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们的旗帜，东方的列宁、史太林，读书人的孔子，农民的及时雨，老太婆的观世音，孤儿的慈母，绝嗣者的爱儿，罪犯的赦书，逃亡者的通行证，教徒们的释迦牟尼、耶稣、漠罕默德。地主、买办、四大家族、洋大人的活无常……”

胡风的组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欢乐颂》，写成于“1949年11月11日夜10时半”，改定于“11月12日夜11时”，原载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全诗共400余行，占了第7版的半版。

据胡风回忆，《欢乐颂》发表后反响很大，“惊住了一切人”，最早的祝贺来自“共产党员诗人”王亚平。诗歌见报后的第三天，胡风便收到了王亚平的贺信，信中赞扬他“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胡风全集》，第6卷，第716页)

其实，胡风并不是1949年开国前后“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的诗人。

从全国范围考察，早于胡风“歌颂了毛泽东”的应该是聂绀弩。当年2月，聂绀弩在香港创作了一首题为《一九四九年在中国》的长诗，该诗收入诗集《元旦》，香港求实出版社1949年7月出版。全诗600余行，分为“比喻”、“我们”、“答谢”三章，“答谢”章的第三节题为“给毛泽东”。诗中吟咏道：

毛泽东，我们的旗帜，东方的列宁、史太林，读书人的孔子，农民的及时雨，老太婆的观世音，孤儿的慈母，绝嗣者的爱儿，罪犯的赦书，逃亡者的通行证，教徒们的释迦牟尼、耶稣、漠罕默德。地主、买办、四大家族、洋大人的活无常，旧世界的掘墓人和送葬人，新世界的创造者、领路人！……”

从《人民日报》副刊来进行考察，早于胡风“歌颂了毛泽东”的也还有徐放和王亚平等。

徐放的诗题为《新中国颂歌》，全诗约200行，载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第7版。诗中第4节歌颂了毛泽东，他写道：

“从此／中国亮了，／从此／世界的东方也亮了。／今天／中国是张灯结彩的中国，／世界是欢腾鼓舞的世界／……这是几千年，／这是近百年，／这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斗争的成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思想成果。／从今天，／在中国的历史上／要写着毛泽东，／在世界的历史上，／要写着毛泽东；／……”

王亚平的诗题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诗也约200行，载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副刊“星期文艺”。诗人吟咏道：

“敬礼吧！／面向掌握历史车轮的舵手———毛主席！／马列主义的实践者，／苦难人民的救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我们———全国的人民／用颠不倒、扑不灭的信心，／用山样高海样深的热爱，／迎接年青的中国！／迎接建设的年代！……”

写到这里，疑惑便产生了：王亚平明知他人及自己的颂歌都唱得比胡风更早，为何还要违心地祝贺胡风“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呢？看来，其中定有另外的原因。

鲁煤在《徐放其人其诗的悲壮历程》(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2期)一文中道出了其中的隐情。他写道：当时胡风“生活在重重困难之中”，徐放(时任《人民日报》文艺组编辑)“极其深切地关心胡风”，于是“他常常搞些‘说项’活动，建议一些理解和同情胡风的文艺界前辈去看望胡风，帮他排解寂寞心情。如1950年初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欢乐颂》发表后，徐放就曾打电话给亚平同志，请他借此鼓励胡风，而亚平果然写信给胡风，称赞他的诗，表示祝贺”。

原来，“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云云，全是出于徐放和王亚平善意的鼓励。

仅过了4个月，王亚平作《诗人的立场问题》(载1950年3月《文艺报》1卷12期)，批评胡风组诗第5乐章《又一个欢乐颂》。他摘引了诗中将毛泽东比拟为“一个初恋的少女”的一句，批评道：“把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即使来歌颂战斗，歌颂人民胜利，歌颂人民领袖，也难以歌颂得恰当。结果是歌颂得没有力量，歪曲了人民胜利的事实，把人民领袖比拟得十分不恰当。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它的效果总是不会好，而且是有害的。”

顺便说一句，胡风当年似乎没有注意到王亚平的这篇文章。1978年11月，尚在四川三监的他写了一篇题为《从实际出发》的材料，仍感念地提到王亚平祝贺他“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的往事，文中写道：“我对他坦白诚恳的为人态度很有好感。虽然抗战中期就认识了，但没有肯定过他的诗。我觉得感情和语言都一般化。但他对我友好，解放后更熟悉，对我的诗很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