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教导大队出意外   新城大捷显神威

       根据地创建后，部队里农军的比重较大，懂军事的干部紧缺，地方上的赤卫队、暴动队更是缺乏军事指挥员，部队作战能力不强，导致部队容易出现伤、亡、病、逃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与何挺颖、宛希先、张子清、伍中豪等商量，决定部队自己培养军事指挥员。
        
       何挺颖道：“毛委员，这办法好，广东有黄埔军校，云南有陆军讲武堂，保定有军官学校，我们自己也可以搞一个红色军校。”
        
       宛希先道：“红色军校？这个名头是不是太大了？我们怕办不起。”
        
       毛泽东道：“办不了大名头的，我们就办小名头的，搞军官教导大队总不成问题吧？豪子，你是黄埔高材生，有什么看法？”
        
       伍中豪道：“毛委员，革命力量想壮大，就必须壮大我们的军事干部队伍，队伍壮大还不够，必须素质跟上去，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全面提升。”
           
       张子清道：“豪子说的对。”
        
       毛泽东道：“行，就这样办。”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工农革命军队分成两大块，一块由张子清负责，训练士兵，一块由伍中豪负责，训练干部，毛 泽东兼顾两方，适时地给士兵和干部上政治思想课。
        
       1927年11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军官教导队成立，这是人民军队第一所干部学校这是人民军队院校的摇篮，是中国国防大学的前身。成立地点设在龙江书院明道堂。
        
       伍中豪所负责的干部训练队，实 际就是教导队那一百来号人 。
        
       教导队队长由原军官队队长吕赤（1904—1928，四川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担任，蔡钟（？—1934）任党代表。
        
       教导队成立后，学员为部队和地方武装中的班长、排长和积极分子，第一期约一百五十人，其中部队学员五十余人，各县的工农积极分子九十余人，宁冈学员最多，达二十四人。计划学制为三个月。
        
       吕赤待人热情，作战勇敢，是 位很优秀的干部。伍中豪因此把平时的训练安排由吕赤负责，自己是督查督查。
       
       教导队分为四个区小队，由懂军事的王良、陈伯钧、陈士榘、张令彬担任区小队队长，再从部队里挑选鄢辉、黄天华等担任教官。
        
       毛泽东对学员严格要求，规定学员要做到“三不八能”。
        
       “三不”即不嫖、不赌、不偷；
       
       “八能”即能写、能说、能唱、能算、能打仗、能吃苦耐劳、能生产劳动、能诚实可靠。
        
       毛泽东为教导队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为部队和地方培训输送干部；二是改造俘虏；三是调查研究敌军情况。
        
       军官教导队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和简陋，他们没有固定的教室，没有桌椅，没有纸、笔和黑板，更没有集体宿舍，大家露天上课，以垒砖为桌、石块为凳，用树枝、炭条在地上、石板上或沙盘上练习写字，睡觉则分散在群众家里或在祠堂、庙宇中睡地铺。
        
       教导队以军事教育为主，兼学政治和文化。
        
       军事学习上按照黄埔军校的教学程序，每天三操两讲——三次军事训练，两堂政治教育课。军事训练从队列、射击、刺杀、投弹等基本知识逐渐向地形地貌、军事指挥、游击战术、夜间战斗、敌情侦探发展。
        
       同时把政治学习与文化学习相结合，内容有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发动群众等。比如今天学习“打土豪，分田地”，先把字写在黑板上，把字认熟、写熟，再进行解释，边学文化，边学政治。
        
       政治文化课除了党代表蔡钟讲课，还有毛泽东、何挺颖、宛希先等人授课。
          
       教导队特别重视实践学习，常常组织学员到附近山地、农村进行实地军训。
        
       在教导队里，学员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为实现推翻军阀政府、消灭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的目标而奋斗。
        
       第一期学员结业后回到各自岗位，积极投入艰苦的革命斗争。根据前委安排，部队学员有十余人升任排、连干部，地方学员有的被任命为地方武装的指挥员，有的学员后来成长为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如谭震林、贺敏学，但多数学员为革命英勇捐躯，如谢华光、蔡德华、刘仁堪等。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1928年2月，教导队队长吕赤牺牲于陈伯钧的意外走火。
        
       吕赤和区小队队长陈伯钧都是四川人，又一起革命，一个黄埔四期，一个黄埔武汉分校，相差六岁的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第一期学员结业后，教导队也参加军事战斗。
        
       在1928年2月的一次战斗中，陈伯钧缴获一支手枪。这支手枪因为受潮，表面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动了，因此没必要上交。
        
       吕赤见陈伯钧一直在鼓捣这把生锈的手枪，就笑着说：“伯钧呀，这什么破枪，拉都拉不开，我看就当半斤铁卖了吧！”
        
       陈伯钧不服气地说：“你等着，我一定把这半斤铁弄好给你看。”
        
       陈伯钧找来煤油，拆开弹簧、撞针等主要零部件。经过大半天的努力，扳机居然慢慢活动了，陈伯钧这下可高兴坏了。
        
       本来陈伯钧想马上找吕队长显摆显摆，但不巧吕队长带着人马去外边搞土地革命去了，得好多天才能回来。
        
       几天后，吕赤打土豪回来，兴高采烈地回到队部。陈伯钧笑着截住了吕赤说：“看看，我这是破手枪吗？”
        
       吕队长笑着说：“怎么，这半斤铁还没有扔呀？”        
        
       陈伯钧把手枪对准了吕赤的鼻梁，说：“你还不服气？我给你试一试！”说着便扣动了扳机。
        
       十八岁的陈伯钧万万没想到，手枪里还压着颗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正中吕赤的前脑，吕赤应声倒地，热血喷涌。
        
       陈伯钧目瞪口呆，他跪在地上大声呼喊好友的名字，可二十四岁的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
        
       值班的战士赶随后向上级汇报情况。
        
       闻迅赶来的伍中豪立即收缴了陈伯钧的手枪和子弹，将他捆绑起来，听候处理。
        
       毛泽东知道后，非 常痛惜，在伍中豪的陪同下，先看了吕赤遗体，然后一同到关押陈伯钧的地方。
        
       陈伯钧看到毛泽东和伍中豪，失声痛哭，他十分悔恨，请求毛泽东将自己枪毙，以命偿还吕队长。
        
       毛泽东没有当面斥责陈伯钧，而是批评伍中豪管理不严，才造成这样的后果。
        
       伍中豪立正站着，十分难过。
        
       毛泽东说，陈伯钧和吕赤平时感情非常好，友情深，他打死吕赤纯属意外，况且，陈伯钧和吕赤一样，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一直斗争坚决，顽强不屈，即使身患重病，也 毅然追随队伍上了井冈山。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现在却打死了人，到 底如何处理才好呢 ?
        
       伍中豪说，按 照军法，打 死人者偿命，这 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棘手的是陈伯钧是误伤，让他抵命又似乎有些不妥 ⋯⋯
        
       毛泽东说，我 看这样，你去找教导队士兵委员会主席张令彬和党代表蔡钟，让他们去做士兵的工作，就 说，陈伯钧同志是误杀吕赤同志，只要不枪毙，用 什么方法处分他都可以。
        
       伍中豪知道毛泽东不愿意无辜再牺牲一个同志，心 里有了底，便告诉张令彬和蔡钟，尽快做通士兵的工作，不要因此影响训练。
        
       两天以后，中 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全体官兵集合。
        
       伍中豪站在队前开始作检讨，他自责自己管理松懈，造 成了这次误伤事件，愿以此为鉴，杜 绝类似事生，并诚恳地向全团官兵鞠躬致歉。
        
       接着，毛泽东出面讲话，他 用很平静的语调说 :“：“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毛泽东的话浅显易懂，又入情入理，大家听后觉得情有可原。
        
       这时，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
        
       毛泽东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

       “怎么个惩罚法？”士兵们关切地问道。    
       
       “陈伯钧误杀吕队长，罚他一百板子！” 毛泽东问大家：“这个办法怎么样，同意不同意？”  
        
       大家面面相觑，看样子是没什么意见。
        
       毛泽东说：“既然没有不同意见，你们谁来打呀？”  
        
       没有人回答，大概都不想亲手来打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
        
       毛泽东只得转身对自己的警卫员杨梅生说：“由你来打好了！”  
        
       杨梅生立即找来了竹板子，在士兵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朝着陈伯钧的手心噼里啪啦地打起来。
        
       开国上将陈士榘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也是监打人员之一，我真有点害怕陈伯钧坚持不住一百板子。但见陈伯钧不喊不叫，不缩不退，老老实实地接受处罚。当打到第二十板子的时候，陈伯钧的手心已经红肿起来，竹板子上也粘上了血迹。警卫员这时候手有点哆嗦，头上开始冒汗，眼睛盯着陈伯钧的手心，手上的竹板子却不敢打下去了。这时，我和另外一个人说：板子打得重，一板子顶五板子，已经打了二十下，相当于打一百下了！”
        
       士兵委员会的人基本都赞同，于是警卫员停下了手里的板子。但陈伯钧已经起不来了， 陈士榘一把将他拉了起来，并叫来卫生员给他涂药、包扎伤口。
        
       此后，陈伯钧被调离教导队，降职到一团一连任副连长。
        
       而后的几十年间，陈伯钧对此次意外异常愧疚，在后来的战斗里总是奋不顾身、英勇作战，以求对得起自己的朋友兼战友吕赤、对得起战友们对他的谅解和信任。陈伯钧全身心地投入中国革命斗争的洪流，最终凭着赫赫战功成长为我军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根据地建立后，湘赣边界的革命之火越烧越旺。宁冈的土豪劣绅如坐针毡，几十人联名向省府告状，说“袁文才勾结共党匪首毛泽东，欲在井冈山地面图复共产革命”，请求政府“进兵剿灭之”。     
        
       江西国民党政府闻之大惊，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更是为之寝食不安，遂委任张开阳为宁冈县县长，令其从速查实“共匪毛部”在宁冈的情形，以决定是否发兵“进剿”。
        
       袁文才、龙超清得知张开阳到任的消息，心里非常着急：大部队现在在遂川，而革命军的伤病员和后勤机关人员仍然在茅坪，若敌军进攻，刚刚成立不久的医院和留守处就有被彻底破坏的危险。
        
       此时，遂川土豪劣绅也向省政府联名告状，说“毛匪”已赤化了遂川全县。
        
       于是，朱培德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1928年2月初，朱培德下令驻吉安的赣敌二十七师杨如轩部进攻根据地。
        
       杨如轩兵分两路朝根据地进犯，一路以八十一团和七十九团的一个营进攻万安、威逼遂川；另一路以七十九团的另一个营王国政营进攻宁冈县县城新城镇。
        
       面对敌人的“进剿”，在遂川发动群众的毛泽东选择避其锋芒，决定带领部队撤离遂川返回茨坪。
        
       进驻宁冈县城新城镇的王国政营到达新城后，马上就加固新城的城防，还和张开阳到处捉拿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烧毁群众的房屋。
        
       面对敌人的进攻，革命军决定端掉新城守敌，把敌人彻底赶出宁冈。
     
       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张子清、伍中豪等带领部队从遂川回到茅坪。

       当天晚上，前委召开第一团和第二团营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攻打新城的战斗。
     
       根据情报，敌人驻扎在新城按兵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