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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无奈三忆西安事变
- 发布时间：2024/9/7 阅读次数：10 字体大小: 【小】 【中】【大】
（一）
从1946年到1956年，张学良在台湾井上温泉被囚禁了整整10年。这期间，张学良除了记日记，或有个别朋友来访偶尔写些诗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对于往事和家事，只留在记忆中，从不去回忆……
1956年12月12日将是西安事变20周年，蒋介石又想起了张学良，并于11月17日在台北召见了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刘乙光于20日回到井上，对张学良说：“蒋总统要你写一写西安事变时你同共产党勾结的经过。他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这天晚上，张学良反复追思，“真不知如何下笔”，一夜未能睡好。既然是奉命之作，张学良决定“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除了写家信，张学良很少写作，为了完成此“重任”，这一次他整整埋头写了10天。初稿先给刘乙光看，刘乙光看过说，蒋先生“认为缺乏事变后详细述说”，要求“写至离陕时为止”。张学良回答“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之详矣”。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如总统指示，余当详为述写一章。”
这是一篇必须完成的“命题作文”，尽管张学良曾“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回想，“但身在囚笼之中，又不得不写”。
刘乙光带着张学良的回忆文章去了台北，没想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了蒋经国。蒋经国交代要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所以刘又将原件带回让张学良补充。“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再三思量，已得写法，真而可讳也。”这是当时张学良烦恼心情的真实写照。12月17日刘乙光接到蒋经国通知，要他第二天到台北。他便催张学良赶快将信件写好交他。
（二）
12月20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说信件已呈蒋总统留阅。同时又带回蒋介石的另一“命题”，要张学良“作文”。他说，今天早上蒋总统把他召去，“交他一件郭增恺所写的西安事变感言，嘱张学良针对着他驳之，加入回忆文稿中。”刘乙光还转告了总统对张学良的表扬，说张学良对共产党认识已有进步，蒋总统甚感安慰，还说张学良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
听了总统的“表扬”，张学良却高兴不起来，一封信被再三地要求修改。“郭为何人，余已忘记，要把他插入，甚难写……”刘乙光却坚持要张增改信件并坐等，张学良只好“修改两小段，另写一封信和一驳文”。刘乙光第二天将信送去台北，24日回到井上。这天晚饭后，刘乙光来到张学良屋里，说是蒋总统亲手让他带来了“礼物”，一是《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二是民国四十六年日记本。刘乙光还传达了总统两句重要的话：“共产党必败”，“对反共抗俄他（张学良）有贡献处”。
这封上书蒋介石的信，按“上峰”的意见经几番修改，终于交到蒋介石手中。张学良借此机会，与刘乙光商量，希望他转告总统，给自己一个参加“国民党将官培训班”的机会。
（三）
刘乙光12月26日去台北，当天晚上9点即被总统召见。“问他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应允说好的。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乙光听了满心欢喜离去，计划27日早返回井上，可27日一早，尚未起床，又被通知总统召见。10点半到蒋介石官邸，“总统言，受训事，因恐外间之人有些不了解，贸然从事，万一引起误会，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我侮辱，反而坏事，须先有步趋。叫我先写一本书，把我的经历和抗日情绪及对共产党的观感，对外发表。变换外间观感，然后方可进行。”听过刘的叙述，张学良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情况。
张学良领教过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对此并不吃惊。他原想借“受训”之机离开井上温泉，但这一个月的“文字”之苦刚解脱，又要写书，因而心中十分难过，一夜未能成眠。写书对于军人出身的张学良来说，真是“赶鸭子上架”，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折磨，烦躁和怨气，终于使张学良脾气暴发。28日一早“脾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见张学良情绪失控，赵四只能婉言相劝。刘乙光见状不好，也苦苦劝说，才使张学良慢慢平静下来。
（四）
在张学良的桌上，摆放着一本深蓝色的日记本。这是1956年蒋介石让刘乙光从台北带回来给他的。蒋先生如何知道自己有记日记的习惯？为何送日记本？是否将来日记也要传阅？总之，从1957年开始，张学良的日记出现了两个版本。
张学良在这本日记本的首页上写道：“蒋总统亲手交与刘乙光转来者，毅庵谨志57年12月24日于清泉。奉命写一本《杂忆随感漫录》送呈阅。”按张学良的习惯，以往有事则记，无事就跳过去。而1957年的这本日记则每天皆录，“感言”甚多，有读报后的感想，有读王阳明书的体会；有些感言似乎是自勉，又似乎是准备给别人看的。
要完成蒋先生交代的“任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学良决定“专心写那一本小册子”。往事不堪回首，“查阅一些零碎文字，以为我的写作参考，使我十分伤感，真是不愿想这些过去的事。”张学良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写作，写着写着，有时就感慨万千。“回忆往事，真的不好受，尤其是关于他老人家的死难经过。现在大仇已报，就是我孝道不全耳，心有愧焉！”1月9日将“《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一章初稿写完，约8000字。”1月19日“《少年时代》已经写完未缮。这个星期一定要把其次一章写完，如能写两章更妙。”为了加快速度，旧历新年都过不踏实，“这个月的预期工作，未能如意完成，又循过年，荒废时光，心中总觉不太自在……须竭力写述，期将早日完成为是。”有时写着写着，“写到我父子情深，以及张辅忱对我之提携，不觉泪下，想当年年幼无知，今日报图无由矣！”想到自己到台湾都10年了，沉浸往事，故乡入梦……“客舍台湾已十霜，忧心日夜忆辽阳，何当共渡桑田水，痛饮黄龙践故乡。”豪情未减，英雄老去，春秋家国梦。
1957年4月12日，“蒋总统所命写述之件，已脱稿缮就，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写了整整4个月，期间，前列腺发炎和发烧……都未停笔。“此乃我从来没写这么多字的东西，虽然不完美满意，但我竭尽心力矣。”
（五）
刘乙光将《杂忆随感漫录》及张学良的信，送到台北交给了蒋经国。5月10日，刘乙光从台北又带回总统的意见：一是要张学良将《杂忆随感漫录》重新抄一遍；二是要求张学良将“去年12月17日上蒋总统西安事变的复函，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重新抄写一遍。并言“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刘乙光再三交待：“二事皆总统亲告彼者。”抄写这两份材料，张学良整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刘乙光将张学良的“反省录”交给蒋介石，总统说:“留下我研究研究。”并交待说准备将张学良迁至较近之处，但未言明地点，何日期。这份原本奉蒋介石之命张学良才撰写的西安事变经过，是作为私人信函交蒋介石的，现在被蒋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张学良亲手再次抄写了一遍。（这份材料后来流传外间，变为“西安事变忏悔录”。）蒋这么做的险恶用心，不言自明。
8月12日，蒋介石和蒋经国又给张学良布置任务，要他写《苏俄在中国》之读后感，并要把西安事变加进去，以便公开发表。《苏俄在中国》一书是蒋介石所著。
8月初，张学良发现自己痰中有血。照X光，看了内科和眼科大夫，幸无大碍。从8月14日至8月18日，张学良花5天时间写完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
这一连串的“奉命之作”，总算都交卷了。张学良身心俱疲想好好休息一下。
（六）
1957年10月24日，张学良和赵四离开井上温泉，重迁到高雄（1949年曾被秘密转移到高雄）。相较前次迁高雄，现在居住条件好多了，房屋宽敞，环境幽美，为20余年来最好的住所。
早在7月盛夏，张学良写完那些“文章”，就希望能见见蒋介石，他想为自己争取些自由，但这个努力如石沉大海。1958年8月2日，张学良在报上看见周鲸文的一篇谈话后，找刘乙光商量，想请刘乙光到蒋经国处探听一下蒋介石的意旨并“打算写一篇东西”，这是张学良第一次主动提出写迎合蒋介石的文章。刘乙光听罢自然高兴，说：“如果能写的话，那早就是蒋介石的意思，不必探询，他一定赞许的，只是蒋介石不愿意下命令而已。”
张学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蒋介石看到自己的思想已“有所改变”。这篇文章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警告世人》，交由刘乙光于28日送往了台北。蒋经国看完这篇文章后，召见刘乙光说，这篇文章他已看过，甚为感动，并送呈蒋介石了。张学良从不愿意写回忆文章到“主动请战”，在蒋经国看来是“大有进步”。经上报总统同意，不久张学良去台北医治眼疾。
蒋介石终于答应安排时间见张学良了。11月23日，刘乙光通知张学良，下午5点总统在大溪召见。3点一刻，蒋经国派车来接。4点多由蒋经国和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蒋张相见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落座后两人“相对小为沉默”。一晃20多年过去了，往事如烟，恩仇交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两人谈话仅半小时，大多是张学良讲述自己的想法，蒋介石仅简而答之，始终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等字句。张学良此时明白了，他恢复“自由”将遥遥无期！此后，他不再写回忆文章或“主动请战”了。1960年在宋美龄的帮助下，他迁到台北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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