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元帅生前曾多次到过湖南。其中，有3次经历颇不寻常：第一次是1938年遭遇“长沙大火”，第二次是1939年创建“南岳游干班”，第三次则是1969～1970年间“流放”湖南。

　　第一次：从长沙大火中脱险

　　1938年10月25日凌晨，叶剑英和周恩来率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乘卡车撤离。途经湖北应城、天门、沙市、公安到达湖南常德。27日，辗转抵达长沙。此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各部长官以及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部均已云集于此。长沙，一时取代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叶剑英到达长沙的当天晚上，就应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邀请，出席了该厅举办的时事座谈会，并作了题为《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新局势》的演讲。他从分析抗日战争的性质说起，列举中国抗战一年多来所取得的进步和日本遇到的困难，雄辩地指出：“15个多月以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进展，日本消耗增大，中国战斗力提高，国际援助增进。这三者贯串在一条坚持抗战的红线上。”  这一年，叶剑英刚刚41岁，正是一个军人最成熟、最富活力的黄金年代。讲台上，一身戎装、英俊威武的他意气风发，侃侃而谈。在谈到人人关心的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局势时，他充满信心地说：“抗战前途尚有许多的困难，但我们必须认定，这些困难一定要克服而且是可能克服的。我们必须在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抗战胜利的前途！”叶剑英的这篇演讲，高屋建瓴，气势如虹，强烈地感染与振奋了与会人员的情绪。

　　然而，走出会场，长沙城四处弥漫着的那种动荡不安的气氛，却令人备感压抑。此时，随着广州、武汉的先后失守，原配备在鄂南和湘鄂边境的兵力已迅速转移——湖南从抗战的后方变成了前线。湖南省府正依次分批迁往预定的战时省会——沅陵。蒋介石和一些军政大员们在此开了几天高级军事会议，检讨武汉作战中的教训之后，便匆匆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继续留在长沙，参加中共代表团各种会议，广泛接触湘省各界人士，商谈抗日救国事宜。

　　在此期间，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找到叶剑英，商谈湖南抗战问题。张、叶两人早在广州黄埔军校时就相识共事，抗战开始后，两人交往较多，私谊甚厚。谈话中，张治中表示：我自己决定不随省府西迁，而以主席兼保安司令、抗日自卫团总团长的名义，调派少数人员，组成军事性质的行署，准备随战局形势而机动地转移，并选定邵阳为比较固定的驻地，就近指导战区的政务，策动展开广泛的游击战。张治中向叶剑英提议，聘请他当省府的高级顾问，领导湖南全省打游击战。对此，叶剑英欣然允诺。

　　就在张、叶这次晤谈后不久的1938年11月12日上午9时，张治中接到蒋介石处发来的一份密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此前，他还接到蒋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虽然对“焦土抗战”计划心存顾虑，但军令如山，当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商讨具体办法，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由保安处协助执行。同时，他一再限令：“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

　　由于这是蒋介石的密令，张治中没有把焚城计划透露给周恩来、叶剑英。虽然他再三强调“要等到接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日军还远在几百公里之外，他的那些已成惊弓之鸟的部下“误信流言”，迫不及待地烧城了！

　　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上午，叶剑英和周恩来出席了第三厅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总理诞辰纪念大会，然后指挥八路军办事处同第三厅人员向湘潭县下摄司分批撤退，一直忙到深夜12点。送走李克农、童小鹏等最后一批同志后，叶剑英给张治中打了个电话，询问前线战情。张回答：国军仍坚守在汨罗防线，敌军没有过江。叶剑英听罢，便与周恩来商议，今晚好好睡上一觉，明天一早撤离长沙。

　　睡前，叶剑英照例检查了人员、车子的情况，见一切正常，才放心地上楼睡下。睡了没多久，长沙火起！这场大火是如此的突然，火势又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叶剑英多年之后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晚的种种细节。1982年3月25日，他对《叶剑英传》编写组的同志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办事处的楼上。为了防止有人偷汽车，就把汽车放在大门口，派个警卫员睡在汽车里头。没过多久，来了几个放火的人。他们砰砰砰地敲汽车，说：“他妈的，你们还不走，烧死罗！”警卫员邱南章起来一看，城内已是满天红光，马上咚咚咚跑到楼上来报告：“参谋长，参谋长，大火烧来了！”我一看，火都烧到我们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说着我走下了楼，到外面一看，满天红光，赶快跑回楼上找恩来同志，那时他是副主席。我说：“副主席！副主席！烧房子了！”他说：“那样惊慌干什么！”我们一起下楼来，出了大门，从一个巷子往外走。火已经快烧到巷子里来了，四面都是火。我们往城外方向跑，途中遇到三四个人，便问：到湘江走哪里？因为刚出火海，搞混了方向。有个人指着说：“到湘江往右边走。”我们沿着他指的方向，一直跑到湘江边，沿着江边一直走，走到天亮，长沙的大火还在烧，噼里啪啦的响。我们好容易脱离了火海，当天撤到了湘潭。

　　到了湘潭，他们与正在那里焦急等待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郭沫若和第三厅的工作人员陆续会合。遭此大劫，宛如生死重逢，大家都为周、叶从火海中幸而脱险而激动不已。

　　在湘潭，叶剑英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着手布置八路军办事处搬迁衡阳的准备工作。随后，他顾不上休息，又陪同周恩来乘卡车返回长沙，协助有关方面调查灾情，组织善后救灾工作。周恩来、叶剑英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了拨款救灾，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的办法，并要求惩办放火首犯，同时为张治中摆脱重压，作了一些解释工作。

　　事后，蒋介石从南岳赶到长沙，举行了军事会审。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3人被处死刑，张治中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第二次：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长沙大火”事件之后，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到衡阳。1939年2月，他奉中共中央之命，参与创办国民党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的一个创举。

　　早在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即将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汉与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1938年11月下旬，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向蒋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决定办游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战法。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研究后确定，派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主办游干班。

　　叶剑英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抽调李涛、边章伍等担任教官，并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准备工作。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蒋介石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余人前往南岳报到。训练班本部设在南岳圣经学校。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集体住在山脚下一处名为“桔盈圃”的庄园内。

　　1939年2月，训练班开学。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叶剑英借鉴当年他在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他还注意言传身教，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他还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成条幅，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

　　在训练班，叶剑英不仅负责筹划全盘教育工作，而且亲自讲授“游击战争概论”这门主课。其他几位教官负责讲授游击战术和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

　　叶剑英每星期讲课两次，听众很多，有时达二三千人。连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山赶来听课。当然，来听课的人动机并不相同。据沈醉回忆，戴笠听说叶剑英等在南岳讲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便设法派军统临澧特别班的两个副大队长到训练班工作、听课。当时来听课的，甚至还有南岳各寺庙的和尚。课堂容纳不下时，就在外面广场讲大课。叶剑英上课时通常穿那套褪了色的军装，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那精辟的见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风度，深深吸引住了所有在场的听众。当时国际新闻社的一位战地记者高咏在一篇通讯中这样描绘道：“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表上规定是二十小时，占全班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课两小时，总要发生学生提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一次上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簿上爬过。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个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

　　叶剑英不仅讲游击战，而且讲军民团结，讲坚持抗战的道理。有一次，他讲到军民关系，用鱼和水的关系说明进行游击战争必须要紧紧依靠群众，在敌后作战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群众。汤恩伯在旁听了，用手指着叶剑英对学员们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群众是鱼水关系。

　　叶剑英非常注重实践，为了锻炼学员在游击战争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的能力，他倡议各队利用节假日到乡间去，并且常常亲自带队前往，训练学员掌握实地宣传组织民众的方法，学习八路军的作风，密切与当地群众的联系。4月23日，他将在南岳游干班的工作情况写成一个报告，派人送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

　　南岳游干班第一期学员于5月15日毕业。在毕业典礼上，叶剑英讲话完毕，在一片掌声中带头高呼“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会场上群起呼应，喊声震撼南岳群山。学员们依依不舍，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纪念册，纷纷请求叶剑英题词留念。叶剑英挥笔给大家分别题写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词句，以资勉励。

　　南岳游干班的意义十分深远。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训练班）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的多，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

　　很多国民党军官在同叶剑英等接触后，才弄清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真相。学员当中有好些人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磨擦斗争中，持消极和中立态度，以至站到中共方面来。不少学员毕业以后，运用游击战术，活跃在各地抗日战场上，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更有些人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敌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在后来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写信或想办法派人与“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联系，有的还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门市部，秘密送情报、地图等，暗中建立联系。

　　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主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十分重要的一页。

　第三次：“流放”湖南

　　1969年10月，根据国内外的形势，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战备命令。10月17日，林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形式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及其家属被“战略疏散”到外地。

　　时年72岁的叶剑英也不例外，被“下放”到湖南。他去湖南只有两名工作人员随行，没有一个亲人同往。他这一次在湖南，历时10个月，辗转于长沙、岳阳、湘潭等地，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冷遇刁难，过着孤独、寂寞和疾病折磨的生活。

　　叶剑英到湖南之前，周恩来亲自给当地领导人交代说：叶剑英同志去湖南要搞些调查研究，尽量照顾好他的生活。但是林彪一伙却向军队系统交代：要和叶剑英保持距离。为此，湖南省领导人有的不敢打照面，有的装作不知，有的躲躲闪闪，更有个别人奉林彪一伙的旨意，暗中加以监视和迫害。但是，一些正直的领导和干部出于对开国元勋们的敬仰与爱戴，硬是不理那一套。他们在困难的境遇中，对叶剑英一如既往，关心备至，想方设法在生活上予以照顾。

　　叶剑英从干燥的北京突然来到阴冷潮湿的南方，很不适应，时常患感冒，并反复引起肺部感染。当地领导不重视，医院也没有好药，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体状况日渐衰弱。一天，当地领导决定让他从长沙搬到湘潭去住，并让工作人员通知他立即搬走。就在这时，叶剑英突然得知，因受他牵连被下放到某农场劳动改造的二儿子，在劳动中，不慎一只手被机器卷了进去，尚未脱离危险。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长沙进一步了解儿子的抢救情况，却没有获准。叶剑英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虽然心里不痛快，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蓉园”，转移到湘潭。

　　事后才知道，当时把他紧急从长沙迁往湘潭，是因为毛泽东来长沙要住在“蓉园”。叶剑英听到这个情况后很伤心，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事实确实如此。

　　这时，正值数九寒天，湘潭地区寒气逼人。叶剑英在湘潭下榻的宾馆，没有供暖设备。后来，还是一位好心的湖南领导知道这种情况后，立即与湘潭地区领导和有关工厂联系，几经周折，才派来工人检修宾馆的锅炉和暖气管道。纯朴善良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听说为叶帅修暖气设备，不辞辛苦，加班加点，很快解决了供暖问题。叶剑英从心里感受了工人兄弟和人民群众给自己送来的温暖。

　　叶剑英在湖南期间尽管遭受冷遇，而且体弱多病，但依然心系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他先后到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岳阳橡胶制品厂、榨糖厂、渔场、湘潭钢铁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的收入、生活情况。在那种情况下，他搞调查不仅有时受到冷遇，而且有时连交通工具也解决不了。他到岳阳橡胶厂，是坐铁路上的一节抢险车（车上没有座位）滑行过去的。下车后，要步行走过10多米宽的铺着碎石的多条铁轨的路基，然后还要步行数百米才能到达工厂。这对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其艰难之状可以想见。可是他到了工厂后，没有休息，就一个车间一个车间认真参观，对原料来源、价格、生产成本、产品质量等，都进行了很细致地了解。到了中午开饭时间，他执意要到职工食堂与工人们一起就餐，他边吃边问：工人的粮食定量是多少，菜的价格是多少……

　　叶剑英是“儒将”，一生手不释卷。在湖南期间也是如此。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学习英语，即使在病中也不放下书本。除读书外，每天还坚持看报纸和《参考消息》，他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亲自摘抄下来，按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分类整理。他从北京带去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他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渠道，也可以说是惟一的渠道。他每天总是按时收听国内外的新闻广播。

　　叶剑英在困难的境遇中，和他身边的同志相处甚好，经常说古谈今，启发他们读书明理，做一个有知识、有头脑、敢于坚持真理的革命战士。他胸怀宽阔，善于关心人、体贴人、谅解人。有时厨师做的饭菜不对口味，他吃不下或者吃得很少时，总是亲自或让服务员转告厨师说，不是菜烧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多吃不了，或者说胃口不好。每到一地，他都要亲自到厨房感谢厨师。

尽管这一时期的生活单调枯燥，但叶剑英很善于自我调剂。除了读书、看报、背诗外，经常在院子里散步，与工作人员打打乒乓球，自得其乐。心有所感时，则吟诗填词以明志。他曾改写唐代大诗人柳宗元的《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高楼出世翁，独赏湘潭雪。”  1970年端午节，叶剑英遥望汩罗江，凭吊屈原，心绪起伏，赋诗一首： 　　泽畔行吟放屈原， 　　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 　　一读骚经一肃然。 　　这无疑是叶剑英在逆境中的生活及心态之真实写照。 　　1970年7月6日，叶剑英接到中央通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从此，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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