，不像步兵与步兵的作战，只要你推进的动作特别迅猛，他就无处逃遁。

       当然，这还远非问题的全部，但即使是这样两个最为显见的问题，也使接下来的战斗很快与以往有了区别，甚至是很大的区别。

       红三十军一部景泰县城之战

       10月31日晚，攻打景泰县城的战斗打响。其基本过程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一部率先发起冲击，在一路突破了城外所有的防御工事后，由八十八师二六三团配合，并以刚刚占领的城外碉堡为依托，迅即分两个梯队从东南角和西南角猛攻。由于事先捆扎的云梯长度不够，加之守敌火力猛烈，一次次强攻均未奏效。好不容易，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八连二排排长李求带领一部分战士在机枪掩护下登上了东南角的城墙，但也因人数太少，又被敌以强大的火力反突了回去。李求等壮烈牺牲。①由于地形不利并缺乏重武器的有效配合，攻城部队遂放弃攻占景泰县城的计划，于拂晓前撤离战斗。

       其实，这才是最能说明河西作战各种情景的第一个典型战例。它之所以典型，就在于它刚好与前面谈到的两个问题有联系——不管你把前面的仗打得多好，但由于你只是击溃和击垮了敌人，并且你击溃和击垮的这种敌人还基本上是以骑兵为主，因此，他们就很容易龟缩在某几个更便于防守的点上，从而增加了这些地方的攻打难度。而与之相应，我们的过河部队呢？由于兵力分散和弹药缺乏，许多仗想打也不能打，想打也没法打。特别是这种攻打城池的战斗，离开重武器，压制不住敌人的火力，你根本无从打起！实际上，这也是后来之所以不攻取大靖、凉州、甘州那些城池的真正原因所在。而据资料显示，弹药缺乏正是这个时期整个红西路军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②

       ①周纯麟《血战河西走廊》第35-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②1936年11月上旬，红西路军的具体装备情况是：红五军“一千余枪，平均每枪子弹五发”；红九军“枪二千五百支，每枪平均子弹十五发”；红三十军“枪三千二百支，每枪平均子弹二十五发”。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10月第1版。

        红三十军一部攻占五佛寺黄河渡口

       其实，景泰县城不打也罢，对于整个渡河部队来讲，这个时期最关键的还在于能否切实按照《十月份作战纲领》的部署去一步步达成“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①的目标而去占领新的黄河渡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后续部队的陆续渡河，特别是当前面的虎豹口和后来的三角城渡口都相继失去后，此问题亟待解决。

       于是，同日，就在二六三团由席滩、双龙寺一带赶往大芦塘配合八十九师攻打景泰县城的同时，渡河部队立即腾出手来着重解决了这个问题。红军以八十八师两个团自席滩、双龙寺出发，经城北墩、咬牙沟挺进五佛寺一线，先是在兴水杨家桥击破敌祁明山旅和韩起禄旅一个团的阻击，接着包围了驻守五佛寺的祁明山旅司令部及其一个营。眼见大势已去，敌祁明山旅不得不撤向武威方向。红军就此解除了景泰以东之敌的全部据点和防线，一举进驻了西源、老湾，并牢牢地控制住了五佛寺——这一甚为重要的黄河渡口。

       攻占五佛寺黄河渡口，无疑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及后续部队的西渡黄河铺平了新的道路。剩下就是如何按照《十月份作战纲领》的部署等待其后续部队的渡河了，并由此让宁夏战役计划尽量抢时间的向纵深发展。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13页。

        景泰五佛寺抗日促进会成立

       在五佛寺，红军成立了由当地士绅李宗涛（又名秀山）为主席，张世权、张世昌、安立昌、宋永俊、田恩厚、沈农林、沈遂林、韦秉相等农民代表为委员的五佛寺抗日促进会（简称“抗促会”），组织进行群众发动工作。后据乡民回忆，一时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是抗日的队伍”，以及筹粮筹款和动员参军成了最热门的、被人争相传送的话题。更有人记得，“抗促会”不仅门口贴有由红军宣传员书写的“抗日志士请进来，卖国汉奸滚出去”的对联，而且所有具体工作也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来展开。就这样，短短的几天时间内，红军和“抗促会”成员一起筹得粮食约10万公斤，生猪100头，银元1400块，以及一些中草药及御寒用的布匹和棉衣等物品①。

       记得2003年12月，笔者和同事王学宏一起曾专门就此访问过当年五佛寺抗日促进会主席李宗涛的后人李明哲、李元吉父子，并有幸搜集到一封当年由李宗涛生前用毛笔手书并间有铅笔改动的墓誌铭，其中一段写道：
  
       “五佛自古为景泰靖远以及宁夏的黄河重要渡口，乃兵家必争之地也，白匪祁明山旅司令部盘踞于此，白色恐怖黑云压城，一九三六年十月我红西路军兵临景泰，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部一举击溃祁匪，一时间，五佛寺上下人心慌慌。李公深明大义勇为红军捐献粮食、生猪、银元、药物、土布。并发动群众创办‘抗日促进会’选举张世权、安立贵、韦秉相等九人为委员，李老太公为主席。此组织乃景泰地区最早的抗日组织。红军顿足景泰，促进会为红军做了大量的援助工作。解放后，李公被政府誉为‘开明绅士’、‘民主革命时期进步人士’” ②

       采访中，李明哲、李元吉还细细的说起了李宗涛当年反复讲过的一些故事，其中，一则是说，当年，李宗涛也曾一度颇有些要随程世才、熊厚发他们走的意愿。因为他们相处很好，也因为李不仅会些医术而且还能当个向导，红军很明显得有这方面的要求。只不过到了后来，由于再没有新的红军跟过黄河，并且这里的红军也要很快向河西走廊方向去了，因此，李宗涛犹豫来犹豫去的最终没能成行。一则是说，当年的所有捐助物品，红军都一一地写有借条，并且在上世纪50年代还专门由国务院派人做过统计，只不过所有的补偿都被五佛寺的村民众口一辞地拒绝了。

       记得当时听时，心头似乎也无大的波澜，但现在细想，这前一则故事何不大有深意存焉。想想，单单撇下他马家军不说，史无前例的红军长征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之所以能让我们今天大书特书，靠得是什么？用什么来维系？不就是“抗日”二字嘛！正因为要抗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摒弃前嫌的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团体、不分阶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口号，并也走过了一个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历史过程？虽然从事物发展的各种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上讲，打通国际路线也是并必然是全面抗战发动的一个条件，但其中奥妙能对外人道乎？道了又能获得多少认同？其实，这就是问题。所有的问题也几乎全出自这里。当然了，要从宁夏方向打通国际路线还好说些，因为那样还毕竟多少靠近一些日本侵略和进犯的方向位置，但如果向河西走廊进，问题就来了。“抗日”、“抗日”，日本人不在东北和靠近华北的地方嘛？这掉头西去，又算哪门子 “抗日”呢？无疑，真正的难点就在这里，解释的难度也在这里。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点，后来，当红西路军急需西进之时，中央就曾明确的告知：“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③并也有了后来徐向前曾一步步讲到那种“任务飘乎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的限度”了④。

       当然，这都属于后话。但这，也无疑是后人解读西路军的一把重要密钥。

       ①李树江主编《西路军在景泰》第82页，景泰县民政局，2010年7月第1版。
       ②李宗涛手书墓誌铭原件现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藏文物。
       ③1936年11月2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7页。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日记记载：“确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2)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提供1.5-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④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红九军围困敌马禄残部于景泰锁罕堡

       好了，还是先说回来。红三十军击溃尾泉守敌后，乘胜追击，于31日在锁罕堡包围了马禄旅残部600多人马。下午，九军接手围困，并给马禄送去一封和谈信函，主要是宣传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走投无路的马禄为争取喘息时间，立即抓住时机派代表谈判，一来二去，达成了初步的口头停战协议。当时，为表达谈判诚意，马禄不仅给红军献出了部分粮食、服装，还将一部分急需的弹药支援了红军。作为回报，红军也网开一面解决了其被围人马的饮水问题。说来还有个插曲，据《徐向前传》记载，马禄谈判背后其实还有个马步青的背景。因为马步青毕竟和马步芳多少有些不同②，虽然他曾在红军西渡黄河的第一时间就向马步芳求援，也得到了马步芳先派3个旅又4个团驰援的承诺③，但由于马步芳的条件是要两家部队统归他本人任命的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一人调度，担心自己的部队被马步芳吃掉，所以还真是多少动了一点要同红军妥协的心思。为此，下面的谈判也就一点一点地尝试着。他还为此专程从武威赶到一条山附近的寺儿滩等候谈判结果。但由于马步芳青海援兵很快到达，并且自己派出的谈判代表张毅生又被马元海部击毙。所以，谈判也只能到此为止。

       ①石宝明《碧血雄风》，第4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②《徐向前传》第159页。
       ③《徐向前传》第159页。

        红三十军一部激战一条山

       11月2日，从青海赶来的增援部队两个骑兵旅及部分民团约16000多人已赶来寺儿滩投入战事。由于是要给马步芳争脸，并且还要给马步青的部队打气壮胆，3日，合兵一处的“二马”部队在新上任的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指挥下，象是打了鸡血般的纠集起了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计20000多人，三路并进向一条山红三十军阵地扑来，妄图以此不顾一切地稳住士气或最起码能在一个有限的区域里挽回颓势。一时间，真是沙尘蔽日、枪炮连天，决战的时刻到来了。尽管主要是靠骑兵，尽管那骑兵也颇带一些骄横的气势，但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指战员还是对敌人这种回过劲来的猛冲猛打予以痛击。遗憾的是，由于渡河以后的连连奔袭，并且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如何配合一方面军或者三十一军和四军西渡黄河方面，何况还是步骑对阵，同时又把战线从一条山到五佛寺的拉了个很开很开，因此，痛击的威力未免多少打了些折扣。也就是说，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迟滞性的而非歼灭性的。即便如此，英勇的红八十八师指战员还是通过以少胜多、机动灵活的战术和每战必胜的果敢，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特别是在秀水村红三十军军部驻地，由于战斗员过少，能接仗的主要是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组织的政工人员和警卫部队，且多以短枪为主，因此，一来二去，狡猾的敌人断定这里是红军的指挥机关，并发疯似的把主要攻击目标集中在这里，而且越到后来越不停手。特别是黄昏时分，由于惧怕红军部队相互增援，敌人更是不顾一切地聚集兵力向这里扑来。情势还真是危机到了顶点。好在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责任和其严峻后果，好在每一个人都是以誓灭此敌而朝食的姿态进行着战斗，终于，硬生生地把敌人的每次进攻都原模原样地打了回去，一个个的险情也因之化解。到后来，在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部从五佛寺赶来的情况下，李天焕又带领着后勤和警卫人员顺势出击，这才一番夹击合力杀出了一条血路。4日，敌人借着其马禄旅也赶来参战的优势，接着前一天的阵势，开始扑向红军一条山的所有阵地。仗真是越打越激烈、到了白热化程度。八十八师不愧是主力中的主力，并且还得到了八十九师及红九军二十七师一部的驰援，所以，整个局面虽危机频出，但基本上仍在掌控之中。

       此战，虽先后取得歼敌1000多人并击毙敌副总指挥马廷祥的骄人战绩，但也正是此战，由于敌人有着其骑兵为主和援兵不断的两个优势，使渡河之后的战场形势，慢慢地由“攻”转“守”，或者说出现了“攻”“守”易势的苗头。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记载，在这时他已经开始注意“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 ④的严峻形势，并不断地思考和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可惜，由于当时的处境真是太复杂了，充满了变数，这一切的一切还都仅仅是一个开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慢慢展开并逐一分析。

       ①马元海（1888—1951），回族，甘肃临夏人。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外甥，马步芳、马步青表兄，时任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部河西“追剿”红军的参战部队总指挥。后历任西北剿匪总部第2防区前敌总指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议等职。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衔。1949年10月在青海切吉滩草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后由人民政府按照约法八章予以宽大，1951年3月病死家中。                                                                            
       ②熊厚发（1914—1937） 原名熊发。湖北大悟县人。时任红西路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红四方面军中著名战将之一。1937年3月上旬，在三道流沟战斗中负伤，后随李先念率领的游击支队西进。因伤势严重，西进途中请求留下，军政委李先念为其出具介绍信并留下一个排兵力掩护。3月22日，熊厚发率领这一排战士在祁连山深处的草岭大坂与马家军搜山部队相遇，战斗中英勇牺牲。一说受伤被俘，被俘后被敌人极其残忍地就地用山炮轰杀。
         ③李天焕（1912—1986），湖北红安县人。时任红西路军三十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5月随左支队转战到新疆，1937年12月回到延安。后历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总参警备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队第二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著有回忆录《气壮山河》。
       ④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25 页。

       红九军景泰大拉牌、雷家峡之战

       就在敌青海援兵赶到一条山并向红军阵地展开进攻的同时，11月4日上午，敌继续赶来解围的增援部队马全义团，民和、乐都、互助三县民团及马步青派出的马呈祥团共约6000多人，也相继集结于沙河井、黄崖顺、雷家峡直至大拉牌一带。午后，敌便开始依仗人数优势齐头并进的向红九军二十七师占领的刘家大院、雷家大院、骆驼店、学校和粮站发起频频攻击。红九军二十七师各部队利用地形和堡寨围墙之掩护，间以火力相互配合，一次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眼看不能得手，恼羞成怒的马全义以督战队驱使民和、乐都两县民团不顾一切地向红军阵地冲击。红军沉着还击，把这些被驱赶上来的民团一一消灭在了阵地前沿。战斗到下午，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仗着第二梯队的马呈祥部赶来参战并有三架飞机助战的优势，连连发起攻击。红军利用地形，加大火力给敌以重创，并在傍晚时分坚决反击，将敌彻底击溃。此战，共歼敌500多人，缴获机枪数挺、山炮3门。

       接着，11月5日上午，就在死伤累累的马全义、马呈祥部根本无力再战之时，敌人又聚集其第一旅、第二旅一部再犯大拉牌，而就在这个空档，赶来增援的红二十五师也把这些敌人逮个正着，一战就缴获其人枪各数百。而乘余敌溃逃之际，红军又一鼓作气利用雷家峡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展开截击。一时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敌步骑混在一起，前拥后推，互相践踏，死伤无数。红军乘胜追击中，还一举袭取了20公里外的镇虏堡。为此，四方面军总部面向全军发出《大拉牌战斗胜利捷报》称：

       “我二十七师以五个营之少数击溃敌步、骑五千余众，血战终日，卒获全胜，实可为全军之模范。望各（部）深入动员，学习这一模范战术，争取比赛灭敌。西北是我们的。”①

       字里行间，其战则必胜、勇猛果敢的意味溢于言表。

       ①1936年11月5日，《大拉牌战斗胜利捷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376—377 页。

        如何择定战机的多重考虑

       河西战局如是展开，那么河东“击破南敌”进行得如何呢？以及后续过河计划(即《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的“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是否也(仍)能如约实施呢？显然，这都是左右着河西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为此，面对河东战事正酣（“击破南敌”的海打战役流产后，河东红军的军事压力更大了），以及河西敌青海增援部队正陆续压上的事实，还有景泰一带“人户稀，粮缺水苦”，地形也不利“大部队作战”的实际①，徐、陈向中央建议：“若主力能够速渡河，需此方接待时，即向中卫、宁夏进”。要么仍循着这个思路“单独游击定远营”；要么在河东红军暂时无法抽身的情况下，干脆“以大部向平番（今永登）、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② 反正，不管怎样，都要非常具体的从目前面临的问题出发早做决断，以此，争取战场主动权能牢牢在手。

       ①关于这一点，在徐、陈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表述得至为详尽，如11月6日的第一份电报就继续讲到：“敌今猛攻我一条山阵地，因限于地形，不便出击。决将三十军在一条山、景泰、五佛寺一带部队，于今夜撤到荒草渠、锁罕堡线，便击敌。”“五军沿河北岸部队于明（七）日全撤收，拟于十日到达大拉牌，九军、三十军、直指均约十日向目的地出发。”而紧接着的第二份电报更是讲到：“连日战斗甚烈，敌伤亡两千以上。我二十七师排以上干部伤亡殆尽，不好补充。三十军子弹消耗七千余排。”“估计我军虽数次击溃敌，但因骑兵相当多，因地形关系，不能予以彻底打击，马敌尚可集中全力与我决战。因此我兵力不能分散，决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集中三个军轮番前进，向目的地出动，决定求野外消灭敌人，争取此次战役的胜利。”《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81、378页。
       ②1936年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65—366页。

        共产国际来电变更物资援助地点

       就在这应当考虑乃至决定渡河部队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关键时刻，1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称：

       “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①

       显然，共产国际的这一关于变更援助物资交接地点的电报，使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失去了其全部依据，而河西则成了打通国际路线的唯一选择。你想想，人家给你东西，说从宁夏方向给，你当然要去宁夏方向拿，人家说要从新疆方向给，你自然也要从河西方向取了。道理真是再简单不过。加之，此时绥远战事爆发，胡宗南又接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而海打战役流产后河东红军的军事压力不仅依旧而且是越来越加重了，诸因素都决定着打通国际路线不可能再从原定的宁夏这个方向进行。一切的一切都需进行重新的部署和决择了。

       ①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王明、陈云致中央书记处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69—370页。又见《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15卷，第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

        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既然宁夏战役计划(也即《十月份作战纲领》)不能实施了，既然共产国际确定要改从新疆方向来给中国红军武器援助了，那么，顺理成章，打通国际路线就只有也只能选择河西走廊这个方向了。

       而极为巧合的是，恰恰是这个时期，出于对景泰一带地域条件和敌人部署等情况的考虑，渡河的红四方面军又提出了一个进军河西走廊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放弃已占领的一条山现有地区，向大靖、平番（今永登）、古浪、凉州一带进发，从而尽可能地开创一个既有利于配合河东红军，也有利于打通国际路线的新格局。其核心是：

       渡河红军分三个纵队西进，“先消灭平番（永登）、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并“靠近苏联和外蒙古、新疆”①。

       这里，需着重指出的是，如果说，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制定该战役计划时还多多少少地循着《十月份作战纲领》中有关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思路的话，那么，随后，当完全得知打通国际路线仅由自己这支部队单独承担时，实施的核心也就必然转到了怎么尽快的靠近新疆上。因为，再怎么权衡，西渡黄河的目标都是以打通国际路线为重心，而与之前《十月作战纲领》的预设相比，这种打通，无疑路途更遥远了，力量更单薄了，将要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就更大了。所以，快就成了关键，而这也决定了后来西进时并没有把该战役计划中所拟定的“消灭马步芳野外部队”做为重点，相反，却突出了其中另一方面，即“向全体说明本战役是随时进到抗日前线，打通苏联、外蒙、新疆，争取广大回、蒙、汉群众，创造巩固抗日新局面的关键，是先发制敌，有力地配合河右岸一、二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本战役意义，将促成西北国防政府的实现，奠定抗日战争稳固基础。本战役胜利地完成，主要依靠于统战政策广泛灵活的运用，在不得已与阻拦敌人作战时，亦能不失时机的进行争取工作”等内容。颇有些像长征时期在某个特定时段摆脱强敌的做法。而这，无疑都是我们解读西路军时需格外关注的方面。

       ①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1936年11月6日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377—379 页。

        中央制定《作战新计划》

       正是针对上述接踵而来的变故，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军主力11月份继续在现地区作战。12月上旬以后，以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以扩大苏区，扩大部队，解决给养；以四方面军没有西渡黄河的两个军（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的北路军逐次向东发展；徐向前、陈昌浩所部（即四方面军已经西渡黄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和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①

       这是一个极具根本性变化的决定，尽管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并且在征求张学良的意见时被其恳求着不要实施，②同时还自始至终都没有通知红四方面军已经西渡黄河的徐、陈。但正是这样一种决定，非常深刻的说明了以下几点：一是此一时期，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河东红军处境非常不利。如果蒋介石非要继续以不断加码的武力来解决红军问题，那么中央就必须对此有所应对，其中不排除像过去在瑞金一样，被迫进行离开现有根据地的再次长征。二是正因为河东红军军事压力难以解除，那么，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也就无法像《十月作战纲领》预设的那样，以“两个方面军主力(四方面军主力和一方面军主力)来完成，相反，迫于情势，无论是打通国际路线，乃至建立河西根据地，都要靠四方面军已经渡河的部队去单独完成。三是如前所讲，这种完成不仅是要改宁夏方向为新疆方向，而且具体路途也更加遥远和更具变数了。四是由于河东形势的不确定性和河西路途的遥远，最终也必然导致河西红军行动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的结果，就是长期为河西红军加码一层策应河东红军的任务。五是对外解释工作难度加大。这世间事历来讲究师出有名，我们说抗日和为抗日打通国际路线，往宁夏方向似乎好说，但往河西走廊方向解释起来就难度很大。因为，这个方向毕竟远离日本侵占了的东北和准备侵占的华北方向。显然，这一切对红西路军来讲，无论哪个方面都至关重要。可惜的是，以往我们在解读西路军时，都有意无意、主观客观、多多少少的忽略了这些互为因果的方面。思之，实在令人扼腕！

       ①1936年11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育英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即《作战新计划》）。《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86—387页。
       ②朱玉主编《李先念传》，第2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中央及军委下达关于渡河部队改称西路军的电令

       正是循着上述思路，1936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组织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的电令。电令称：

       “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 ①。

       由此可见，西路军的组建是由党中央批准的，也是宁夏战役计划取消后，共产国际将物资援助地点改变为新疆后，以及中央提出了《作战新计划》的构想后，中央对渡河部队在称谓上的变化。这个名称的最早提出，还是在《作战新计划》中，即以“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的字样出现的。西路军之所以成立，是当时形势发展的结果，也是那个特定时代各种条件的集成。

       西路军的正式成立，有利于渡河部队单独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和策应河东红军的一系列任务的完成。

       ①1936年11月11日中央及军委致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并各同志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94—395页。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组成和作战部队序列

       西路军全军共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40%左右。

       ①陈昌浩（1906—1967）湖北武汉人，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935年6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委员。红西路军失败后于1937年8月回到延安，1937年9月30日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10月15日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1939年8月赴苏联，在苏联期间编译出版有《俄华辞典》。1952年6月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文革中受残酷迫害于1967年7月30日在家中呑服安眠药自杀，追悼会1980年8月21日召开。
       ②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西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失败后奔返延安。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第一纵队司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6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中共第六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晚年在其《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军事文选》等著作中详细讲述西路军历史，对其进行拨乱反正。逝世后，按照遗愿，部分骨灰撒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中。
       ③曾传六（1904—1983），湖北红安县人。时任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任红31军、红9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37年5月随左支队突围到新疆。1937年12月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敌工部部长，八路军军法处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物资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地区贸易部部长、商业部副部长等职。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④李特（1902—1938），安徽霍邱人，曾用名徐李特。时任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红西路军参谋长。曾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的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红军学校教育长、红三十一军副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等职。红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到达新疆，后与红五军政委黄超一起在新疆迪化被错杀。据刘士洪在1999年《炎黄春秋》第一期撰文记述，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霍邱时，李特的老母思儿心切，曾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在路边直等了三天三夜，待大军过完才失望地返回家中。1996年，与黄超一起获平反。
       ⑤李卓然（1899—1989），湖南湘乡人，曾用名李俊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西路军政治部主任。石窝会议后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李先念等一起带领左支队辗转到新疆。1937年12月返回延安。历任八路军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当选中顾委委员。晚年特别是最后弥留之际，多次郑重地嘱咐夫人和子女，等离开人世，一定要去河西走廊陪伴那些牺牲的战友。按照遗愿，全部骨灰安葬于河西走廊瓜州红西路军最后一战纪念碑旁。
       ⑥熊国炳（1898—1960），四川万源人，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曾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记载，熊国炳之所以能当选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方面是由于有着走南闯北的抬滑杆经历，较一般农民见多识广，另一方面也取决于那个时期特别注重工农出身的历史背景。这与向忠发曾经当选党中央负责人的情况颇有几分相像。熊国炳在西路军失败后长期流落甘肃酒泉地区，后于1960年的一个清晨饿死于酒泉市泉湖公园门口，终年62岁。
       ⑦杨克明（1905—1937），四川涪陵（今属重庆）人，原名陶正，又名树成、洪陶尔。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早年曾历任川东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红三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补充师政委、独立师师长等职。1937年1月在高台血战中牺牲。因杨克明一直使用化名，所以牺牲后，妻子和孩子一直不知他的下落，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经相关党史部门考证，才终于搞清杨克明就是当年的陶树成，他年逾古稀的妻子在1985年杨克明牺牲近50年后前往高台祭拜，并为高台红西路军纪念馆捐赠了烈士生前用过的皮箱等珍贵遗物。
       ⑧王树声（1905—1974），原名宏信，湖北麻城人。时任红西路军副总指挥。西路军失败后，率700余人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历尽千难万险，孤身回到延安。抗日战争以后，历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第八至十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编为《王树声军事文选》。
       ⑨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时任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三十军政委。石窝分兵后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领导，率余部400余人成建制抵达新疆，1937年12月赴延安。后历任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委、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在西路军问题上， 1983年2月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极具针对性地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主要著作编入《李先念文选》。逝世后，按照遗愿，部分骨灰撒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中。
       ⑩陈海松(1914—1937)，湖北大悟县人。时任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九军政治委员。早年历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36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1937年3月12日，为掩护西路军总部和兄弟部队转移，在梨园口战斗中亲率九军两个团抗击强敌，英勇牺牲。
         ⑾郑义斋（1901—1937），原名邓少之，河南许昌人。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供给部部长。曾于1930年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为党筹集活动经费和兼做秘密交通站。后受命前往鄂豫皖苏区，历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川陕省委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部长等职，是著名的“红色理财专家”。1937年3月14日在石窝战斗中英勇牺牲。
       ⑿程世才（1912—1990），湖北大悟县人。时任红西路军三十军代军长。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李卓然、李特一起率左支队于1937年5月抵达新疆。1937年12月回到延安。后历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著有《关于西路军的材料》、《烽火年代》。

        红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

       1936年11月9日，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红西路军只能是11月11日以后的称谓）以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进发，以红九军为第二纵队从左翼向干柴洼进发，以红五军为第三纵队经吴家川等地在红三十军之后跟进。11日，红三十军经新堡子、马家磨沟、裴家营抵大靖，一度遇到敌驻守大靖的骑五师祁明山旅一部兵出南门的阻击，对此，红军立即投入战斗，用有力的攻击将其击溃。虽然这次战斗时间很短，但也足以让这里的敌人从此龟缩城中不敢外出。为了减少伤亡和争取时间，加之此时的红五军业已跟进至大靖，红三十军旋即继续西进，并于12日，连续作战，一举攻克了由骑五师工兵营驻守的土门堡城池。此战，除敌一部溃逃外，在敌马步青工兵营营长马有明①率领下，约350人投降，其中约160余人经动员参加红军。在这里，作为右路主力，红三十军在留下了部分接应总部和第三纵队（红五军）的人员后，便疾速地向凉州、永昌方向直奔而去。

       红西路军挺进河西，是以三个纵队的梯次和左右路的配置进行的。作为右翼，第一纵队红三十军和第三纵队红五军的行军路线是经大靖、土门一线直奔凉州、永昌，并很好地占领这一带地区。做为左翼，九军和总部直属队是第二纵队，具体行军路线是从干柴洼、横梁山这一线直插古浪。目的是在红三十军和红五军占领凉州、永昌的同时，能在其侧后方向形成一个防守河西走廊的门户，从而遥相呼应实施下一步打通国际路线和建立根据地的所有任务。

       就在西路军做如此兵力配置并向河西挺进时，敌马元海利用其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集中全部人马，单一地对付作为左翼的红九军和总部直属部队。

       ①马有明（—1937）甘肃临夏人，回族。时任马步青骑五师工兵团营长，驻防古浪土门堡。1936年11月土门之战时率部投诚。后任红西路军回民支队副司令员，1937年3月在临泽梨园口战斗中光荣牺牲。

       红九军一战古浪干柴洼

       红九军由景泰向古浪进军中，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困难。先是11月9日，当红九军二十五师由景泰沙河井向镇虏堡一线集结时，就遭12架敌机长达4小时的轰炸袭扰，同时还遇到敌马朴旅马志武团和韩起禄旅马长青团的猛烈进攻。尽管为避免被动和甩开敌人，红九军且战且行，以昼夜不停的急行军经大板沟、干柴沟赶向干柴洼，但还是在10日拂晓，在刚刚击溃了守敌马福仑部并占领干柴洼的同时，就被马元海率马彪①等4个骑兵旅和部分民团尾追赶上。战斗打响后，敌人以步骑兵相配合，由东、南、北三面向红九军发起频频攻击。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军长孙玉清②和政委陈海松③各指挥一个师英勇抗击，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潮水般的进攻。整个上午就在这样的鏖战中一分一秒地度过。到了下午，眼看无法得手的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再次聚集力量，并在三架飞机的助阵下，发起了一番强似一番的进攻，一度还突破前沿阵地，向红军阵地纵深压了过来。为化解危急，红九军迅即把司令部全体参谋人员和交通队都编成战斗队，冲上去与敌搏杀。敌人突进一层，就被红军迅速反压着突出一层；敌人刚撕开一个口子，紧接着就又会被红军集中火力的打了回去。就此，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11日，不肯罢休的马元海再度卷土重来，坚守干柴洼阵地的红九军将士英勇战斗，直打得敌人死伤累累，其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司令部副官长苗玉青等也在战斗中被击毙。

       此战，虽毙敌100多人、战马50余匹，但红九军司令部一科科长刘培基④等200多人壮烈牺牲。由于人员损失几乎成倍于敌，这无疑是红西路军西进途中第一次比较严重的失利。

       ①马彪（1885—1948），回族，马麒堂弟。时任第二防区前线骑兵总指挥，参加过一条山、古浪、高台、倪家营子等多次围攻红西路军的战事。抗日战争开始后，任陆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赴前线参加抗战，曾在河南尉氏、鄢陵一带防守黄泛区西岸。1939年4月，在河南周口至安徽界首一线同日军多次激战，击毙侵略军铃木支队长以下300余人，伤700余人，俘虏406人，迫使日军从淮阳撤退。1940年7月，所部被国民政府改编为陆军骑兵第八师，他仍任师长，不久，升任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中将副军长，仍兼骑八师师长。后受马步芳排挤，被迫离开军队闲居西安、兰州。
       ②孙玉清（1910-1937）湖北红安县人，红西路军九军军长、高台血战后任五军军长。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参加红军后，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及红四方面军第73师师长、91师师长、31军军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在酒泉南山地区与敌激战中被俘。押解西宁后，始终不被马步芳的威逼利诱所动，并留下了“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的，我生是为劳苦大众，死也是为劳苦大众！”及“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能成功”的千古绝唱。
       ③陈海松见本书。
       ④刘培基（—1936），甘肃临潭人。1931年参加江西省宁都二十六军起义。曾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参谋长，红九军司令部一科科长，1936年11月在甘肃古浪县干柴洼战斗中牺牲。

       红九军二战古浪横梁山

       怎么办？应该说，步骑兵交战的残酷性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敌人一路压上，敌骑的冲击性又是那么强那么猛，那么怎么利用野外地形并通过运动战的方式分割敌人并歼其一部呢？显然，这是红九军指战员连日来边打边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正是遵循着分割敌人并歼其一部的红军作战通例和贯彻这样的战术方针，红九军从干柴洼撤离后，即不顾疲劳，迅速向横梁山方向移动，并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种快速运动，来把后面这些捏成团的敌人拉开距离，并适时寻机分割。但非常遗憾，由于敌人是以骑兵为主且极具一来俱来、一退俱退的机动性特点，所以，运动的结果也往往是敌主动，我被动。怎么办呢？很快，在仔细地研究了横梁山一带的地形后，红九军当即决定，以这里的地形为依托狠狠地伏击敌人。

       11月12日晚大约10时许，战斗打响了。这时，战斗任务还刚刚下达不久，敌人的三个旅和几个民团就紧跟着冲了过来。尽管由于敌骑实在是一下子来得太快、太猛并太过集中，使原定的分割意图未能全部达成，但在具体战斗进行中，红九军各部还是有效地利用了倪家沟、苏家梁、小石沟、倒仰沟等处地形和相近相邻的制高点，把伏击战的打法和山地战、隘路战、近战、穿插打围、快速出击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很好地发挥了红军夜战的特长。特别是在打退了敌人好几次进攻后，没等敌人再回过神来，便组织部队有效地发起了“夜袭铁城台”、“夹击倒仰沟”和“决战横梁湾”的战斗。通过这样一连串伏击打援和分割歼敌的办法，硬是把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并以骑兵为主的敌人给打得纷纷溃退，四处乱窜，互相冲击，自相惊扰，混乱不堪。就连马元海的指挥系统也被打得和下面的部队一时间失去联系。

       据马家军前线总指挥部上校参谋长张时之1964年回忆：

       “黄昏时分，马元海命令各部队和民团出动，准备夜攻红(横)梁山，可是我们从未曾作过夜战，当地地形又极复杂，欲向马元海提出建议，收回成命，但马元海已先行出发，各部队和民团亦分别向横梁山进犯，我们也只得随军前进，当晚十时左右，投入于第一线的部队和民团，在红军的猛烈阻击下，纷纷溃散，一时情况紧张，先头部队和殿后部队，互相践踏，混乱不堪，山坡田野间到处是一片喊叫声，狼狈之状，难以形容，异口同声地在埋怨马元海冒险。我们系指挥部成员，这时亦与马元海失去了联络，不暇自顾，其后在一狭长的山谷里，才看到了马元海，他畏缩在乱石丛中，身边只有随从三五人，他感慨地说：‘呼大呀！事情怎么来的不知道，我们的人马这样倒退下来，将来怎么打下去？’可以想见当时惶乱的情况，已达到了最高峰。时已深夜，寒气袭人，两腿冻麻，就在原地跺脚待旦。”①

       另据资料记载，也正是此役，直把马家军的前线总指挥马元海气得七窍生烟，一度甚至声称要自杀了事。②也真亏得是半夜时分，硬生生让惶惶中的马元海躲过一劫。

       这里非常需说明的是，凡骑兵作战都有个特点，这就是：胜了，它呼啦啦，一拥而上，你想堵都很难很难，非亲临者绝难想见。但败了，也同样是人仰马翻，其具体的冲击力和边际效用也是成倍放大。记得前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就在他的《骑兵军》序言中描述过类似的场景，即，据时在波兰军队中服役的一位美国飞行员回忆，他就曾在空中俯瞰过一支上万人的苏联骑兵部队，那行军中的浩浩荡荡、飞尘滚滚，并且放眼几公里都没有尽头的画面和气势，给人的影响只要一见就任谁也都终生难忘。

       是役，共击伤敌旅长韩起禄，毙敌副长官马三彪及以下300余人。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张达善③壮烈牺牲，数十名重伤员被敌杀害。

       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8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②石宝明《碧血雄风》，第59—6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③张达善（—1936）， 湖北人。时任红九军七十三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反围攻作战，红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1936年11月在甘肃古浪县横梁山战斗中牺牲。

        红九军三战古浪县城

       1936年11月14日，红九军进占古浪县城。古浪县城座落在古浪峡口，它东达天祝和兰州、西通河西走廊，由于此时的马家军在整个河西走廊的兵力十分有限，因此，战略地位更显重要。而为了夺回古浪县城，马步芳甚至放言，要马元海“城存尔存，城亡尔亡”①。于是，红西路军进军河西的第一场生死决战注定了要在此进行。

       大战于11月16日拂晓正式打响，连续三昼夜，敌总指挥马元海分别指挥骑五师的韩起禄旅、马呈祥团及所属民团主攻我北关和西阳洼阵地，青海马彪旅和骑五师第二旅及一部民团从县城南侧协攻，马全义团及所属民团主攻县城之南的古龙山阵地并近迫县城，另以两个骑兵团和其所属民团作为预备队随时调用。敌分兵三路，近20000人，步骑相间全线压来。面对三倍于我的优势之敌，红九军紧密防御，以红二十五师一个团置于南关、一个团置于古龙山、一个团置于西阳洼，筑起南面阵地，以红二十七师三个团分置于城东马家沟沿至北关一带，直属部队于县城内布防。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首先是古龙山和西阳洼这两处阵地。因为，无论夺取还是保卫这个县城，这几处制高点都至关重要。面对敌人的炮火轰击，并面对紧接着敌人整营整团的冲锋蜂拥而至，守卫这里的红二十五师将士英勇无畏，顽强抵抗，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硬是以反复的拼杀、猛烈的反击打得敌人一次次败下阵去。特别是西阳洼阵地，受力最重，东北方向有敌韩起禄旅、马呈祥团及所属民团的猛攻，西南方向又有敌马彪旅及所属民团由上而下的俯冲压迫，阵地险些几度失手，但就是靠着英勇顽强，冲上来的敌人一次次被打得尸横遍野、纷纷倒退。直到下午，敌人眼见难以得手，便将进攻重点转向县城。但同样，除留下累累尸体外，也仍是一无所获。

       17日，战事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敌步骑合战倾巢出动，并有三架轰炸机助战，一度甚至突入城内，形势变得非常危急，但红九军指战员充分发挥“狠、快、猛、活”的战斗作风，硬是让这些突破我阵地的敌人腹背受敌，最终不得不仓惶出逃。说来，还真是于红九军不利，古浪这地方，因1927年的大地震将城池多处震塌震毁，尽管从14日开始，为了阻击马元海的追兵，红九军上下连夜抢修阵地，并动员老百姓也帮助加固，但由于时间仓促，天寒地冻，红军修筑的工事，往往是坚固程度和高度都不够，有的地方，被敌骑兵一冲就一跃而过。再加之又经过敌人的炮击和飞机轰炸，这种情况就更趋严重。而敌人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趁着一点突破了，就赶快想法多点突破。充分利用其骑兵机动灵活、进退迅速的特点，或全面进攻试着撕个口子，或集群冲锋攻其一点，或穿插迂回辗转奔袭。总之，整个形势与我非常不利。

       18日，是红九军古浪作战的最后时刻。这一天，坚守古龙山、西阳洼制高点的红九军二十五师将士在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后，并让进攻的敌人在自己阵地前留下了累累尸体后，同时还在彻底打尽了所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后，几乎全部壮烈牺牲。①随着几处制高点的失手，县城的情况也变得更加危急。水北关被敌骑突破了，整个部队渐渐地转入了非常被动的巷战。情急中，军政委陈海松亲率交通队和机关干部们拼死向冲进城来的敌人扑去，左冲右突，好在就在刚刚压制住了敌人进攻势头的当口，时逢红27师一部为解军部危机，又从敌人后方的北门和水管门冲杀上来，大家这才一阵前后夹击，打得敌人阵脚大乱，并迫使其留下遍地伏尸奔逃而去。一天的激战就这样万分惊险、万分紧张地结束了。

       统计下来，整个古浪作战，尤其是县城三昼夜的血战，虽前后毙敌2000多人，但自身伤亡也多达2400余人，其中，军参谋长陈伯稚②、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③、二十七师政委李德明④、继任政委易汉文⑤、骑兵团团长黄高宏⑥、军司令部2科科长王少清⑦等壮烈牺牲。至此，红九军元气大伤。当晚，只能借着夜幕掩护，在红三十军一部的策应下，向凉州红三十军方向突围而去。

       这里尤需指出的是，古浪之战对此后红西路军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当年，红九军几乎与红三十军一样，从来都是整个红四方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其中，特别是红九军二十五师，更是和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一样是红四方面军中最能打胜仗的部队。正是长期的战争考验，让大家牢牢的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不管是什么任务、也不管什么情况，只要这两个军或这两个军的两个主力师有一个在场，那么，战局就肯定会朝着大家希望的方向发展。如突破漫川关时的红十二师三十四团(红九军二十五师前身)，当时团长许世友，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为红四方面军全军突围成功开辟了道路。1933年6月扩编为红九军二十五师后，在师长许世友(兼)、政委陈海松的率领下，更是在其后的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中，屡建奇功。能战和善战，使这个师在整个四方面军中一直有着极佳的口碑。可惜，古浪之战，却使这支部队元气大伤，其中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均严重缺员。对此，即使在几十年之后，徐向前依然沉重地写道：

       “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 ⑧

       ①参见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第1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②陈伯稚（1909—1936），湖北红安人。时任红九军参谋长。192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一军、红四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至4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7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1935年10月任红九军参谋长。
       ③王海清（1911—1936），湖北红安人。时任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早年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川。参加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作战。1935年3月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
       ④李德明（1915—1936），河南光山县人。时任红九军第二十七师政治委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商南起义。1933年7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反三路围攻作战后，任红9军第27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1935年6月任红二十七师政治委员。
       ⑤易汉文（1908—1936），湖北大悟人。李德明牺牲后接任二十七师政治委员。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红九军教导师政治委员等职。
       ⑥黄高宏(1913—1936)，又名高岩。湖北红安人。时任红九军骑兵团团长。参加过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反六路围攻作战。
       ⑦王少清（1913—1936），湖北红安人。时任红九军司令部第二科科长。曾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参加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⑧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24页。

        关于西进还是停留的第一次选择

       古浪三战和红九军作战失利，对整个红西路军来讲不仅是战斗力方面的损失，同样致命的是，怎样处理打通国际路线与建立河西根据地究竟应该孰先孰后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从河西走廊这个地方照直往新疆方向打过去或插过去，去先把苏联红军提供的武器装备拿上，再回过头来建立河西根据地呢，还是停下来不走，先建立起根据地再说。尽管中央曾在给红西路军的指令中明确提出，“打通国际路线和建立河西根据地以一年为期”①，并且表面看，也似乎不存在问题，但所有的问题还是全部出自这里。虽然在最初的任务设定时进行这样笼统的规定绝对是对的，并是不难理解的，但在具体执行中，问题就来了。因为，你一进河西，就会发现，尽管前方敌人兵力空虚，但后面你必须面对敌人的全部追兵和援兵。于是，11月17日，就在红九军激战古浪的当天，徐向前、陈昌浩不得不致电中央和红军总部，请示打通远方和建立根据地究竟孰先孰后以及该怎么摆布。当然，因为也知道河东战事的具体进行情况，即知道河东军事压力较前仍未丝毫缓解，因此，权衡和考虑这种种因素，徐向前、陈昌浩还在同一份电报中进一步向中央和红军总部做了这样的请示，即：

       “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②

       因为，战争嘛，变数还是有的，如果河东的军事压力能有所缓解，并且也能尽早拿到苏联红军为我们提供的武器，那不更好吗？事实上，红西路军早自渡河之日起，最大困难就已经是缺乏武器装备和弹药补充，更加之又经过了与马步芳、马步青近一个月时间的厮杀鏖战，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和更趋严重了。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计，都不得不进行这样的询问，并由此决定接下来具体的行动方针。

       红西路军此时之所以分两路三个纵队西进，并在九军激战古浪时仍把三十军和五军这两支主要作战部队快速调向凉州和永昌方向，出发点也就是一路阻击、一路直插，先行尽快乘敌人河西走廊兵力空虚之机，尽最大可能抓住西进的有利时机做好整体布局。以此，要么实现中央指示的“以一部驻守古浪，以一部伺机打通国际”，要么干脆不顾一切地打将过去，等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后再行回过头来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的具体任务。实际上，做为非常老道和睿智的指挥员，徐向前非常清楚，有了事先这样的布局，不管其后的情况怎么变化，应对办法无非两个，一是驻守现地，一是赶快西进。驻守现地呢，前提是仗要打得非常之好，起码是打得敌人不敢进攻，或者整个河东红军也能西渡。否则，就只能西进了。并且，还要抓紧趁后方敌人没有赶上，趁着前方暂时没有大的阻力。君不见，马家军在河西的兵力不就主要是马步青的骑五师吗？而这骑五师作为曾经的河防部队不是已经在过去的半个月里被我们不止一次地击溃了吗？所以，毫不停留地照直打过去，当下绝对是最佳时机，否则，停在这里，等敌追来，并且这追敌还是以骑兵为主，那困难还不知究竟有多大呢！战争嘛，历来讲究要抢抓战机，而战机不就在眼前嘛？

       ①1936年11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育英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即《作战新计划》）。《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86—387页。
       ②1936年11月1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张闻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21页。
       ③1936年12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463页。

        凉州城围而不打

       11月13日，作为挺进河西第一纵队的红三十军先头部队进入凉州境内，14日包围了凉州新旧两城。一度虽也准备攻下城池，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尽快西进。因为，此时的凉州虽较为空虚，但这种空虚更多的属于整个凉州和河西地区。而单就凉州新城而言，一则，由于惊恐万分的马步青急调嘉峪关的刘呈德团赶来协守，并将从一条山退下来的马进昌团也事先塞进了城堡，因此防御力量仍然不可小视；再则，马步青毕竟还是不同于马步芳，如何利用二马之间的矛盾，通过谈判和统战工作来分化二马，无疑也是红西路军当时的一种考量。何况，早在一条山作战时，红军就已经进行了相关情况的分析和预设，因此，红三十军并没在此做过多停留，而是围而不打，并紧接着迅速向凉州、永昌的其他地区展开。

        凉州城下的和谈攻势

       说起与马步青的谈判，还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马步青①与马步芳②虽为同胞兄弟，但相互间也绝非铁板一块。早年他们的父亲马麒③（20年代，冯玉祥的国民军入甘前一直是青海地区军事和行政事务中最有权势的人物，曾在北洋政府时期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委宣慰使）就曾一度想把长子马步青培养成军事人物，把次子马步芳培养成宗教人士。马步青的军中势力一度未必输于乃弟，只不过在随后马麒与国民军的博弈中，马步青以人质身份随着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一个阶段里离开了甘肃和青海，虽然在此期间，对他本人来讲，也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旅旅长和洛阳警备司令等职务，但毕竟在这个过程中，家族权力渐渐地转移到了行事更加强硬、做人更有手段的马步芳手中。所以，自1929年的蒋冯阎大战后，尽管马步青又重新回到甘青，并就任甘肃暂编骑兵一师（后改为陆军骑兵第五师）师长，但毕竟已然沦为其弟马步芳的附属，而治下的地盘也仅仅靠其叔父马麟④的恩泽才有永登、凉州、民勤等地，并且还得小心提防马步芳对其进行新的蚕食。所以，为防止马步芳对自己地盘的继续染指，马步青一直在挖空心思寻求一种解脱办法。当然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马步青来讲，不断进行与红西路军的谈判，就未必不是一种解脱之道。

       事实上，就是这些因素，再加上在冯部时马步青又曾和宁都起义前的董振堂有过交往，因此，为了争取马步青停止内战，西路军政治部先遣工作团秘书长魏传统⑤带着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亲笔信件，前往谈判。谈判在凉州新城外的一个民房里进行，魏传统向马步青的谈判代表王达三反复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恳切地希望马步青能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停止内战，同时，说明红军只是假道而过，并无攻取凉州之意，望马步青勿派兵阻拦。王达三也转达了马步青的口信，意思是希望只是过境，切莫久驻。当晚，马军还从凉州新城上吊下来一筐馒头送给红军，次日又派人送来50双鞋和一些香烟。而红西路军也将土门俘虏的100多人枪交还马步青。

       据宋侃夫⑥回忆，就是在这次和谈之后，西路军还曾截获过马家军的一个电报，大意是：

       “如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 。⑦

       可见，与马步青的谈判也不是毫无效果，从一定意义上讲，其形势发展一度还颇可选择，甚至还颇为有利呢！

       ①马步青（1901—1977），甘肃临夏人，回族。马步芳胞兄。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二防区骑兵第五师师长，下辖马禄骑兵第一旅、韩起禄骑兵第二旅、祁明山步兵旅及韩富荣炮兵团、马呈祥手枪团，主要驻防甘肃武威地区和兰州附近的永登一带。1949年赴台湾，任“国防部”中将参议，“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77年病死台北。
       ②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回族。马步青胞弟。早年入宁海军官训练团学习。1928年起任国民党军旅长、师长，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新编第二军军长，西北“剿共”司令部纵队司令，青海省政府主席。1936年底率部围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1957年任台湾当局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75病死于沙特阿拉伯。
       ③马麒（1869—1931），甘肃临夏人，回族。马步青、马步芳之父，“青马”军事集团奠基人。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曾随马福禄及其父马海晏入卫京师，任骑兵管带。后回甘肃，历任循化营参将、西宁镇总兵官。1913年兼青海蒙番宣慰使。1926年任国民军暂编第二十六师师长。1928年青海建省，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30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次年病卒于西宁。
       ④马麟（1873—1945）甘肃临夏人，回族。马麒之弟。马步青、马步芳之叔父。1933年出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此前，曾把所任甘肃暂编骑一师师长职让位于马步青，后在侄儿马步芳排挤下“辞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一职。
       ⑤魏传统（1908—1996）四川达川市人。时任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西路军失败后在东返途中被俘，被马家军在甘州监狱关押期间，曾与刘瑞龙等同志组建监狱党支部开展对敌斗争。1937年9月，经多方营救回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12月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副政治委员、院长，总政治部宣传部顾问。1955年授少将军衔。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魏传统诗词全集》。
       ⑥宋侃夫（1909—1991）原名宋坎福，江西萍乡市人。时任西路军指挥部第3局局长。西路军失败后随李先念左支队到达新疆，编入新兵营干部队。1938年回到延安。后曾任陕北公学组织科科长、延安工人学校政治处主任、鲁迅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沙市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武汉市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⑦宋侃夫《西路军的电讯工作》，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19—520页。

        西路军进占永昌山丹

       事实上，也正是为了抓住打通国际路线的有利时机，11月18日，就在红九军受重创于古浪并在红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移军至凉州西四十里堡一线时，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骑兵师攻克永昌。21日，红三十军八十九师第二六九团同骑兵第一师攻克山丹。随后，红五军进驻山丹，接替防务。西路军总指挥部进驻永昌城，红九军也移驻永昌一线。至此，红西路军遂全线铺开于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堡一线。

       虽然，这样一个布局在后来的战事中显得有些过散，虽然，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如前所述的红九军古浪失利问题，但西进，从河西走廊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步子毕竟已经迈出，也就是说，以“快”开局的局面已然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