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由于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和分割“蚕食”，根据地被分割为泰西、运东、鲁西北、鲁西南、运西、沙区6大块，各大块又分为若干小块，我冀鲁豫根据地大大缩小。为打通上述各区和太行山联系，以及华东、华北、华中和延安的联系，中共冀鲁豫区委根据中共北方局关于建立秘密交通线路的指示，建立了濮(县)范(县) 观(城)中心交通总站和豫北4条秘密交通线，使党内文件和党的干部得以顺利安全通过日伪封锁区。至5月，中共冀鲁豫军区成立沙区工作团（后改为办事处，驻清、南、内、濮4县交界一带)，主要负责冀鲁豫边区通往太行山区的秘密交通线，王乐亭任主任。此交通线曾护送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贺龙等大批干部先后顺利通过平(北平)汉(汉口)封锁线，出色完成了通信联络、护送我过往干部的重要任务，受到115师首长的嘉奖。

       1942年2月，刘少奇奉中共中央指示赴延安参加七大。他从江苏阜宁县羊寨出发，历经艰险，9月上旬抵达冀鲁豫边区濮范观中心区。

       一天下午，刘少奇到达冀鲁豫军区驻地观城县红庙村。他不顾鞍马劳顿，甫一落座便向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区党委书记张霖之、行署主任晁哲甫询问根据地的情况。大家觉得他长途跋涉，一路风险，怕他过度劳累，就劝他休息一下。他笑着说：“你们在这里已经坚持好几年了，都不叫累，我走了几十里路，还是在重兵保护之下，累什么？不累！能见到你们可不容易啊！还是先谈谈吧。”

       杨得志进行了汇报，张霖之、晁哲甫有时补充几句。刘少奇边听边记。汇报完后，杨得志请刘少奇作指示。刘少奇说：“过去我没来过冀鲁豫，仅是从文件上了解一些情况，但很少，听了大家讲的，了解了一些，可是要我作指示不行，讲不出对你们有用的意见，晚上再谈谈，然后再讲好吗？”

       晚饭后，刘少奇又听取了边区领导对于几年来创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详细汇报。他仍然边听边记，时不时提出疑问，尤其详细地询问了根据地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汇报持续到深夜。听取汇报后，刘少奇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介绍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并针对冀鲁豫边区的情况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他说：“你们的工作还是很好的，还是很有起色的，到现在也没有被敌人挤垮挤走，群众还给你们饭吃，没有被饿死，还保持了华北与华中的地下交通联系，这是很大的成绩！对敌斗争要有战略眼光，不要轻易搞大兵团作战，要以政治瓦解为主，以争取为主。对敌斗争形势日益复杂、严峻，艰苦的局面还在后头，但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曙光就在眼前。从现在起，迅速将群众发动起来，如不迅速发动群众，不给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根据地就不能巩固，总有一天，敌人会把我们挤垮挤走。这里至今还没有认真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我们应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要依靠贫农、雇农、佃农这些基本群众，我们的干部和同志大多住在地主、富农家里，搞斗争容易脱离基本群众。要注意搞好统一战线，要注意斗争策略，但是不搞减租减息不行，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我们不能又想吃肉又怕肉腥！你们晓得不晓得这个道理？沙区、鲁西北灾荒严重，我们要关心群众疾苦，一定要搞好救灾，要搞好互助互救，生产自救，领导老百姓度荒。水东地区是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的枢纽，是我们进行反攻的战略要地，要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这是我的看法，情况你们比我清楚，请你们研究，看行不行。”

       为贯彻刘少奇的指示，冀鲁豫区党委检讨了既知道发动群众的重要，又患得患失怕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迅速抽调冀鲁豫党校、行政干校、陆军学校、民干校4个学校的干部、学员500多人组建了政民工作队，以濮县、范县为试点，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以减租减息、反黑地、改造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后来，在试点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运动在全区普遍开展起来，形成了“无村不运动，无村不斗争，处处点火，村村冒烟”的热烈局面。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为冀鲁豫边区度过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刘少奇在红庙住了10多天，对边区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调查和指导，对边区产生了深厚感情。日军“大扫荡”前夕，边区领导担心刘少奇的安全，劝他早日离开，他笑着说：“有你们在，还怕敌人把我吃了？我还想多住些日子，同你们一起反扫荡哩！”经再三劝说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红庙，经内黄沙区至太行区林县任村，后转赴延安。

       1942年9月27日(阴历八月十八日）拂晓，日军突然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濮范观一带进行空前规模的秋季 大“扫荡”。这是敌人一次早有计划、有准备的所谓‘肃正’扫荡，目的就是彻底摧毁我鲁西根据地。这个计划由日军冈村宁次指挥，土桥军司令亲自主持了由兵团长以下主要军官参加进行的图上战术、兵棋教育、现场指挥等研究工作。各参加作战的部队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对八路军战法训练。日军这次“扫荡”，妄图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采取了突然袭击战术。

       日军还估算了到冀鲁豫根据地的行程，规定了进攻时每个分队距离300至500米，注意了各分队之间的横向联系，各队控制若干预备队。此外，还编成了政治工作班和特务工作班，作为包围圈压缩后专门负责侦探的间谍部队。日本侵略军认为这是对八路军在大平原上善于四散逃跑所适用的特殊战法，妄想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党政机关一网打尽，将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举歼灭。        

       1942年9月27日拂晓，日军第三十二、五十九、三十五师团主力及骑兵第四旅团和纠集的17个县的伪军3万余人，出动坦克30余辆，汽车400余辆，飞机10余架，分兵8路突然合围濮范观中心区。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提前得到日伪军合围扫荡中心区的情报后，紧急指挥军区机关人员从颜村铺向外线转移，并于26日下午向南越过黄河故道，到达南华县（今属山东省）境内，脱离险境。教导第三旅、南进支队一部及回民支队的主力转移到外线，及时跳出敌合围圈。

       在反击日伪大‘扫荡’中，八路军许多英雄为国捐躯。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魏金三、教育、教导三旅民运科长陈伟、八团一连副连长王清山英勇牺牲。八团教育参谋长韩国栋在突围冲杀中身负重伤，宁死不当俘虏，烧毁皮包里的文件后，壮烈殉国！        

       由于根据地军民干部亲密无间，不少群众发扬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掩护了不少干部。日军冲入甘草堌堆村后，抓住村民陈光乾逼问八路军伤员藏在哪里，陈光乾为保护八路军及党政干部，宁死不屈，被日军扔入大火中，陈光乾爬出后又被扔进去，最后被活活烧死。王伯房之父为保护抗日人员被枪杀。陈广齐因不出卖抗日人员被日军反复灌凉水数次后冻死。八路军司务长胡克正和甘草堌堆村群众王性全在内的8人一起被捕，押往济南审问时，王性全不顾生命危险，一口咬定胡克正是他的弟弟，在家务农，挽救了胡克正的性命。        

       日伪军“扫荡”时，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后方医院四所驻在旧城、王庄、甘草堌堆。该所有干部、医生50人，轻重伤员百余人，所部和特重伤员驻甘草堌堆。1942年9月25日，当医院获悉日伪在附近县增兵，有所警惕，待发现敌情后，该所干部把重伤员隐蔽在村南边地瓜窖内，覆盖上薄土和秧叶，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轻伤员则化装成群众。

       29日晚，在八路军的保护下，该所干部、医生和伤员安全向西北转移到朝城县王观村。这次“扫荡”，由于他们机智隐蔽，虎口存身，“扫荡”过后受到领导表扬。

       这次“扫荡”中，边区地方机关学校，如边区文联抗大分校、陆军中学、筑先学院、财经学校等和成千上万的群众被围在旧城、张庄、甘草堌堆一带，在突围中，陆军中学教育处处长孙原甫牺牲。

       日军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清剿”的三天内，濮范军民也进行了顽强抵抗。

       范县县大队和政府机关约200人，当时驻一区葛口村。1942年9月27日上午10时左右，西部日军来临，范县县长成润率领县大队向东转移到七区，待发现北金堤和东部临黄堤已被敌人占领后，知道已陷入敌包围圈内。此时，只有暂时埋伏在距离临黄堤不远的一条路沟内，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听到正南旧城方向枪炮声密集，估计那里正进行战斗。便派一个战斗组，匍匐前进，接近临黄堤，进行侦察，证实堤上确实没有敌人时，遂率大队掩护县政府机关冲出包围圈，随着冲出去的还有几个区队和一些后方机关人员。傍晚进驻寿张县境内，当晚派侦察员侦察，当得知敌人撤离范县时，遂带领县区干部返回范县，帮助各区安抚群众和进行善后工作。

       范县县委书记王镜如，当时也住葛口村，敌人“扫荡”时，王镜如带领一部分同志往东转移，不久与葛口东部的独立旅一部相遇，与专署部分同志向东北找到日伪军的薄弱点，顺利地突出敌人的包围，到达寿张县莲花池一带，待敌人撤退后，即回到范县。

       在这次“大扫荡”中，濮县县长韩哲一率县政府工作人员和特务连及部分群众有千余人在李桥突围。韩哲一下令，部队跑步通过黄河河道，他率领一部分战士在后掩护。当时黄河改道后虽无水，却是沙滩，行路艰难，还未走到河中间，敌骑兵六七十人冲来，乱杀乱砍，战士们与日伪军展开了肉搏战，有部分战士牺牲，但也打死日军6名，俘战马三匹。

       在这次反“扫荡”中，根据地军民毙、伤、俘日伪军300余人，其中毙伤日军黄番中尉以下数十人，并缴获枪百余支。但地方机关、学校和群众却蒙受了日寇烧杀奸淫抢掠的严重灾难，是抗战8年中受到的一次大浩劫。党政军民伤亡279人、被俘116人、失散873人。地方干部伤亡失散552人，群众被抓壮丁600余人，伤亡1500余人，被俘近1000人。损失大车300多辆，牲畜近千头。房屋用具被焚烧，粮食牲畜被抢掠，妇女被糟蹋。日军对逃难群众像赶牲畜一样，青年人许多被抓当苦工……这次日军纠集伪军对范县中心区进行的“九·二七”大扫荡，是冀鲁豫边区8年抗战中损失最大的扫荡之一。

       在这次‘扫荡’中，战斗最激烈的是曾思玉指挥的甘草堌堆突围战，后来被称为‘铁壁突围’。

       1942年9月26日，时任冀鲁豫军区2分区教三旅政委的曾思玉带领七、八、九团的第一连和2个班长训练队，从郓城以北的石楼出发，黄昏前到达郓城北部的李楼，准备召开地方党政军负责人会议，研究布置秋季征粮工作。当日夜，情况突变，曾思玉发现敌情，并侦查得知日伪有“铁壁合围”企图，就率领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北过黄河故道，于黎明前迅速转移到甘草堌堆一带。

       27日上午7时左右，敌人向八路军猛扑过来。曾思玉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趁敌人合围圈未形成时，从东北寿张方向打出去。各连经过紧急动员，做好战斗准备。岂知，敌人又从西北方向压来，兵力更加雄厚。他们完全陷入了日伪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9月27日上午9时，敌军形成战略包围。曾思玉发现他们已陷入日军的四面合围之中。更为严重的是，还未及时转移的数千名群众，他们都聚集到曾思玉所率部队周围。

       敌人中午开始向着甘草堌堆一带村庄逼近，四面八方响起枪声，日军轰炸机一架一架不断俯冲扫射，疯狂地进行轰炸，敌人的坦克、汽车，步兵部、骑兵部等从四面八方过来。无数村落烟尘四起，炮火轰鸣，大小村庄均陷入极度混乱和恐怖之中。

       战士们看着生死与共的群众，没有眼泪和悲伤，只有愤怒的烈火充满胸膛，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持枪挺胸，愤怒地盯着敌人，誓与敌人决一死战。        

       为了尽快突破敌人的合围，曾思玉把所有部队集中起来统一指挥，一面保护群众，一面伺机突围。曾思玉冷静地观察、分析敌人“铁壁合围”的阵势：从敌人的第一线到战术纵深，均有红、黄、蓝、白、黑不同颜色的旗子，向合围地区移动，看来是敌军的主力。只发现甘草堌堆东北角距部队和群众千余米的地段，有日本的膏药旗和几面红色的小三角旗子停在那里。在敌人的纵深看不到其他旗子。对，这就是敌人的弱点，鬼子是一线式的部署，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大作文章。日军判断八路军不敢从黄河沙滩上突围，就要出其不意，坚决从这里打出去。

       曾思玉判明敌人的部署尚未调整就绪，决定动员部队突围。他果断地命令八团参谋长王晓带领该团第一连和班长训练队，沿着正南道沟，利用茵柳棵、大麻籽棵接近敌人，集中兵力、火力，发挥刺刀手榴弹的近战威力，采取突然动作，向甘草堌堆东北方向的敌人实施猛烈冲击，坚决突破这个缺口。又命令七团第一连和班长训练队及九团一连的一个排，组织轻机枪手和特别射手，利用道沟、道沿就地射击，用准确的火力，压制甘草堌堆东北角茵柳棵下的敌人，保障突围成功。

       当挖工事的日军发觉八路军的意图，立刻用机枪、投掷筒一齐猛烈射击。经过激烈的厮杀，第一次突围没有成功，一连副连长王清山英勇牺牲。情况越来越危急，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大家万众一心，一点也不惊慌。

       此时，敌人的纵深炮火向军民准备突围的方向猛烈轰击，企图阻止八路军突围。看到如此情景，曾思玉下定了死里求生的决心，当即给各连下达了战斗命令：同志们，第一次突破没有奏效，现在情况万分危急。每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要起模范作用，全体同志要拿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来。俗话说，‘一人拼命，十人难挡’，我们要有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坚强信心，部队迅速做好冲锋准备，炊事员丢掉油盐桶，拿起扁担、铁铲同鬼子拼命！我们要把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从日本法西斯的屠杀下挽救出来。所有部队要利用道沟就地展开，各连的轻机枪集中起来，射手挂皮带射击，步枪上刺刀，手榴弹一律打开盖子。听冲锋号，所有轻机枪、步枪、掷弹筒对准鬼子那面膏药旗，在六百米宽的地段内，向茵柳棵下的鬼子一起开火！四个连同时展开战斗队形，冲锋时喊杀要像猛虎下山一样地冲出去，只许向前，不准后退！一起向黄河南岸杨集、李集方向突围！现在，你们马上回去，准备好了向我报告。”接着，曾思玉问同志们：“听清楚了没有？”大家响亮地齐声回答：“听清楚了，我们都是英雄汉，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各连回去后，火速做了动员准备。干部们选择了冲击道路，战士们整好了枪支弹药，随时等待着最后的冲击命令。

       十几分钟后，曾思玉让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随着激越悠扬的冲锋号声，轻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怒吼，势如暴风骤雨。部队跳出道沟，如猛虎下山一般，一举突破了鬼子的阻击阵地，对面敌人的枪炮霎时变成了哑巴。英雄们霹雳般的喊杀声，威震敌胆，更加鼓舞了军民的斗志。经过20多分钟的冲杀，敌人的火力被完全压制住了。敌人苦心经营的所谓“铁壁合围”被八路军英勇的部队冲开了一个近千米的大缺口，军民胜利突围！

       在冲击过程中，跟战士们一道战斗的曾思玉，此刻也翻身上马，在骑兵班的警卫下冲了出去，千千万万的群众，拖儿带女，随在部队后边，踩着敌人的尸体也拥出了合围圈。突围军民迅速向南转移，奔向黄河故道。

       就在部队继续向着甘草固堆南面的黄河故道突围而去、曾思玉随部队抵达甘草固堆村东时，忽然发现东北角上有敌人的骑兵向八路军及突围群众冲来，企图拦截突围部队。面对这个严重的威胁，曾思玉指着东北方向打着黑旗子的鬼子骑兵对骑兵班班长朱校治说：“敌人的骑兵企图拦截我们的突围部队，你们骑兵班去迎头阻击敌人。”他又指着离突围方向左侧几里远的一个小村庄说：“你看到那个村子了吗？你们先占领那个小村庄，然后一些人隐蔽在村南面，其余的人疏散在村北道沟里，对准向南来的鬼子骑兵，迎头猛烈地射击，阻击迟滞敌人的行动，争取时间，掩护部队和群众突围。我们成千上万的军民生命就看骑兵班的拿手戏啦！”

       英雄的骑兵班风驰电掣般地飞快到达指定位置，他们奋勇当先一阵射击，以果断的行动打得鬼子骑兵乱了阵脚。此时，突围的先头部队和一部分群众，已经抵达了黄河故道的沙滩上。天色渐晚，部队比较顺利地穿过黄河故道，于黄昏时到达了预定的集合地点——大水里村。部队稍作休息后立即向目的地寿张、张秋方向找部队归建。

       甘草固堆突围一战，粉碎了敌人的迷梦，不仅歼灭了日寇一个中队100余人，而且大大提高了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与抗战热情，进一步巩固加强了军民的血肉关系。同时，通过这次实战，积累了突破日寇的‘铁壁合围’的作战经验和教训。

       转至外线的八路军主力与各游击队紧密配合，奋力打击敌人，经过18天的浴血奋战，毙伤俘虏日、伪军300人，缴获步枪百余支，打破了敌人的“铁壁合围”。

       10月中旬，日军在“扫荡”中心区后，转而对泰西、运东、直南、豫北进行分区性的轮回“扫荡”和清剿。

       10月28日，115师教导二旅一部和教七旅在曹县南部的崔坝对进犯我鲁西南地区的顽军苏鲁豫挺进十三纵队孙性斋部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并乘胜扩大了鲁西南根据地，基本打通了与水东地区（黄泛区以东的河南杞县、睢县、太康、通许一带）的联系。

       10月20日，北方局再次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指示》，集中阐述了3个问题，一是对边区形势和过去工作的估计，二是关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三是对日、伪、顽、匪、会门斗争的原则，同时决定湖西及豫皖苏、水东区划归冀鲁豫边区领导，调原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冀鲁豫边区党委决定湖西地区为冀鲁豫六地委，湖西专署改称晋冀鲁豫边区第21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1月，日军和伪军联合对濮范观中心区武联防一带开展大“扫荡”。联防区民兵集合一处，在杜家村西头埋伏，待日伪军走到村边时，武联防民兵迎头痛击。敌人突遭袭击，溃不成军，经过7分钟的激烈战斗，敌人扔下几具尸体，匆忙退去。

       12月下旬，日伪军1万多人对10月份划归冀鲁豫边区的湖西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荡”。我115师教四旅与地方干部千余人突出重围，湖西区专员李贞乾、教四旅十团团长肖明灯在战斗中牺牲。

       1942年除夕，柴庄、吕村、东节村、枣科等据点敌人同时出动，妄图乘联防区里忙于春节，疏于防范，搞突然袭击。哪知距村半里时，踩响了地雷。联防区民兵迅速出击，一时土炮、步枪一起向敌射击，敌见联防区军民有准备，仓皇逃回据点。不久，200余伪军猛扑联防区中间张庄集，在联防大队统一指挥下，张庄集民兵利用村中有利地形坚守，其余5村民兵四面出击，向敌两翼及侧后实施袭扰，敌见处于四面挨打局面，又匆匆收兵。

       敌人“扫荡”后，即以曹马集为中心安设据点30多个，“蚕食”湖西根据地，湖西的基本区被敌占据近一半。由于敌人的连续“扫荡”和“蚕食”、封锁、分割，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格子网”，尤以泰西、湖西最为严重。整个冀鲁豫边区被敌分割为六块，即泰西、郓东一块，鲁西北一块，濮（县）范（县）观（城县）一块，沙区一块，鲁西南一块，湖西一块，与敌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我机动回旋的地区大为缩小，经济资源供应大大缩减，军民衣食及军需用品极端缺乏，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据1942年底统计（不包含湖西），全边区有日伪军据点和碉堡1098个，有日军6300人、伪军6万多人。此时，根据地中心区被敌包围，大部分地区变为游击区。边区军民在严峻的局势下艰难地斗争着。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24次万人以上、122次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大“扫荡”。每次“扫荡”都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遭到严重破坏，总面积和武装力量迅速减少。

       为扭转局面，渡过难关，中共中央提出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身体力行，在努力改善生存条件、减轻群众负担的同时，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更加激烈的斗争。

       1942年11月至12月，黄敬主持召开了边区高干会议。他根据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结合自己调查研究的认识，作了题为《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认为，边区的特点，是处于接合部，处在日、伪、顽、会、匪的夹击之中；边区工作的问题，是没有下大气力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对基层政权的改造重视不够；边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抓紧目前短暂时机，进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同时开展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工作，折散伪、顽、会、匪与日军的联合，尽可能缓和其对我们的关系，保存与积蓄力量，为反攻与建国完成一切应有的准备；边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使群众从关心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武装斗争；边区工作的又一重要任务，是坚决改造区、村政权，进行初步的财政经济建设；边区军事斗争和武装工作的方针，是开展高度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行敌进我进，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边区对日、伪、顽、会门、土匪斗争的策略，是从坚持长期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这两点出发，拆散他们的联合。

       黄敬提出的扭转边区困难局势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策略，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从而统一和提高了边区党的思想认识水平。这次边区高干会议，标志着党组织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是对建设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根据地建设思想的一次质的飞跃。　　

       高干会议中，苏振华作了《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的报告，将小部队建设提到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高干会议结束时，作出了实现边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决定：（一）实行党的统一领导，撤销各部队中的军政委员会，由区党委、地委、县委书记兼任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二）调整区党委、军区、行署领导班子。区党委常务委员由黄敬、张霖之、张玺、苏振华、崔田民、信锡华6人组成，执行委员由段君毅、张承先、刘晏春、杨得志、阎揆要5人组成，黄敬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张霖之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晏春任民运部长；杨得志任军区司令员，黄敬兼任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晃哲甫任行署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任副主任。（三）加强地委一级的领导。调张玺任直南豫北地委书记，段君毅任运西地委书记，张承先任鲁西南地委书记。（四）实行正规军地方化，取消旅的番号，统一于军区建制。（五）彻底实行精兵简政。

       上述决定的实施，较好地适应了根据地被敌严重分割、日益缩小的形势和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需要，有力地保证了高干会议确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策略的实行。

     高干会议之后，全边区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坚持和恢复抗日根据地。冀鲁豫军区派遣142支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和接敌区，广泛开展反“蚕食”斗争，恢复与建立游击根据地;加强民兵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大力开展日、伪军工作，加强建设地下交通线。

       区党委紧紧抓住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动群众这一中心工作。首先在运西中心区的范县、濮县进行试点，继之在全边区推开，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反贪污、查黑地、改造区村政权的群众运动。

       区党委、行署开展了与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同等重要的生产自救和财政经济建设工作。进入1942年，边区经过5个年头的战争，物质基础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加之持续出现的干旱，造成了严重的灾荒。为了生存，为了抗战，全边区开展了以生产自救为基本方针的救灾运动。与此同时，发展公私贸易，开展对敌、对顽的贸易和货币斗争，整理财政经济，增加收入，节约开支。

       到1943年上半年，冀鲁豫根据地形势好转，老天也“帮忙”，接连降了几场透雨，旱情基本解除，农作物长势良好。麦收过后，冀鲁豫边区的灾情得到了扭转，征粮任务超过了原定计划。灾后几十万灾民稳定下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也大大发展。部队不但从日军手中夺回了1100多个村子，改造了村政权，而且还发展了77个民兵联防区、22万余人的人民武装，军民情绪空前高涨。

       当时，冀南军区在敌人的严重摧残和自然灾害的袭击下，处于最艰难困苦的时期，饥荒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杨得志派部队把几万斤粮食秘密运送到冀南地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治委员宋任穷看见满满十几大车粮食，非常高兴。他们含着感激的泪花，再三嘱咐带队的同志捎话给杨得志和黄敬，“表示万分感谢”。说这是“雪中送炭”、“危中救急”。过后又发来电报，再三致谢，说冀鲁豫送的几万斤粮食真是救命粮啊！

       可杨得志却感到很惭愧。“这几万斤粮食，对冀南几十万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来说，太少了！太少了！”短短的几句话，道出了将军广阔的胸怀和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