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人生楷模周恩来》一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得知：在我党历史上，周恩来曾三次谦让于毛泽东，一次次把毛泽东推上党的重要领导岗位乃至最高领导位置。这种领导对被领导的谦让，实质是让贤、荐贤。周恩来的大写人格，永远都是一部读不完的经典，其中他对毛泽东“三次谦让”的故事，就被人们传为美谈。

　　1927年11月，中央作出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毛泽东一度在党内沦为“民主人士”。1929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毛泽东对来信的批评和决定提出抗辩，并强调在当前形势下，朱、毛不宜远离部队。看罢毛泽东的来信，周恩来立即意识到“二月来信”的诸多不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同意朱、毛不离开红军。由此，毛泽东得以恢复军权。

　　1931年初，周恩来因受王明排挤，被贬到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到达瑞金后，周恩来毫无顾忌地首先去看望刚刚受到“高强度”批判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苏区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剥夺了。周恩来在带兵啃不动赣州城这块“铁骨头”时，专门派项英去请称病“休闲”的毛泽东“下山”，并一再恳请中央局考虑前方意见，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强调“有泽东在，可能指挥有宜”。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勉强被恢复了职务。

　　长征途中，周恩来三次在三个层次、三个会议上将毛泽东推上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前两次是为遵义会议作准备的，遵义会议是这两次会议的必然结果，都是出于周恩来的良苦用心。1935年1月7日，红军召开中共一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决定。遵义会议后，鉴于集体讨论作战部署不能适应当时变幻莫测的军事形势，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这意味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地位从此颠倒过来了，毛泽东不再是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帮助者，而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

　　周恩来的“三次谦让”，使得毛泽东在革命征途中得以跨越和施展其雄才大略，成为全党、全军，后来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维护毛泽东、推举毛泽东，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和谦让，不是消极的闪避和撂挑子，而是一种积极的协助与扶持。毛泽东曾多次说起“自己的这位战友、这位同志，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他身上有一种像纯玉一般、像水晶一般晶莹的品质”。透过毛泽东这句肺腑之言，我们无不为周恩来的顾全大局、大公无私和高风亮节所感动，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境界，也将永远烙印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时时感染、激励、教育、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