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红西路军进占永昌、山丹，并在东起凉州西四十里堡西至甘州附近的300余里狭窄地段上一字摆开之时，也即在徐向前一心想着“趁天气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①打通国际路线的时间点上，由于受新疆路途遥远以及苏联援助的具体情况和盛世才②是否配合或能配合到什么程度并不明朗等一系列问题的制约和影响，更加之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对河东红军实施的重兵“围剿”， 在继9月下旬的静（宁）会（宁）战役、10月下旬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相继流产后，中央又下决心要在11月份发动一场在豫旺堡、山城堡一带 “击退南敌”的战役。要知道，这可是河东红军在甘北的最后一块回旋之地了。战役之重要，客观上需要红西路军的全力策应（在布局上让红西路军尽量别离河东太远，从而对河东敌人形成一种牵制，使之无法也不敢腾出手来单一目标地对付河东红军）。也正是这多重因素的影响，在红西路军急需快速西进的情况下，中央对之提出了策应河东红军行动的任务，即“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③的作战方针。于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打碎蒋介石反共灭共“最后五分钟”的迷梦，红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硬是在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的情况下，以坚决顾全大局、服从命令的精神，驻足永昌、山丹一线，并在此与马步芳、马步青近十万大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杀。

       本来，对于也承担着策应河东红军“击退南敌”任务的红西路军来讲，即便此时有些被动和失利，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也完全是可以在此后的某个时段进行补救和调整的，但众所周知，就在这极其关键的时刻，“西安事变”爆发了……

       今天来看，“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及和平解决，虽然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和河东战事的彻底结束，但对红西路军来讲，影响却是致命的。换句话说，也正是西安事变，让红西路军从此失去了选择一切行动方向的权利。此后，无论是东返、西进，还是建立永(昌)、山(丹)根据地和临（泽）高（台）根据地等，一切都与之息息相关。

       总之，各方面的反差就是如此之大，失败的种子深埋在这里。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②盛世才（1895—1970），奉天开原（今辽宁开原北）人。时任新疆临时边防督办，曾在新疆实行亲苏政策。1942年后转投国民党，历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在新疆推行反苏反共政策，杀害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和进步人士杜重远等。1949年去台湾。
       ③1936年11月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致徐向前、陈昌浩电。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25—42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河东红军需要西路军策应

       正如前面提到的，正当我们捏成拳头打通国际路线之际，蒋介石也开始抽重兵要彻底解决中共问题，一场空前的生死较量再度拉开历史帷幕。1936年10月22日，几乎就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的同时，蒋介石也亲自赶到西安督战，加紧部署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进剿。蒋在西安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同时，还组成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的“西北剿总”，企图乘着红军从会宁及其东西地区北移时，一举灭之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①

       无疑，这就是红西路军从河西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中央要求红西路军暂驻河西执行创建河西根据地和策应河东红军的任务的历史背景。时代的残酷性和时机的严峻性均让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做出其他决择。何况，就在这前后，我们知道，伴着蒋介石这一紧锣密鼓的进剿计划，我们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我们的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也没能取得预想的结果。怎么办呢？如果一一翻开有关记载这段历史的书籍，如果详细地查阅当时反映这种较量的历史文献，不难发现，总的形势就是这样间不容发、难于二择。在《陈伯钧日记》中，从1936年10月25日开始到11月22日这段时间，出现最多的字样就是行军。如：

       “十月二十五日：晨霜，晴。行军……”
       “十月二十六日：晨霜，继晴。驻军休息……”
       “十月二十七日：晨霜，继晴。行军……”
       “十月二十八日：晨霜，晴。行军……”
       “十月二十九日：晨霜，晴。行军作战……”
       “十月三十日：晨霜，晴。行军……”
       “十月三十一日：晨霜，晴。行军……”

       而此后，几乎整个11月份，也仍然是这样，最多的还是“行军、行军、行军”②。

       你想想，这么多的行军，敌人该是如何近迫，军情该又是如何紧急啊！眼看着红军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我们又怎么可能再容忍敌人在我们自己的根据地里就这样无休无止地把我们给逼得无处容身呢？

       于是，大战临近了。

       而局部当然要服从和服务于全局了，为了能在战前充分的迷惑和调动敌人，中央也就多多少少把目光同时投射在了身处河西的红西路军身上……

       ①具体部署：以胡宗南第一军的四个师、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的两个师、王均第三军的两个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共九个师组成“追剿”集团，从秦安、天水、武山一线向北推进；以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部、骑兵共九个师组成右翼集团，由隆德、固原地区北进；并令马鸿逵、马步青等部沿兰州至银川段黄河进行防堵。10月23日，敌第三十七军攻占会宁，继续向靖远方向进攻；敌第三军和第二十五军攻占通渭，经会宁向郭城驿、靖远方向进攻；敌第一军进占静宁、界石铺，向打拉池、海原方向推进。
       ②陈伯钧著《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293—29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中央要求红西路军留驻永昌、山丹

       各种条件都不容许红西路军尽快西进。因为，一方面，蒋介石集重兵妄图就在这个时期“最后五分钟”地解决中共问题，所以河东红军的压力空前加大，要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重兵“围剿”，中国共产党人也只能把河东红军和河西红军统盘布局，并考虑怎么尽可能的通过河西红军来调动河东敌军的西向，以为河东红军伺机歼敌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还由于张学良在得知《作战新计划》的内容后曾央求中共放弃执行，并通过潘汉年之口转告中央说：

       “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联军可成矣” 。①

       为此，从牵制敌军西向、减缓河东红军压力和最终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国防政府的大局出发，中央在11月18日的这一天向全体河东红军发布了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决战动员令》称：

       “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劳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指战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敌人的）这一次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红军胜利万岁！苏维埃胜利万岁！抗日民族战争万岁！”②

       同时，电告西路军：

       “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肃州（今酒泉）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③

       接着，19日、20日，更是连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

       “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④

“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⑤

一句话，各种主客观条件就是如此，西路军的任务只能是先配合河东红军全力进行“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

       ①1936年11月31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彭德怀、任弼时电。杨奎松著《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292—29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此虽尽可看作是此后西安事变的起因，但若从次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联名致彭德怀、任弼时的另一份电文看，中共领导人对之的解读则似基本完全放在河东具体的战事进行和绥远方面战事的变化上，即：“(甲)李毅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乙)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立足这样的分析和对大局的总体认识，也就顺理成章的必然有了接下来的部署和铺排。
       ②1936年11月18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张国焘致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首长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24—425页。
       ③1936年11月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25—426页。
       ④1936年11月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31页。
       ⑤1936年11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33页。

       在红西路军的全力策应下，河东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大捷

       正是由于红西路军留驻永昌、山丹，也即在红西路军的有力策应下，历史终于写下了重重的一笔。11月14日至16日，根据胡宗南部孤军深入向豫旺县进攻的情况，中革军委接连下达指示：

       “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①”

       因此，我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②

       中革军委还要求：

       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红军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

       11月16日，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11月20日，毛泽东还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一步致电彭德怀说：

       胡宗南系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③

       果然，11月20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21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敌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同时，红二十八军也击溃了向盐池、定边方向进攻的敌左路军第一师之第一旅，迫使余部仓惶西撤。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和减缓河东红军的压力起了积极作用。

       ①1936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致朱德、张闻天、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于由彭德怀同志统一指挥各兵团打破进攻之敌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14页。
       ②1936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致朱德、张闻天、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于在豫旺、山城堡地区消灭敌北路纵队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15页。
       ③1936年11月20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关于胡宗南部的行动及我军部署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34页。

       武威西四十里堡之战

       为配合河东红军打好山城堡之仗，红西路军停止西进，并首先在凉州(今武威)西四十里堡开始了艰苦搏杀。

       凉州西四十里堡，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堡寨群，从东南到西北依次由高家磨、沈家庄、南魏家庄、北魏家庄、历家寨等几个堡寨组成，也是凉州通永昌、张掖的要道。敌之进攻首先从这里开始。11月22日，敌人以5个团的优势兵力发起进攻。战斗一开始就非常激烈，马元海命令骑五师马如林团和一百师刘呈德团打头阵，正面进攻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阵地高家磨，其他部队侧翼围攻另外几个村庄的堡寨。战斗打响后，整个四十里堡尘土飞扬，数不清的马家军骑兵步兵从四面八方扑来。仗着有重火器掩护，冲在前面的敌人一个个挥舞着大刀狂呼乱叫朝前扑，打下去一拨又上来一拨。每当冲上来的敌人接近堡寨围墙时，据守堡寨的红军战士便一起开火，打得敌人再次退下阵去。激战就这样一直持续。午后，敌人又组织了一拨拨敢死队，在机枪封住后路的情况下，一度有上千人冲进了围子。危机时刻，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一声怒吼，亲率交通队①冲入敌群，经拼力砍杀，并在二六五团的有效出击下，才将敌人一举击溃。是夜，红军又组织人员悄悄向临近的敌驻地戚家寨院摸去，并取得夜袭胜利。战斗就这样进行了整整三天。特别是后两天，“子弹、炸弹耗尽，都用大刀拼杀”②，战事进行得更加艰苦。24日，由于敌人大量增兵，战至晚11时左右，红三十军借着夜色掩护，放弃了四十里铺的这几个堡寨阵地，悄然向永昌方向靠拢。此战，共毙伤敌2400余人，其中仅大刀砍死者就多达700余人，另缴获敌两辆卡车并所载物资，战马百余匹；自身伤亡500余人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一个连全部拼光，三十军政治部常务书记蔡仁年④及营连干部10多人牺牲。

       另，关于四十里铺战斗三十军牺牲人数现有两组统计数字，一为500人，一为2000人。大多资料记载为前者，即“500余人”，但在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1936年11月25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也出现过另一组数字，即：

       “三十军前进四十里铺，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的三次战斗，共伤亡约两千” ⑤。

       据笔者分析，这两组数字似应以“约两千”说更为准确。因为，“500人”说虽也是徐、陈给中央电报中的数字，但这毕竟是24日的一份电报，且具体的发报时间不详，因此很难说是一天还是三天的统计数字。何况，大战当天，就是再怎么进行统计也该有点时间差吧，怎么可能一下子就那么的准确和到位呢？再则，从常理上推敲，如果三天血战自身伤亡500余人、歼灭敌人2400余人，那就已经是真正的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了。
而这，不也正是中央反复电示的：

       “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 ⑥

       “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 ⑦

       “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 ⑧

       “全军集结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 ⑨

       显然，红三十军是绝不会以这样一个敌我双方的损失对比还主动撤离武威西四十里堡的。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徐向前、陈昌浩2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也可分析得清清楚楚，即：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
       （丙）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⑩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计，四十里堡战斗红三十军牺牲人数都似应以“约两千”说更为准确，也更能把地形、地势、各种作战条件、作战环境以及红西路军的处境等诸因素充分地揭示出来。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和出于对这种现实的考量，徐向前准确地进行了上述分析，并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些情况逐一上报中央。

       ①所谓“交通队”，似为红四方面军独有的并且类似警卫排、警卫连的建制。一般说来，均是由青一色的身手最敏捷、做战最勇敢的毛头小伙子组成，且装备也好于普通连队（人均一支短枪、一支长枪、一把大刀），正因其主要作用和目的就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冲锋陷阵，故名。
       ②《徐向前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第16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
       ③1936年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9页。
       ④蔡仁年（1909—1936）湖北红安县人。时任三十军政治部常务书记。曾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书记、组织部副部长。
       ⑤1936年11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50页。
       ⑥1936年11月2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7页。
       ⑦1936年11月26日，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52页。
       ⑧1936年11月28日，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56页。
       ⑨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及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3页。
       ⑩1936年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8页。

       关于先西进还是先创建根据地，徐、陈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正因为有着上述理由，究竟是停下来不走，还是抓紧时间继续西进，总指挥徐向前和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曾有过不同的考量，并因此也发生过激烈争论。关于这一点，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漫不经心地说：现在是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听了这话，真是火冒三丈。我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徐向前还写道：“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我俩住在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不服谁。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灌。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争来争去，陈昌浩固执己见，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拿他没办法。就说：你说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去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我‘开展斗争’。因曾传六他们反对，只好作罢。”①

       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真正的潜台词在于陈昌浩的思想包袱②过重。否则，怎么可能不顾事实并一点都听不进徐向前这个军事主官的意见呢？

       而这，才是西路军此后不断出问题的又一原因所在。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25—526页。
       ②做为红四方面军政委，1935年6月至9月，陈昌浩曾经在张国焘和党中央具体的南下北上之争中，把政治天平倒向过张国焘一边，从而犯了极严重的率部南下的政治错误。因此，在这一时期，一直有很重的思想包袱。

       红西路军决定创建永凉根据地并发布《告指战员书》

       根据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为策应河东红军的行动，红西路军开始将创建根据地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由此于11月22日向全军发布了《告指战员书》。次日，红西路军又以电报的形式向中央报告了这份《告指战员书》的主要内容。电文说：

       “第一段：说明在西北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光荣历史责任，首先落在我西路军全体指战员的肩上，指明日本进攻绥东战争，是大举进攻全国的开始。中国人民处在抗日图存、屈服即死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全体指战员以实际回答全国以及全世界的希望，为完成上述光荣的历史任务而艰苦斗争。第二段：指出巩固抗日根据地胜利的条件：（一）甘北物产丰富，人烟密，足够我军目前需用。（二）群众痛恨封建的、民族的压迫剥削，感觉日寇进攻西北的切身利害，斗争易发动。（三）敌人力量弱，我军士气旺。二马已受我的基本打击；尾追的毛炳文①，因生活不惯，物质困难，受日本强盗进攻西北与我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军心动摇，生长着抗日和回家的情绪。毛、马间存有许多冲突。（四）围绕我们的抗日力量，有雄厚无比的苏联、外蒙共和国，我们背靠新疆，接通苏联，均能给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国际的援助。②（五）苏联社会主义最后的永久的胜利，世界人民战线的新发展，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军队，将在日寇的急进中，更有组织的起来参加抗日战争。第三段：号召全体同志认真地积极地加紧创造、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工作，坚决战胜敌人，正确运用统一战线。全体指战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自觉遵守纪律，巩固扩大部队，大大提倡国际教育，努力战术的学习，发展正确的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发扬固有的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体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在党与军委意志的周围奋勇前进，大胆工作。胜利定属我们。”③

       总之，在确立了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后，红西路军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在东起凉州西四十里堡、西至甘州附近近三百里的狭窄地段一线摆开，为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而继续进行苦苦拼杀。

       ①尾追者时为胡宗南部杨德亮旅，非毛炳文部。
       ②事实上，随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只能给予国民政府并由其分配。
       ③1936年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各军首长并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及萧克、周纯全、陈再道、王宏坤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446—447 页。

       马步芳、马步青做出“三路围攻”红西路军的作战计划

       按说，作为地方军阀的马步芳、马步青之间矛盾重重，一个认为自己是兄长，想总揽指挥权；一个认为自己集青海军政大权于一身，又是第二防区兼第五纵队司令官，其他人理应统受节制。二人之间很难协调。但由于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最担心别人抢其地盘，所以，一看到红军驻扎下来不走，又看到胡宗南部杨德亮旅①向古浪开来，便急急地在武威新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达成一致，即对其所部九万余众的指挥和兵力分配做了如下部署：由马元海为马家军步骑总指挥，指挥全军并直辖中路军。中路军以第一〇〇师骑兵马步銮团、二九八旅刘呈德团、骑五师韩起禄两个团、步兵旅祁明山两个团为主力，任务是“紧随红军，进行攻击”。任命马彪为骑兵总指挥，统领左路。左路军以骑兵马元祥团、马秉承团、骑五师王禄旅两个团为主力，任务是由凉州到张掖公路左侧“阻击红军先头部队”。任马朴为骑兵副指挥，统领右路。右路军以海南警备旅的马占成团、马宗林团、地方五县骑兵民团陈嘉禾团、韩进禄团组成，任务是在公路右侧向“永昌、山丹前进的红军绕道袭击”。

       而与这种部署配套，“二马”还向所有部属下达死令，要求各部不惜一切投入到与红西路军的厮杀之中。据敌第一〇〇师二九八旅五九六团团长刘呈德回忆，刚刚部署停当，马元海就加紧督促各路攻击，他记得曾接到过传令兵带给他的口信，说：

       “刘团长，总指挥命令你今天要奋力当先，勇敢杀敌，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倘再溃败，先把团长的头提到总指挥部来。”②

       可见，正是发疯般的要夺回永昌、山丹，一时间，上上下下的敌人都急了、开始拼了……

       ①胡宗南部杨德亮旅开抵古浪，使“二马”非常惊恐，他们一面借口杨旅是步兵，不如骑兵善战，一面加大对红西路军的进攻。妄图以此，尽量不让杨旅染指河西战事，从而使其没有占据其地盘的任何理由。不久，杨德亮旅被调回兰州。
       ②刘呈德（1903—1974）青海化隆人，字峻山。时任马步芳第一百师（师长马步芳）第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第596团团长。后于1949年9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青海省政协常委。1966年10月因“反革命罪”入狱，1974年病死狱中。1979年6月获青海高级人民法院平反。此段文字摘自刘呈德《我在河西堵击红军的经历和见闻》一文。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578 页。

        永昌七坝、八坝战斗

       这是全面铺开的进攻。仗着自身兵力强盛、兵源充足、供给保障、机动性强等多种优势，自武威新城军事会议之后，马步芳、马步青便兵分三路对红西路军各阵地展开了全面进攻。

       先看中路。1936年11月25日，敌马元海亲率祁明山旅、韩起功旅、马禄旅及刘呈德团、马步銮团和青海部分民团，配合飞机、迫击炮、山炮，向八坝、七坝的红三十军防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八十八师在此与敌激战两天一夜，弹药消耗殆尽，前沿阵地的程家南庄、王家庄、陈家庄等多处庄院遭敌机轰炸和炮火袭击。红军凭借堡寨奋力据守，以肉搏拼杀将敌击溃。敌遗尸800余具，红军伤亡100余人。战斗之惨烈令人瞠目。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

       “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战斗后撤至八坝，又遭敌两个旅的进攻，敌先用山炮、迫击炮猛轰我阵地，将围寨、房舍摧毁，而后以骑兵发起猛烈冲锋。激战两天，我阵地被敌杀进两层，弹药消耗殆尽，全凭大刀拼杀。最后利用夜间出击，将敌杀退，敌遗尸八百余具。”①

       再说马彪统领的敌之左路。也就是1936年11月25日当天，他们绕过红三十军各阵地，直往后插，在永昌县西北水泉子附近向红五军和西路军总供给部一部发起攻击。面对敌疯狂的骑兵攻击，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中，红军始终坚守阵地，将其一一击退。此战，毙伤敌500余人，自己也伤亡数十人，五军参谋长李屏仁②负伤。

       而马朴指挥的敌右路，也在此时全面出动，从公路右侧向我零星阵地频频袭击。至此，从永昌到山丹的红西路军阵地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在了战火之中。

       这真是一场场非常关键的战斗。正是通过这些战斗，把红西路军各方面的不利都逐一地表现了出来。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29—530 页。
       ②李屏仁（1908—1937）江西武宁县人。时任红五军第十三师三十七团团长、红五军参谋长。1936年11月，在永昌战斗中负重伤。1937年3月，退入祁连山后牺牲。

       永昌郭家下磨屯庄战斗

       这是11月25日，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一行70余人在去永昌东寨红九军军部进行慰问演出途中发生的一场战斗。红四方面军有一个传统，那就是非常重视战斗的宣传鼓动，每当大战前夕和一项重要工作的贯彻当口，政治部总要配合总部下达的主要任务，深入部队开展各种动员活动，包括用演出文艺节目来鼓舞士气。而这一天，前进剧团的演出活动就定在前不久才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身上。本来，要建立根据地嘛，且红西路军的布防在几天之前还是自凉州以西四十里堡至甘州附近的近300里区域，按说，在这个区域活动应该不成问题，但问题也就恰恰出在了这里。因河西这地方人烟稀少①、旷野凄凉、地形平坦，初来乍到红军还缺乏群众基础，敌人呢，主要是骑兵且机动性极强，还能仗着兵多地熟分三路来攻。因此，悲剧发生了。前进剧团刚刚行至接近东寨的地方，就发现前方灰朦朦一片尘土飞扬。

       “是敌人，敌人骑兵。”

       情急中，前进剧团的同志迅速向附近一个当地人称郭家下磨屯庄的堡寨里奔去。刚进堡寨，敌人就尽数围了上来。虽然也及时派出了两名战士分头向就近部队报信，虽然这个堡子四角设有堡楼、围墙高厚、大门坚固，也算个非常好的防御工事，但毕竟护送人员只有一个班的战士，且子弹、手榴弹都非常有限，因此，战斗别提打得有多艰苦了。好不容易坚持到下午2点总部骑兵前来救援，但由于大部分战马都是西渡黄河后缴获敌军的，所以，敌人一声呼哨，这些由敌人训练出来的马匹，便向敌人阵地跑去，加之，敌人在从四面八方逼近庄院的同时，还有两架飞机前来助战，我援救骑兵因之受到严重损失，救援目的无法达成。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这里离七坝八坝的红三十军主力部队也就十多里路，但由于那里也战事正酣，又正是子弹打光全凭肉搏的时候，并被敌人突进两层，因此，也是一时难以顾及。②最后，前进剧团直坚持到下午5点左右，随着子弹、手榴弹打光，石块、木棒也耗尽，堡寨失守，剧团政委易云均（易维精）③、团长周汝功④、队长王贤臣⑤、导演任弼璜⑥、教导员廖赤健⑦等壮烈牺牲，服装股股长王定国⑧、演员罗昌玉⑨等30余人被俘。

       ①当时武威人口19万，张掖21万。见甘肃省档案馆有关资料。
       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29—530页。
       ③易云均（？—1936），四川达川市石桥河人。西路军政治部文工团政治委员。
       ④周汝功（？—1936），河南潢川县人。西路军政治部文工团团长。
       ⑤王贤臣（？—1936），四川省宣汉县人。西路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副队长。
       ⑥任弼璜（1906—1936），又名任炳煌，湖南湘乡人。时为西路军政治部剧团导演，也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堂兄。早年留学苏联。1931年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曾历任鄂豫皖省工农民主政府秘书、川陕省俱乐部主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等职。
       ⑦廖赤健（1915—1936），女，原名肇见，安徽金寨人。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⑧王定国，女， 1913年生，四川营山人。时红西路军前进剧团服装股股长。被俘后先后在西宁、张掖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7年秋经民主人士高金城营救回到兰州“八办”，同年冬与谢觉哉结为夫妇，并在兰州“八办”工作一段时间。1983年后，几度重返兰州，和伍修权一起为西路军流落人员奔走呼号，为西路军流落人员落实政策做出了巨大贡献。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留在昨天的情思》、《后乐先忧斯世事》等回忆当年战斗的著作。
       ⑨罗昌玉（1916—1966）女，四川阿坝人，1935年5月参加红军，时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演员。被俘后受尽折磨并嫁给马家军团长韩乙哈为妾。此后，虽数次逃跑但均被抓回毒打，最终成了韩乙哈循化乡下名符其实的长工。解放后，因土改工作组坚持要给其戴地主分子帽子，一时情绪失控，骂对方为“连国民党、马步芳都不如”，故以“反革命罪”被判刑4年，狱中又因不断申诉加刑2年。出狱后，四处奔走要求平反，无果，于1966年3月18日前往西宁烈士陵园当年被残害的西路军将士遗骨安葬处自杀身亡。　

       永昌东十里铺之战

       问题几乎相同。七坝、八坝战斗之后，敌人的主要攻击目标越来越靠近永昌县城，而红西路军的战线也是逐渐一战一战地向永昌县城步步收缩。

       《李先念年谱》记载：

       11月28日“夜，率红三十军主力撤至永昌城，利用城墙继续阻敌。”①

       解读其中的意思，不难发现，就是短短的几天时间，即11月22日至28日，前面谈到的武威西四十里铺、永昌七坝、八坝等曾经由红西路军占领的阵地，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慢慢失去了。随着这些堡寨的失去，战事开始不断向永昌周边挪移。

       永昌县东十里铺的战斗，就很能说明这一点。12月3日，敌韩起禄旅、祁明山旅、二九八旅刘呈德团，一股脑地向永昌县东十里铺晚阳墩、新坝庙、沈家庄、桥头堡等处进攻。红九军一部据点防守奋力反击，并在红三十军一部的配合下，与敌激战两日，连续击退敌人七八次猛烈进攻。毙伤敌300余人，其中击毙刘呈德团团副1人、营长2人、连排长4人。红军伤亡140余人。后因敌数次截断三十军增援部队，加之弹药不继，红军不得不被迫放弃这一带据点。

       这说明什么？

       在河西走廊这样一个地域、地形、敌情情况下，红西路军根本不具备建立根据地或与敌进行有利决战的任何条件。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点，我们有必要继续翻阅这样几封电文：一是打法上，11月23日毛泽东、张闻天电报指示：

       “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箝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②

       26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指出：

       “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③

       但实际上，在这里，红西路军很难做到。由于，地域狭窄、地势平坦、在地形上又只能利用现成的屯庄为堡寨据敌，加之缺乏弹药，往往是一仗下来就致弹尽，所有的续仗又只靠肉搏，而且无论迂回还是肉搏，还都是同敌人那瞬乎即来的骑兵对仗。

       真是时不予人，所有的条件似乎都不具备。

       而说到敌人骑兵的瞬乎即来，最头疼的还是马元海的那种指挥方式。马元海不识字，给其各部下达命令从来都是口头传达，一、二、三、四，你去攻哪里，他去哪方向，都是那些骑马的通讯兵随即分头跑去告知，而情况反馈，也都是随即跑来再报。如此循环，蠢则蠢矣，但部队调动极为迅捷。

       西路军呢，正如前面所言，几乎是每一接仗，就被分割起来。武威西四十里铺战斗如此，七坝、八坝战斗如此，永昌县东十里铺战斗还是如此。唯一能采取的战术，也就是以防地收缩或以夜战的办法来打破僵局了。

       当然，还有顽强、英勇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

       ①《李先念年谱》第一卷，第1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②1936年11月2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7页。
       ③1936年11月26日，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51—452页。

       永昌水磨关战斗

       通过防地收缩、夜战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以及寻求歼敌一部的效果，红三十军在水磨关一线应用了非常灵活的战术。12月3日，敌人一度攻击并攻占了这里。但由于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位于永昌西四十里，敌人攻占这里的目的就是一举切断永昌、山丹之间的联系，对红西路军实施分割包围），红三十军决定把白天损失的阵地以夜战形式及时恢复过来。对此，时任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教导员的周纯麟曾从一个非常具体的侧面细细地回忆说：

       “水磨关里面，驻着敌人的一个骑兵团。这次，上级准备发挥‘夜老虎’二六五团的威力，命令他们夜间悄悄摸进去，吃掉它，同时叫我们二六三团三营协助他们，一块摸进去。”“午夜过后两点钟，我们就带领部队出发了。夜，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寂静寂静的，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我们为了便于行军时联络和在混战中辨认自己的战友，以免误伤，每个人的右臂上，都扎了一块白布。排与排之间，还有一个萤火虫似的亮点在联络。”“这是用一节一头切开的竹筒，中间插根粗香，燃着香头，竹筒的口向着后面。这样，在漆黑的夜晚行军，就不至于前后失掉联络了。“夜，虽然黑得看不见路面，但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没有一个掉队的，没多久，我们便来到水磨关的东头。”“整个水磨关，起先也非常寂静，只是偶尔听到几匹军马的嘶叫声。马叫的声音，对我们接近敌人却是非常有利的。当我们摸到村头的时候，敌人还没发觉。大概是骄横的敌人倚仗着兵多，马多，武器好，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乘着黑夜来偷袭，因而连哨兵也派得很少。”

       “我们是分了几路进村的。我们的营长带七连、九连走一路，我带八连是另一路……三班长吕志明摸在最前面。敌人的一个哨兵发现了我们，刚想鸣枪报警，吕志明一个箭步上去，给了他一刀，这个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二六五团是从屯庄的西部进去的，他们的一个营着重是打敌人的团指挥所……我们营是配合，所以我们虽然进了庄子以后，也必须等到二六五团先打响，我们才能开火。”“‘哒、哒、哒’，西北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二六五团在村外打响了！我和吕志明同志随即朝住着敌人的屋子射出了一串子弹。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得村子里的敌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向四处逃窜。惊惶失措之中的敌人，果然乒乒、乓乓的对打起来，子弹像流星一样，来回呼、呼、呼地乱飞。”“敌人拼命地自相对打了半个多小时，才发觉上了当，于是边打枪边往街上撤。这时候，街上乱得一塌糊涂，各种各样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刺刀相碰的撞击声，我们追击敌人的喊杀声，敌人的惨叫声，以及战马的嘶叫声、奔跑声，响成一片。街上的敌人溃不成军，有的被他们自己打死，有的被马踏死，更多的则成了我们的刀下之鬼。手榴弹更是成了有用之物，有五六个敌人在慌乱中逃跑，吕志明眼疾手快，扔过去两颗手榴弹，就把这几个敌人报销了。”

       “我和吕志明进一步搜索，刚刚拐过一幢矮房子的时候，突然窗子里打出来一梭子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吕志明的胸膛，他抖动了一下身子，便倒下去了。这时，正巧八连连长赶来了，他急忙闪过身子，以墙壁为依托，通过窗户，向房子里投过去一颗手榴弹。但是，狡猾的敌人却将手榴弹从窗户里扔了回来，落在离吕志明两米多远的地方爆炸了。这‘轰’的一声响，把吕志明从昏迷中震醒过来。”“吕志明从昏迷中醒来之后，他眼睛紧紧盯着敌人占据的这所房子的窗户，艰难地爬起来，拣起一块石头投进房内之后，又掏出一枚手榴弹，向窗口投去。这一招真灵，敌人以为先投进窗户的石头是手榴弹，正当他们恐慌地寻找这枚‘手榴弹’的时候，真的手榴弹飞进了屋。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房子里的敌人全部上了西天，而吕志明同志也再次倒下了……”①

       也据周纯麟回忆，此仗，红八十八师两个团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最后还是在红八十九师的驰援下，终将敌人击退。而另据统计，整个水磨关之战，计毙伤敌600多人，红军伤亡二三百人。

       ①周纯麟《血战河西走廊》。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23—126页。

       永昌县城保卫战

       永昌保卫战是红西路军这个时期进行的又一连串重大战事。其实，严格地讲，早在11月25日七坝、八坝战斗时这场保卫战就已经打响，此后的东十里铺之战、水磨关之战、东二十里铺之战等，也都是永昌保卫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此之后的1936年12月6日，敌马元海更加直接地率主力对永昌城发起猛烈攻击，并且借助数架飞机①的助战和强大的炮火掩护，妄图就势攻占永昌，但在守城红军严阵以待的坚决打击下，敌人终归是屡屡碰壁，虽一度也曾侥幸占领了永昌县东关、东水泉据点，但最终还是在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各一部及总直、妇女团等部队的配合下，以死伤2000多人和折损一架飞机的代价，一次次地结束其对永昌县城以及周边村庄的进攻。

       ①时国民党空军第十五中队驻扎武威。

        山丹保卫战

       永昌战斗的同时，身处山丹的红五军也再次遭到敌步骑兵各一旅和两个民团的疯狂进攻。战斗是夜里打响的，当时，敌人刚刚逼近城郊，红五军乘夜出击，给进入南关的马朴旅旅部及所属一个团以狠狠地打击。次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并以主力向东北方向之敌出击，将敌击溃。但由于追击过远，遭敌骑兵逆袭，苦战中，红十三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①、三十九团政委周畅昌②等300余人牺牲。具体战斗情景，时红五军十三师三十九团参谋长饶子健曾这样写道：

       “守城部队依托城墙垛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三天下午，军部命令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古老的山丹城东门外不远处,便是雄伟的万里长城。下午4点钟，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云霄，城墙上负责掩护我们冲锋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威势一时间被压下去了，我三十七团、三十九团的官兵三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怒气，一下子爆发出来，部队像决堤的洪水，从东门一拥而出，一路杀声震天。围城的敌人猝不及防，四散逃奔，我们乘胜追击，寸步不让。我们团追击到长城后，在团长、政委指挥下，又冲出五六百米远，占领了一道沙梁。这时，团政委周畅昌同志站在沙梁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与身边的警卫员同时被敌人打倒了，我急忙扑上去，只见敌人的一颗子弹同时穿透了他俩的大腿。我让卫生员快速将他俩包扎好，背下阵地。话刚交待完毕，就听到几个战士同时喊：‘参谋长，你看！’我抬头一望，只见前面一片尘土飞扬，敌人的骑兵反扑过来了！‘赶快组织火力，向敌人射击！’团长大声发布命令。糟糕，我们对敌骑兵作战缺乏经验，出击过远，给了敌人以反扑的机会！眼下我已处于孤立无援、无险可凭的困难境地！‘同志们，敌人过来了，准备好和敌人决一死战！’我大声向同志们发出动员令。敌骑兵在我阵地上挥舞着大刀，左杀右砍，横冲直撞，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同志在率部队与敌拼杀之际，不幸被敌一个骑兵砍中头部，当即光荣牺牲，该团很快被敌人冲散。眼下阵地上只剩我三十九团，在这烟尘滚滚的沙漠里与敌厮杀，战斗打得十分残酷。这时，站在山丹东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董振堂军长发现这一险情后，当即命令四十五团派两个营火速增援，掩护我团撤退。四十五团的同志瞄准敌人的骑兵射击，敌人与战马一个接一个的栽倒在地上，敌人一时偃旗息鼓，我很快带领部队撤到城门跟前。这样一来，才算扭转了局势。这一仗，我们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董军长指挥沉着、果断，我出击部队将会有全部覆灭的危险。”③

       这真是再典型不过的战例了。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步骑兵作战的特点和红西路军河西征战的难点。你想，如果你把敌人打退不追的话，那么敌人就很可能会不断的就近组织一些新的进攻。你说烦不烦！而你如果把他打退了并乘势追击的话，那么，又势必会因失去地形依托而被敌人骑兵顺势回头包了饺子。原因真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人家是骑兵，你是步兵，你“两条腿”再快，也难快过人家“四条腿”之优势。何况，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弹药短缺的问题。特别是这后一条，更是雪上加霜啊！我们知道，这一时期，我们之所以要打通国际路线，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战略物资的补给，也即弹药补充问题。你想，你“长征未了又长征”④，在还没有得到苏联武器装备供给的情况下，弹药之缺乏，可想而知。据资料统计，过河之初，红三十军计有8000余人、5000余枪、每枪约25发子弹，红九军计有7000余人、3000余枪、每枪约15发子弹，五军计有3000余人、1500余枪、每枪约5发子弹。而我们知道，红西路军这一路打来，除在景泰的作战中多少获得一点补充、在武威西四十里铺有稍许斩获外，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有耗无补状态。

       无疑，这都一步步地恶化着整个红西路军的处境。真可谓：不是不为，实属不能，兵道之道难违拗也！

       ①李连祥（？—1936），河南洛阳市人。时任红五军第十三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1931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
       ②周畅昌（？—1936），安徽金寨县人。时任红五军第十三师三十九团政治委员。1931年参加红军。
       ③饶子健《漫漫西征路》。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46—147页。
       ④陈靖将军语。陈靖（1918—2002），苗族，贵州瓮安县人。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曾于1988年赴河西考察，创作数首纪念和歌颂红西路军的诗篇，其中《减字木兰花•西征吟》写道：“两万铁军，长征未了又长征。河西走廊，塞风凛冽寒夜长。使命飘忽，朝令夕改总反复。受挫祁连，兵家胜负何讳言。不退不进，形成一字长蛇阵。徘徊紧跟，凡事唯上教训深。恋战喋血，孤军苦奋达六月。内战十年，最后一枪红柳园。”

       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建议：“主力速来”

       河西鏖战一月有余，红西路军虽一次次打退了敌马元海的各路进攻，但也相应地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弹药缺乏、人员锐减①、地域狭窄、地形不利、气候苦寒等问题。为了彻底打破僵局，红西路军于12月6日，不得不尝试进行如下布局，即：

       “我们拟主力回山丹，永昌及二十里铺据点驻四个或六个团，骑师直出凉西四十里铺，迫近凉州，毁其飞机场，迫马元海主力后退，夹击之，至尚能开展地区，迫敌改变进攻计划，在此争取时间过冬，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②

       由此不难看出，徐向前、陈昌浩在此一时期之所以这样打算，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仍认为河东红军主力应该还有西渡黄河之可能，并也寄希望于通过这样一种可能，一来达到牵制和战胜“二马”的目的，二来也不至于无限期地推迟打通国际路线的时间。

       也正是由此，就在同一天晚些时候的另一封电报中，徐向前、陈昌浩更是向中央提出了主力来河西的具体建议，并陈述理由为：

       “我们根据已知情况，对主力行动有以下意见：1、抗日形势仍未取得应有的具体开展，蒋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现一种动摇，但目前不是着重‘剿赤’，关防阻打开国际（原文如此），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2、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似应为“现”）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3、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4、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5、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丑（恐为五佛寺之“五”字所误）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似应为“尔”）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者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③

       其实，这封电报着实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把红西路军面对的困难给表述得十分透彻，并也从另一个层面硬把创建河西革命根据地的难度给表达了个极其到位。因为，河西这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极不适合红西路军暂做停留。停留，就意味着要以巨大的付出来与死活也要保住地盘的“二马”拼消耗(以后的实际是几近拼光)；并也意味着无休止地进行一种无把握的僵持，同时还会把打通国际路线这样一个西渡黄河的终极目标无限期地后移。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摆布？显然，通过深思熟虑，并也为了防止顾此失彼，尽量统筹处理好“策应河东红军、创建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三者关系，红西路军不得不向中央提出“主力速来”的建议。并且还一一陈述了“主力速来”的理由、时间以及两条路径。但很可惜，此建议当天即被否决。

       不过，红西路军得到的答复是：

       “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④

       其中，“暂”字，绝对很能说明问题，且很有深意存焉。君不见，俄界会议的内容不就是以运动战的方式打到中苏边境上去嘛？《十月份作战纲领》的部署不也主要是包括“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吗？尽管此时的局势还远未明朗到以后发展成的那个样子。但一个“暂”字，还真是包含了无限的玄机和暇想。

       “主力速来”不可能了，“主力西来”会不会呢？当其时也，无论怎样推断，未知的也好像只是时间而已。以致，此后12月9日，徐、陈又再次满怀希望的致电中央：

       “主力最好在开春前西来较妥当”⑤。

       一切的一切，似乎就在这样的推理中一一进行，而结果呢，却又仿佛与这样的推理毫无牵扯……

       ①由过河时的21800多人减少到15000人。
       ②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王树声、曾传六致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1—462页。
       ③1936年12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3页。
       ④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4页。
       ⑤1936年12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王稼祥、秦邦宪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8—469页。

        建立永昌县苏维埃政权

       在中国，从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此时期的创建河西根据地，已经走过了约十年的历程。而纵观十年来根据地的创建和守成，起码应有这样一些共性：一是创建根据地的地区应该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之所以要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在于总体上反动势力太过强大，革命力量太过弱小。没办法，要改变这种劣势就必需寻求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让这种总体的劣势起码能在某个局部转变为优势，并由此一步一步逐渐发展壮大，慢慢地积量变为质变，赢得或获取总体的优势。所以，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寻找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否则，局部优势无从形成，革命力量也谈不上发展。而再往细里追究，那么怎么才算是薄弱环节呢？具体说就是三不管或很少管的地段，如大家都熟知的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等，特别是陕甘边，让人一听就是两省的相汇处，并且也是国民党中央军管不着和那些地方军阀又不愿管的地方。而河西呢，实际上真不具备这样的基本条件。虽然静态地和表面地看，敌人的统治也算薄弱，但由于敌人能很快地调集重兵进剿，且这种进剿又以骑兵为主，因此这一条件很不具备。二是要有一定的地形地势优势，便于粉碎和打退敌人的进攻。三是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能够便于发动和发展。四是在遇到整体生存危胁时要有“打得过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灵活性。五是敌人的内部争斗也使我们具有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显然，整个河西走廊均不具备这些条件。

       那么，在河西红西路军究竟是怎么创建根据地的呢？

       主要两条：一是宣传，二是建政。

       宣传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标语就很有特点。具体是四类：一类是宣传党的宗旨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红军是救国救民的红军！”“抗日红军买卖公平！”“实行耕者有其田！”“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废除高利贷！”“想保护回教只有联合红军”等；一类是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抗日的，如“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誓死不当亡国奴！”“救国、救家、救自己！”“快快团结到抗日战线上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为民族英雄，不作误国罪人！”等；一类是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同马步芳反动军队进行斗争的，如“马步芳阻碍抗日，压榨群众，奸污妇女，民众痛恨马步芳！”“坚决消灭马步芳，甘北人民得解放！”等；一类是表达红军战士热爱党和红军的，如“共产党万岁！”“拥护中国共产党！”“红军胜利万岁!”等。就是通过这些张贴标语再配合具体的群众工作，红西路军每到一个地方就一边作战一边发动群众，积极进行建政准备。

       为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总部驻地召集永昌县城内外的百余名各界代表开会，座谈和布置建立苏维埃政府事宜，并临时推举农民代表狄万川为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负责配合红军开展地方工作。会后，总部指定和抽调黄火青①负责建政工作，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②、三十军政治部民运部长汪乃荣③、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④等一批指战员参预并协助。在此基础上，1936年12月5日，中华苏维埃永昌区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选举产生了由手工业工人、农民、红军和社会各界代表13人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委员会，木匠出身的张仲科当选为主席，农民狄万川当选为副主席，委员有王思福（负责军事）、张德文（负责财政）、刘万祥（负责粮秣）、冯怀义（负责民政）、杜有才（负责民运）、许教琪（负责内务）等。随之，开展了广泛的维护治安、筹粮筹款、征集棉衣、动员参军等活动，一度还建立了约1000人规模的抗日青年大队。⑤

       ①黄火青（1901-），湖北枣阳人。时任红西路军政治部军人部部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从事兵运工作。西路军失败后，于1937年5月随李先念支队到新疆。1940年9月奉调回延安。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教育长，中共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长兼冀热辽军区副政治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著有反映西路军内容的《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
       ②吴永康（1900-1937），原名庞大恩，字泽普，广西兴业长荣乡大荷村人。时任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19年赴日本留学，192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到鄂豫皖根据地，参加了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反“围剿”、反围攻作战和长征。
       ③汪乃荣（1912—1937），河南商城县人，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民运部长。1937年临泽作战中牺牲。
       ④王泉媛（1913－2009）女，江西吉安人。时任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1930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长征途中与王首道结婚，1937年3月康龙寺战斗部队被打散，不久被俘。1939年逃到兰州“八办”寻求归队。因脱离组织太久未被接收。后辗转返回江西老家。
       ⑤分别参见王泉媛《我参与永昌县建政工作的回忆》、狄兴泰《我所知道的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建立经过》和刘万祥《关于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回忆》。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第29—39页。

       建立山丹苏维埃政权

       红西路军到山丹伊始，便在城区每条街道派驻了宣传队，通过走街串巷的访问和召开群众大会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经过紧张的工作（也就两三天时间），11月24日，分别建立起了东街、西街、南街、北街、东西关五个苏维埃政府。接着，在此基础上，12月2日，由红五军政委黄超主持，在马号（今山丹体育场）召开山丹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推举何文魁为山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许××（许裱匠）为山丹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委员有何文魁、许裱匠、吴天福、郭长保、童登云、陈兴堂、彭述田、靳汝贤。其中，“德荣祥”商号二掌柜吴天福任民政部长，小商贩郭长保任财政部长，弹弦子的民间艺人童登云任供给部长，贫民陈兴堂任土地部长，教员靳汝贤任文化教育部长。①

       山丹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了组织支援红军和动员参加红军的工作。在组织支援红军工作方面，为打开局面，东街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培录带头捐献小麦6石、毛毡13条、皮袄3件、煤80多石，北街苏维埃政府委员邢发育捐献毛毡10多条、皮袄3件，县农会会长钟守俊支援粮食10多石、毛毡20多条、皮袄4件。②在他们的带动下，城区群众甚至是一些商号也纷纷向红军献粮献物。与此同时，县苏维埃政府还组织人员或到各乡买粮买草，或协助红军没收土豪李山、王麻子等的浮财和地主马俊、毛永吉的粮窖，或加工赶制红军急需的皮衣、棉衣、背心、毡靴等。在动员参加红军工作方面，在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许裱匠、义勇军大队长彭述乐、青年队长何根娃的带领下，农民童力德、女青年武月英等130多人参加了红军，一度还新编了一个由山丹籍红军任天贵任团长、彭伦泰任教导员的新兵团。③

       ①③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山丹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山丹县苏维埃政府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22—1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②秦生、高兴国著《红西路军纪事》第 119—120 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西安事变爆发带来的局势变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令中外震惊的大事件。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之所以还能不断叙说并且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就在于这次事件，完全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还是中国共产党从统一战线角度加强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结果。虽然其总的意义在于：爆发式的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也由之结束了河东红军的战事。但对于红西路军来讲，却有着致命的影响。从此，红西路军完全失去了选择自己行动方向的权利。

       大家知道，本来嘛，红西路军无论是古浪之战的不利，还是这一时期在永昌、山丹创建根据地的被动，都是暂时的和可以扭转的。战争嘛，哪能一帆风顺，没有损失、伤亡和减员呢？哪能把所有的问题都事先拿捏得丝丝入扣、分毫不差呢？问题在于，此前设想的打通国际路线，充其量也只是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前景，尽管由于蒋介石不断加大剿共力度及其对张、杨的协迫，迫使这一计划实行遇到重重困难，并因此也使处境已经十分不利的红西路军不得不为策应河东红军而长时间的驻足河西。也就是说，这种不利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调整了，也必须调整了。而恰恰是西安事变，由于改变了此前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的政策前景①，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逐渐地由过去的以张、杨为主一步步拓展为以蒋介石及整个国民政府为主，并一步步地经历了一个反蒋、逼蒋、联蒋的全过程。加之，也就是这个过程，还不断充满了变数（说其瞬息万变也不为过），凡几度战云密布。因此，从这样的背景出发，红西路军也就彻底失去了自己选择任何行动方向的权利。一句话，此后，红西路军的东返、西进和建立临高根据地等，一切的一切，都不能不服从于斯，让步于斯，并最终祸福相依地决定于斯。

       ①朱永光《试论西路军的政治与军事负载——兼谈西路军研究的节点所在》，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76页。

       西安事变后，军委电令西路军在现地区加紧休整

       风云起，涛声急，中国革命的航船由此驶向哪里？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并于之后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中共中央暂时不发表宣言；同时，由中革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随即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同日夜，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快速调集到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西北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另告，拟派周恩来等去西安协商大计。15日，更是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的名义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呼吁南京政府“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建议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士，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①

       随着这样一种部署和思路，中央在电告红西路军西安事变的详情后，于12月15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先是以中央军委主席团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称：

       “关于情况和我们方针已详另电，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②

       接着，又于18日，再次以中央军委主席团名义，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说：

       “甲、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乙、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以不向永昌以东进攻。丙、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③

       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红西路军此时处境非常艰难，虽然西安事变的爆发也让惊惶失措的马步芳、马步青有那么两天停止了对红西路军的进攻。但此时的西路军毕竟也因数十天的血战不止、减员7000而战斗力大不如前，只能从“准备接通兰州”、“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以及“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等诸多任务项中选取一项来执行。当然，如果真是具备了能够“争取凉州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的行动前提，并做到“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不向永昌以东进攻”，也许数项任务可以同时完成。但当其时也，一切显然极难预期。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给红西路军以这样的任务指示也是很有道理和完全正确的。因为，就在西安事变的当天，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以军政部长名义负责指挥调动军队，武力‘讨伐’张、杨；褫夺张学良所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这就是说，何应钦要以讨伐张、杨之理由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了。而接下来，13日，第十七路军（西北军）师长冯钦哉叛杨，国民党中央军占领潼关，内战真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与之相应，为了应变，张学良、杨虎城计划举行西安会战，并为此提议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同时为巩固西安侧后方安全，张学良、杨虎城还希望红西路军能东出靖远，在牵制马步芳、马步青和毛炳文部的同时，协助河东各军侧击胡敌。

       总之，情势之危急也真的让人别无选择。何况，再从统一战线的角度讲，既然和南京方面及蒋介石的交涉都能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为前提，那么，与马步芳、马步青的交涉也当然可以进行这样的预想了。真是应了那句古话，时则势也，势则时也。凡事，谁能说不是事后分析起来要稍稍简单些呢！一味假设，并在假设前提下进行苛责，何益之有？

       ①1936年12月15日，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19-320页。转引自杨奎松《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33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②1936年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80页。
       ③1936年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86页。

        马步芳与《剿匪概述》

       河东局势瞬息万变战云密布，统战前景扑朔迷离，那么河西情况如何呢？下面让我们就从《剿匪概述》这本书的有关记述再来看看西安事变后红西路军的真实处境吧。

       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二军《剿匪概述》是马步芳组织所部陈显荣①编撰的一本记述马家军在河西与红西路军作战情况的小册子，尽管这本书是敌人为了向蒋介石请功和宣传其所谓的尚武精神，其中颇有些杜撰和虚拟成份，但作为敌方资料，毕竟也是我们了解红西路军的一个重要参考②。

       先看马步芳其人。马步芳，河州人，祖父马海晏早年曾参与回民反清的武装斗争，1872年率部投降左宗棠，1894年以一个旗指挥官的身份随董福祥率军入京，并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北京逃往西安途中充当随驾扈从。后，马海晏在前往西安途中死去，其子马麒接统旧部，并一度驻军循化、河州一带。1911年率部前往西宁，开始在西宁一带发展，并很快成为这一地区军事和行政事务中最有权势的人物。1926年至1930年期间，虽受冯玉祥部入甘的冲击，但夹缝中生存，还是躲过了一劫又一劫。不久，倒向蒋介石，并在1930年的蒋、冯、阎大战后，颇为侥幸地获得了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一职，直到1931年9月去世。正是乃父的政治军事势力及其庇护，马步芳1922年投入军界，并很快于1930年当上了国民政府西北镇守使顾祝同属下的旅长和暂编第一师师长，1931年当上了暂编第九师师长，此后不久又成了暂编第二军（后称新二军）军长，成功成为整个青海超越乃父当年的权势人物。

       当然，介绍到此也只能是大概，尽管要从这样的角度让人了解马步芳军事集团的特点和马步芳这个地方军阀的特点还颇为差强人意。但在此基础上需指出的是，这个马步芳还真是颇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地方军阀的特点。我们知道，地方军阀的产生是民国初期乃至整个国民政府时期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就像历史上所有朝代的过渡期一样，权力交替时期就是乱象纷呈时期。一样，在国民党统治的整个时期，允许军阀完整无损地带领他们的军队进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和定势。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和手段，这样做尽管可以避免暂时的打仗流血，看似也不危及终极统治，但实际上却在孕育和造就着一个个的独立王国，并最终埋下国民党政权失去民心和走向灭亡的种子。特别是马步芳，由于地处偏远，更让蒋介石鞭长莫及。与之相应，他那独霸一方要当“西北王”的梦想便时时发酵、日日膨涨。而与广东的陈济棠③、广西的白崇禧④、贵州的王家烈⑤、山西的阎锡山⑥、云南的龙云⑦、四川的刘湘⑧、西康的刘文辉⑨们不同，⑩为了充分利用自身地域偏远的优势，马步芳一面努力以坚决的反共来搏取蒋介石的信任和欢心，另一面，也以此在夹缝里努力为自己换取一个尽量不受触及并能够的的确确当上“西北王”的政治军事环境。所以，在与红西路军的这场军事较量中，他不仅不惜一切、非常坚决，同时也坚决不管不顾西安事变后连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得不停止剿共的那样一种局势，特别是当他了解到红西路军要在自己的地盘上扎下根来的时候，简直就疯了一般的要拼个你死我活。那么，这种疯拼到底有没有底气呢？并究竟依靠什么呢？说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早年就执行的一种征兵制度——马步芳把其治下凡18至50岁的男性全部都纳入了他的征兵范围，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据美国学者默利尔•亨斯博格在《马步芳在青海》一书中记述，作者1972年到台北市采访马呈祥并谈及这个问题时，马呈祥曾说，马步芳最著名的一个口头禅就是“让青海的每个人都成为兵士” ⑿。另据资料记载，就是因为有这个基础，在河西的具体作战中，不管仗如何去打，以及情况如何紧急，从永昌开始，马元海就很少把部队整团、整旅使用，而是每每留足后备，从军官到士兵，基本架构一应俱全。目的就是为了万一损失了，也不管损失多大，都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将部队按原编制和原人数给补足凑齐。⑿这真是可怕呀！这说明什么？说明敌人的兵源充足，甚至能充足到了几乎需要多少就补多少的程度。这对兵力有限且有耗无补的红西路军来说，的确是致命的。也就是说，你很难把具有这样特点的敌人给彻底打垮。二是利用伊斯兰教教义并以“保种护教”为号召。这就更具欺骗性蒙蔽性了，危害显而易见。

       正因为马步芳及马步芳军队具有上述特点，所以，永昌、山丹一线就几乎成了西安事变后全中国唯一仍在打内仗的地方，而且休战和沉寂的时间非常短暂。据《剿匪概述》记载：

       “十二月十二日……本部一面日夜加紧剿灭残匪速度，一面迭向中央请缨声讨张、杨……”。

       “十二月十四日，永昌十里铺之役。河西战事侧重于永昌十里铺，我军马元海指挥各部队向十里铺伪九军盘踞之堡攻击，先用大炮向匪阵地猛力压迫，已将堡内外院占领，正向里院进攻之际，忽逢匪援二千之众扑到我伏兵线内，我军猛起，即与之肉搏夜战，并诱匪出村外，采取大包围形势……”。

       “十八日，我马步銮团令第四营、第二营暨刘呈德一营与匪相近咫尺，分占两堡，其余部队距匪尚远。马指挥元海于是日晚间密令远处部队乘黑夜之际衔枚疾走，潜进我驻军之两堡内。次早，我军在此堡内各留一百余人，其余均由堡内退出佯作全部移动模样，匪见我军他往，遂派侦探二人在堡之周围观察甚详，见堡门大开，我军士兵化作民众模样在城头上诈云，军队已去远，你们再不要怕了。匪侦探信以为真，至正午时，来匪两连，欲占据此堡，我军俟其接近，即开枪射击……”。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军占领永昌城外北海子……”。
       “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在北海子附近水磨内夺获足供我前防部队埂日给养之麦面……”。
       “十二月二十四日，匪被我攻击，狼狈不堪……”。
       “十二月二十六日，永昌城西南匪据各堡，匪均自行焚毁，匪全部撤退城中，我军即将永昌城四面包围。”
       “二十六日夜间，永昌城西南匪据各堡被匪焚毁，于是，匪尽撤退城中，我军即在所焚毁堡内设法搭架驻扎。是时，永昌城四面堡内均为我军占领，将窜进城中之匪取大包围势，我军即预备云梯四十架，相机总攻。”⒀

       可见，就是马步芳以及马步芳不同于其它地方军阀的特点，使红西路军的处境并未因西安事变的爆发而改变。相反，具体危机真是时时升级且日见加剧。

       ①陈显荣，时在青海马步芳手下供职。所编《剿匪概述》分上、中、下三编，起自1935年7月，终至1937年6月。
       ②《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476—511页。
       ③陈济棠（1890—1954）广西防城人，粤系军阀代表，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曾长时间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有“南天王”之称。红军长征时期，曾与红军相约，只要不占其地盘，便可让红军借道突围。后因发动“两广事变”于1936年下野。1949年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海南岛解放前夕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
       ④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回族，国民党桂系中心人物，地位仅次于李宗仁，与李宗仁合称“李白”。系陆军一级上将，有“小诸葛”之称。红军长征时期，不仅一度从湘江一侧的全州一带撤兵，留出一段约60公里的缺口让红军通过，而且还制定了“不斩首、不拦腰、只追尾”的追堵方针。并为此遭到蒋介石怒斥。在抗日战争时期，指挥过诸多著名战役。国共内战的最后阶段，在武汉与四野周旋，终不剩一兵一卒，退撤台湾。
       ⑤王家烈（1893—1966）贵州桐梓人，原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旧中国著名的地方军阀。因1935年春被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击溃，被蒋介石免去贵州省政府主席一职。说来有趣，唐德刚先生曾在他的《李宗仁回忆录》一书中对此做过十分精到的评价和颇为详尽的论述，他不仅写了李宗仁是如何像孩子一样忘情的拍着大腿连称蒋某人高明，而且还具体写了蒋介石是如何或“以剿共为借口，向商人筹得巨款”，或“对共产党养以自重，对党内异己设法锄除”的政治家手段。也就是以王家烈为例，唐德刚写道：“1934年底，共军入黔，贵阳吃紧……后共军乃舍贵阳……事毕，蒋先生即原机返宁，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赴机场送行。当飞机正发动时，蒋先生忽命王主席上机，告诉他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氏无奈，只得到机舱口吩咐了善后事宜，随蒋先生前往南京。不久，国民党中央便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所以共军西走，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一个贵州”。言外之意，蒋介石对长征红军的围追堵截，完全是个“一箭双雕”的把戏。之所以驱之赶之，目的就是要搂草打兔子借机解决一些过去没机会下手解决的地方势力（军阀）问题。当然，唐德刚的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虽值得商榷，但仍属一种颇有深度的思考。
       ⑥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字百川。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后，表面上为国民政府任命在山西的执政长官，但实际上却一直都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军阀，并历任山西都督、省长等职。1927年5月起，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陕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联合冯玉祥发动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曾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推动下，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建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进行抗日。1939年发动十二月事变，此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反人民内战。1949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后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
       ⑦龙云（1884—1962）字志舟，彝族。1928年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被人称为“云南王”。新中国成立后，做为重要的统战对象，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⑧刘湘（1888—1938）中华民国时期四川军阀。汉族，四川成都大邑县人，一级陆军上将。他是四川近代一世枭雄，在战事中勇猛，外号“巴壁虎”，又名“刘莽子”，1925年起盘踞四川，手握军政大权，与蒋介石虚与委蛇，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在担任四川省主席期间对四川的交通、工业、文化、教育比较重视，创建重庆大学并任校长。卢沟桥事变后，刘湘出川抗战，1938年因痼疾复发在汉口去世，逝前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⑨刘文辉（1895—1976）四川大邑人。保定军校第二期毕业。曾任川军刘湘部师长、成都卫戌总司令。后投向北洋军阀，帮办四川军务。19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西康省党部主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今彭州）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林业部长、民革中央常委。
       ⑩这些军阀虽然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本质一样，但在一定条件下，也是极不愿和红军拼消耗的。这就是国共战争史上除了“二马”占据的河西走廊外之所以屡屡出现“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的原因所在。
       ⑾默利尔•亨斯博格（美国）著《马步芳在青海》第68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⑿刘呈德《我在河西堵击红军的经历和见闻》。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77页。
       ⒀陈显荣《剿匪概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492-495页。

        西路军致电中央准备西进

       战事之激烈超乎想象，战事之频仍一如既往。而对此时红西路军来讲，尤为严峻的是，即使是一度僵持，敌人采取的方针也岂是一个“困”字了得。如12月20日，民乐县县长张铸荆就在给时为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的于学忠电报说：

       “据报共匪仍盘据山丹，其伪军长为董振堂、程世才，政委为黄超，主任为杨克明、李天焕，率匪众踞城固守，我军现四面包围，隔绝粮道，导穿城河他流，断其饮水。刻正在积极计划攻城中。”①

       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围困”和“隔绝粮道”式的僵持，让红西路军不仅东返和西进均困难重重，而且也从此再不具备任何在原地待下去的条件了。于是，12月22日，徐向前、陈昌浩曾致电中央提出西进问题，电文称：

       “（一）马步芳（受）西安事变影响，急欲速战，故企图攻取永昌。因我粮紧迫（欲）西进，近便抽集兵力于凉州，应付时局。敌约两团，昨占永乐关（应为永安堡）附近堡子，另调马彪部由山丹开永昌。（二）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逐渐西移。已令三十军四个团位永昌附近，两团位水磨关一带侦察，与九军均在水磨镇西南三十里之新城堡一带，再争取相当时间休整。拟于明年一月中，九（军）、三十军抢占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②

       也就是说，迫于情势，红西路军必须西移了，再加上中央15日电要求的“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③的任务，以及18日电强调的“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④的内容，经反复权衡，红西路军只能举大部“逐渐西移”，而东返方面则只好“近便抽集兵力于凉州，应付时局”⑤了。

       多么无奈啊！一部东返，敌兵重重，敌骑速速。大部西移，却时逢严寒，而且连远方物资什么时间能准备好，并在一个具体的什么地方交接都无从知晓。真是不统兵，又怎知统兵之艰之难啊！明知最关键的还是西安事变的局势演变，明知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此时的全部精力和重点都放在如何应变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发展上，但徐向前还是就红西路军能否“逐渐西移”进行了请示，并也同时做好了服从大局的准备。

       接下来，当然是等待中央的具体指示了。

       ①民乐县长张铸荆致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438页。
       ②1936年12月2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3页。
       ③1936年12月15日，中央军委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80 页。
       ④1936年12月18日，中央军委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86 页。
       ⑤1936年12月2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3页。

       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准备东返给中央的电报和毛泽东给周恩来关于准备调西路军东返的电报

       由于此时的何应钦重兵进抵潼关，胡宗南、毛炳文部又企图进击天水、宝鸡，为举全力帮助张、杨这两个朋友并同时确保西安事变有一个和平前途，中共中央改变了红西路军的西移决定，准备适时下令让其东返。

       对此，徐向前曾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

       “二十二日，来电征询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行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二十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两千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基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来说，都是不利的。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我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我说：既然军委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看法，但要作好东进的思想准备。如果上面最后决定东进，我们当然无条件地执行。”①

       于是，根据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曾传六联名电告中央，称：

       “（一）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二）战略方面目前应如何集兵，首先各个击破胡、毛、王部，奠定西北抗日基础，而速消灭扫清抗日后方，巩固兰州，实属重要，西安当较次要……（三）敌方情况，除三个旅在山丹以上外，余部主力同在永、凉线上，要求与我速战或迫我西进，便于集中凉州，以应事变。如我不西进，必难免于决战；过速西进，可能使‘二马’向兰州出兵。由山丹到兰州九百二十里，战备行军须十七日。由永昌到凉州只一条大路，凉州以下可用古浪两条路。沿途多堡，天寒零下二十度，白天有零下十余度。敌骑有数千，行动速。而我军必采夜行军，病员已二千，如我们单独向兰州进，伤亡掉队必大；如绕道，则因天气寒冷，有雪山，路远，更不可能。（四）即令我们在二十天内到兰，至少只能达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五）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如何？速示。”②

       同时，积极进行东返准备。

       分析不谓不细，也的确颇有道理，但可惜，大局并不在此……

       ①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534—535页。
       ②1936年12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曾传六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6—497页。

        中央电令西路军东返

       综上所述，东返几成定局。

       12月24日，就在红西路军和中央不断进行沟通的基础上，也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反复交换意见的情况下，并且还是在设想能让张学良“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昌、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的同时①，中央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说：

       “（一）时局在发展中，有改组南京政府之可能；抗日联军已经组成，红军为第三集团军。西安有款一千八百万，能支持十个月，东北军、西北军主力均集中西安，准备消灭西进之敌，只要打得二、三个胜仗，局面即可开展。我主力红军并准备出河南，但胡、毛、曾、关准备向固原、平凉进攻，我们以东北军五个师及红军一部固守与箝制其一个月。（二）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三）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②

       为此，红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曾传六五人共同署名，当即复电中央，并且是一字一顿、斩钉截铁地复电中央：

       “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③

       ①1936年12月2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2页。
       ②1936年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3页。
       ③1936年12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曾传六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9页。

        中央电令西路军西进

       东返，东返。也就在红西路军遵照中央电令准备出兵东返之际，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又出现了我们今天尽人皆知的那种戏剧性的变化，即：12月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的宋氏兄妹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并达成协议：

       （一）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三）蒋允许回归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去后发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①

       同日，蒋介石答复张学良，一是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二是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量组成政府的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是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是蒋意开国民大会。六是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也还就是当天晚些时候，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②

       为此，12月27日，中央以军委主席团名义致电红西路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③

       真是一声春雷。虽然字里行间都透着喜气，虽然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收到巨大的成效，并也确确实实意味着河东红军从此摆脱了内战的困扰和煎熬，以及再不用像《作战新计划》预设的那样再度长征了，但河西红军呢？对他们来说，其更艰巨的任务、更严峻的时刻一个个接踵而至。一切都是那样的沉重、那样的无奈、那样的让人无从决择……　

       ①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秦邦宪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6页。
       ②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秦邦宪致中央书记处电。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382—38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③1936年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并彭德怀、任弼时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